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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它的酝酿为时已久。远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国内就有人狂热地鼓吹侵略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阴(1830—1859),即是其中有名的一个。他从狭隘自私的考虑出发,以邻为壑,积极主张侵略周围的国家。他在狱中著的《幽囚录》,露骨地鼓动日本“今宜急修武备,……谕琉球朝贡,会同各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攻之势”。又说:日本“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于朝鲜、满洲之地”。幕政改革派桥本左内(1834—1859)也叫嚷,如不兼并中国和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
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就着手实现吉田等人的遗愿。1876年6月,日本政府派大藏卿伊达宗城为全权代表、外务大丛柳原前光为副使来中国订约,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伊达提出凡别国在中国享受的各项侵略特权,日本都要一体均沽,遭到清政府断然拒绝。9月,中日订立《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体现了相互平等的原则精神,但伊达因为没有完成日本政府赋予他的使命,回国后即被免职。第二年,柳原来华要求对《修好条规》作多处修改,被李鸿章驳回,直到1873年外务卿副岛种臣来中国,才交换了《修好条规》的批准书。由此可见,日本与中国建交伊始就怀有险恶用心。副岛等人这次来华还负有秘密使命,柳原以上年琉球船民在台湾高山族居地遭风遇害为口实,到总理衙门纠缠,借机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清总署大臣毛放熙等严正指出:台湾、琉球“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驳斥了琉球属日的说法,但随后又说:杀人者为“生番”,“未便穷治”,“姑且置之化外”。日本抓住答辞中很不得体的“化外”二字,否定台湾高山族居地是中国领土,并以此为根据,谁备对台湾大兴问罪之师。
日本熊本镇台鹿儿岛驻军头目桦山资纪(后任台湾第一任总督)少佐得知琉球船民在台湾遭难的消息,赶到东京报告陆军大辅西乡从道,要求攻台。日本派他和水野遵(后任台湾第一任民政长官)等人到大陆和台湾进行侦察,窥探虚实。1874年4月,日本任命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率日军三千余人,在琅娇登陆,进攻台湾。清政府集调军队准备抵抗,日本侵台企图没有得逞。但在同年10月两国订立的《北京专条》中,清政府不但没有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反而肯定其出兵“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等于变相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土,助长了日本的扩张野心。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三年后又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由此,吉田侵略邻国的思想部分地成了现实。日本此后在朝鲜接连制造的壬午(1882)事变和甲申(1884)政变失败后,认为要夺取朝鲜,与中国迟早必出一战,于是积极从事对华作战的准备。
1886年,日本军部首脑、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派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中佐到中国作广泛调查,回国后,他提出了名为《讨伐清国策》的报告书,主张在1892年前完成对中国作战准备,以便伺机突然发起攻击。报告书的第三部分《善后处理》,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阴谋侵占、分裂中国领土的狂妄野心。它说:日本将来与中国缔结和约时,应将盛京盖州以南的辽东半岛、山东登州府、舟山群岛、台湾、澎湖以及长江两岸十里之地,直接并入日本版图。它还提出企图肢解中国的方案:将山海关以西,长城以南的直隶、山西、山东与黄河以北的河南省,江苏省黄河故道、镇江府、宝应湖、太湖,浙江省杭州、绍兴、宁波等府归日本,东北内(大)兴安岭以东、长城以北,单独立为一国,仍由清朝统治;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扶植明朝后裔立国,并使其割让长江以南的土地归日本;西藏、青海、天山南路,拥立达赖喇嘛,内外蒙古、甘肃省、准噶尔扶立当地各部首领,但他润部必须接受日本的监护,等等。当时日本羽毛未丰,实现这样庞大的侵华计划,当然力不从心,但后来日本的侵华罪行,在这个报告书里都有踪迹可寻,同吉田等人的扩张思想不无联系。
1889年,日本颁布帝国宪法,山县任第一届内阁首相,次年在帝国议会里首次发表施政方针,明目张胆地把朝鲜看作日本的利益线。池为了侵占中国的辽东半岛,极力主张扩军造舰,要求陆海军费应占年度预算支出的大部分。1891年,沙俄宣布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以便加强对远东的控制。山县等人认为这对日本在大陆进行扩张不利,力主在通车前,击败中国,夺取朝鲜,并加紧建造和向英法等国购买军舰。日本还把北洋舰队看作日本海军的假想敌,认为打败中国海军,夺得制海权是取胜的关键。为加速完成造舰计划,日皇睦仁从王室经费中拨出专款赞助,以示倡导。甲午战争前,日海军有大小军舰三十多艘,排水量近六万吨,陆军有七个师团,总人数七万五千余人,战时可扩充到二十三万人。面对日本的积极备战,中国却歌舞升平。清政府于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后,将一部分经费移作修建颐和园和三海工程费之用,供那拉氏享乐。1888年清政府停止购舰,1891年户部又奏准两年内停止购买枪炮、船舰、机器。中国海军的基础原比日本强些,但由于日本加紧购舰造船,中国却停滞倒退,终于被日本赶上,并且差距越拉越大,反而处于劣势。
伊藤博文于1892年8月上台组阁后,为了转移国内斗争的视线,走上了发动对外战争的道路。1894年5月,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这对日本政府来说,仿佛是“欲渡河而船来”,于是故意纠住不放,照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话说,“索性(借此机会)使两国(中、日)关系破裂,一变阴天,使降暴雨”,决意挑起对华战争。日本驻华盛顿公使建野乡三于7月7日对美国副国务卿说:“为了使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从国内现状不满中转移出来,我们宁愿反华战争”,真是一语道破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险恶用心。伊藤内阁就这样地同军部一起共同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