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前40年，以《日美和亲条约》为开端，日本德川幕府先后与英、俄、荷、法等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受到了严重损害。14年后，推翻幕府统治后的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德川时代遗留下来的这些不平等条约就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的起点，它充分展示出这个后发国家的鲜明特征。

如何尽快摆脱不平等条约，改变屈辱的国际地位，成为明治政权成立伊始就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日本究竟应该怎么办？确立什么样的国家目标？以什么方式去实现这个目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的狂潮中，日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以西方列强为样板、走强权之路、最终成为列强一员的发展目标。明治政府以天皇的名义发表施政纲领，明确宣告要“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武力“开道”，打开“国运”

但是，这个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后起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像英国那样成为全球性的殖民帝国，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以金钱开道，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势力。因此，在列强争夺世界的角逐中，赤手空拳的日本提出的口号和目标是“东洋霸主”，选择的方法和手段是“武力扩张”。

明治政权的核心人物山县有朋提出，要想实现“布国威于四方”的国家目标，日本唯一能够依靠的手段只有“兵力”。只有兵强了，国才会真正富起来。如果“富国”和“强兵”二者发生矛盾，要毫不犹豫地把强兵摆在首位。这种“要富国必先强兵”的观点在日本统治集团中占了上风，“武力扩张”被看作是弥补日本经济发展上先天不足的最好手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明治政权把武力扩张确定为国家发展的基本国策，企图以武力开道，砸碎不平等条约，打出“国威”，打开“国运”，实现其东洋霸主的美梦。

为了确保这一国策的贯彻落实，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在宪法体制建设中，把军权置于特殊地位。明治宪法在设计上将“军权”与“君权”直接连结在一起，使军权在权力层次内上升为一种至高无上和绝对的权力，一种高于议会、内阁、司法机构，且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特殊权力。这就是所谓“统率权独立”的原则，与之配套的还有“帷幄上奏权”，规定凡属军机军令之事，不需要经过内阁和议会，可以由军部直接上奏天皇，做出决定。这等于把国家命运攸关的战争机器放在了一个仅凭军人意愿就可以轻易启动的危险位置。

与特权地位相呼应的是，在政策层面上，军事预算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始终占有极高的比率，军事工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领头羊，扩军备战成为政府各部门都不敢怠慢的大事。

精心策划，剑指中国

那么，武力扩张的主要目标是哪里呢？是中国。中国自古以来就处于东亚文明的中心地位，且资源丰富，地理位置相邻。因此，打败中国不仅是成为东洋霸主的政治前提，而且是获取资源和市场的最佳选择。日本在修改1871年制定的第一个《国防方针》时，将假想敌正式确定为中国。把准备对华战争提上了日程。在战争的层级上，对华战争被定位为与世界大国同一量级的、以国力相赌的第一场大仗。为打赢这一仗，日本统治集团可谓高度重视，精心策划，长期准备，并分步骤实施。

首先，日本选定朝鲜作为对华作战、称霸东亚的切入点。回顾历史，无论是7世纪日本与唐朝之间的白村江战役（也称白江口战役），还是16世纪丰臣秀吉与明朝之间的壬辰战争，凡日本统治者对中国大陆的觊觎，无不是先从朝鲜半岛下手。变朝鲜为殖民地不仅是日本梦寐以求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朝鲜历史上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宗属关系，日本清楚地知道，朝鲜一旦有事，中国不会坐视不管，历史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从征服朝鲜入手，进而对华开战，成为日本环环相扣的一个整体战略构想。

1871年，日本先与清政府缔结了《日清修好条规》，取得了与中国平等的地位，从而获得了对朝交涉的有利地位。1875年9月，日本炮击朝鲜江华岛炮台。次年又仿效美国当年来日叩关的先例，派军舰强行敲开朝鲜大门，迫其订立不平等条约《日朝修好条规》，取得了单方面领事驻在权和领事裁判权。以后又进一步在朝鲜釜山、元山、仁川等地设置“居留地”。1882年更借朝鲜国内兵变之机，取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这是它首次取得在国外驻兵的权利，尽管这时连它自己还没有摆脱西方在其国内掠取的居留地权和驻兵权。

随着对朝殖民压榨的步步升级和清帝国忍耐度逐渐接近极限，日本的扩军备战也在加紧进行。1879年到1880年，日本军队不断派人深入中国各地，调查收集各类情报，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具体的对清作战计划。1880年12月，日本决定扩充陆海军，制定了8年扩军计划，包括建造5艘大舰、8艘中型舰、7艘小型舰和12艘水雷炮舰等。从造舰计划到军力配备、日常训练、能源储备等等，均以压倒清国北洋水师为标准。在主力舰吨位不及对手的情况下，为确保作战优势，日方还不惜在小舰上装载大炮，可谓费尽心机。为适应在中国东海和黄海作战，从1886年开始，日本在吴和佐世保两地修建军港。为方便在大陆作战，日军还进一步改革军制，将陆军的“镇台制”改为“师团制”，使陆军编制更适于进攻。在兵力配备上，除常备军外，还设立了同样数量的后备军，使可动员兵力成倍增长。

1887年，参谋本部调查人员完成了题为《清国征讨策案》的报告，报告不但对敌我形势作了详细的分析，拟订了具体的作战路线图，甚至连战争打赢后如何与清国谈判勒索，如何分割中国都有完备计划。1888年1月，时任监军的山县有朋参考上述方案，向内阁正式提交了长篇报告《军事意见》，明确了对中国开战的决心，并进一步强调要加紧战备。1893年4月，参谋本部再次派出间谍进入中国。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也前往中国和朝鲜，进行作战前的实地调查。参谋和谍报人员绘制了详细的军用地图，地图对中朝两国地形地貌描绘之准确令人吃惊。经过多年的策划和实施，到1893年年底前，对华战争已准备就绪。

制造口实，悍然开战

关于开战时机，日本决策层认为，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不出数年就要完工，到那时，从俄国首都出发，火车仅需10天左右就可到达黑龙江，届时将对日本实施战略计划构成巨大威胁，因此，必须抢在大铁路完工之前对华开战。日本的战备时间表也正是以此为参照拟定和执行的。现在既然已经完成战备，那么剩下的就是寻找一个开战的借口了。

关于开战借口，日本决策层认为，“朝鲜有事”就是最好的借口。既然只是一个借口，所以是否真有事并不重要。如果战备尚未完成，即使真有事也要压下去，作无事处理；如果战备已经完成，无事也要找事，否则时机不允许拖延。

1882年7月23日，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汉城爆发了大规模士兵反日运动，杀死了日本教官和警察，还袭击了日本公使馆。日本上层虽然也有人主张开战，但内阁会议反复研究，认为此时战备不足，不宜开战。所以这次尽管“有事”，也要做低调处理，签订一个条约了事，但逼迫朝鲜答应了日本有驻兵权。

1884年12月4日，朝鲜发生了“甲申政变”，这一次事情闹得更大，日本伤亡几十人。清政府为尽快恢复朝鲜秩序，派兵入朝。这时日本国内响起一片对清开战声。这一次虽然真是“朝鲜有事”，但日本当权者权衡再三，认为战备尚未完成，贸然开战没有把握，因此还是像上次一样，决定低调处理，只与清政府签订一个条约了事。不过，这次签订的《天津条约》中规定，将来朝鲜若有重大变乱事件，一国需要派兵时，必须先告知对方，事完之后要立即撤兵。

1894年，日本军事准备已经就绪。恰在这年春天，朝鲜出现东学党起义。日本统治集团决定利用这次“朝鲜有事”的机会，对清开战。岂料这次“有事”并没有闹大，动乱很快平息，清兵也未继续深入，而是敦促日方，既已无事，双方应尽快同时撤兵。但日本拒不撤兵。至此，日本的真实意图开始暴露。

6月27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传达训令“制造开战口实”，7月7日，时任枢密院议长的山县有朋写信给其部下第三师团长桂太郎说“现正在绞脑汁想办法……采取一切足以引起战端的手段”。日本最后想出的新借口是：要与清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日本预计清政府肯定不会答应，这样就能以此为由，对清开战。清政府果然拒绝。于是，7月23日，日本派出联合舰队，并下达开战密令。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突袭北洋舰队“济远”号、“广乙”号，并击沉运兵船“高升”号，不宣而战。

8月1日，日本天皇发布《宣战诏书》，说：“清国公然暗中干涉朝鲜内政……借口拯救属邦之难，出兵朝鲜……朕欲朝鲜避免祸乱，保持将来治安，以维持东洋全局之和平……清设置种种生乱之辞加以拒绝……事既至此，……不得不公然宣战。”明明是日本要寻衅出兵朝鲜，挑战中国，却反诬中国出兵干涉朝鲜内政，拒绝日本好意，而日本为东洋和平，不得不对清开战。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甲午一役，四大结果

作为贯彻国策的第一仗，甲午战争给日本带来了什么呢？至少带来了以下四个结果：

——转了身。这场战争使日本实现了历史性的角色转换。从背负不平等条约的被压迫被掠夺者，变成了压迫者和掠夺者；一边是终于完成了修改不平等条约，一边又把不平等条约强行转嫁给中国，取得了跻身帝国主义列强一员的“身份证”。

——发了财。战后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后第一次跨越式发展。一扫1873年以来一直持续的经济大萧条，出现了后期产业革命高潮。建立了金本位制，加入了国际货币金融体制，还获得了第一个海外殖民地——台湾。

——结了仇。沙俄牵头的“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不得不把已经到手的辽东半岛又退了回去，而沙俄却趁势强占中国东北，取日本而代之，对日本认定的“利益线”朝鲜也步步紧逼，势在必得。日俄关系终至形同水火，不可调和，两国都磨刀霍霍。十年后，日本挑起日俄战争。

——开了头。甲午战争之后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又趁火打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借机取代德国地位，扩大在华权益；七七事变后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妄图霸占中国；日本疯狂的武力扩张又激化了与美国等西方列强的矛盾，于是日本越打越大，越大越打，战争机器高速运转，直至挑起太平洋战争，陷入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