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飙以“国耻民辱、将士忠魂、君臣官民、思维文化”四个方面缅怀了在甲午战争中英勇殉国的烈士，也反思了为何中国会“大败于小”“多败于少”“强败于弱”“师败于生”。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甲午战争爆发。这场以中国惨败而告终的残酷战争，曾经把中华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也给中国人留下了永远的血泪教训。

120年来，每一个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和反思着这场战争。对于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书法家张飙来说，手中的笔和纸就是表达情感的最好方式。6月28日，张飙撰写并手书的长文《甲午一百二十年祭》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亮相，文中的一字一句都再一次让人们回顾那场惨烈的战争，重温那段悲壮的历史。

“捧一杯酒、捧一杯泪”

“120年后的今天，写下本文，权当捧一杯酒、捧一杯泪，祭奠当年为国捐躯的忠魂，祭奠当年被残杀的冤魂，祭奠当年所有为中国奋斗过的人们。”在《甲午一百二十年祭》一文的开篇，张飙这样写道。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年初，为了重新梳理和审视那段惨烈的历史，张飙开始搜集和查阅与战争相关的历史资料。在翻看了大量的史料之后，他感慨良多，于是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写就了这篇长达1.9万字的文章《甲午一百二十年祭》。

在这篇长文中，张飙以“国耻民辱、将士忠魂、君臣官民、思维文化”四个方面为主题，将翔实的历史事实和自己的思考感悟相结合，缅怀了在甲午战争中英勇殉国的烈士，也反思了为何中国会“大败于小”“多败于少”“强败于弱”“师败于生”。他认为，影响战争胜负的不仅有当时中日两国当权人物的作为，也在于两国不同的思维文化。

此后，从春节期间到5月，张飙又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甲午一百二十年祭》一文用书法形式表现出来，形成了由142条长卷组成的长72米、高2.4米的巨幅作品。文中部分内容也被单独列出写成了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包括《甲午殉国将士名录》等。这些作品共计220余件，一并出现在了此次的展览中。从6月28日到7月6日，观众将在这里重回历史、叩问真相。

在《甲午一百二十年祭》展览开始之前，书法家于曙光就已经听张飙读过这篇文章。他听完后感触颇深，于是又给张飙打电话要文稿来读。“读到其中一些段落的时候，我的眼泪都要下来了。”于曙光说道，“可以说，这篇文章就是一段历史教科书，张飙在对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军事史做了大量的文字考察之后写成了这篇文章，又用不同的书体和形式将其展现出来，气势恢宏，令人感动。”

“读史至此，直欲嚎啕大哭”

最开始在查阅史料和写作文章的过程中，张飙坦言自己“时常感到郁闷和纠结”，因为他想不明白为何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会败给日本？“187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7.2%，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军队有100万人，而日本军队只有24万人；我们有4.3亿人口，而日本只有6700万；我们有镇远舰、定远舰这样世界一流的军舰，中国北洋水师排名世界第六、亚洲第一。为什么最后我们还是输了？”张飙反问道。

但在把所有的历史事实梳理了一遍之后，张飙不得不承认“在那种情况下，中国是要输的”。“当时的日本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节省下资金来兴办海军，而慈禧太后却要挪用海军军费去修颐和园，我们怎么能不输？”张飙说道。

在撰写文章的过程中，有一个史实对张飙触动最大。那就是1894年9月17日大东沟海战前，日本军队比中国军队早半个小时发现了对方，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竟出在了中国军舰所烧的煤上。由于所用的煤质量较差，中国军舰冒出了浓烈的黑烟，早早就被对方发现。原来，军舰的煤由唐山开平煤矿供应，但煤矿负责人张翼并没有按规定供应优质煤，他将优质无烟的五槽煤在市场高价出售，用劣质的八槽煤应付北洋舰队，从中牟取暴利。“别小看这半小时。由于早发现了中国军队，日军各舰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士兵也用了餐。而北洋舰队的官兵因为晚发现对手，只能饿着肚子打了这场对中国历史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仗。”张飙说。

在写完这段历史后，张飙写道：“读史至此，直欲嚎啕大哭。”可见其愤慨与痛心。“甲午一战，我们不是败给了日本，而是败给了自己。”张飙说道，“所以，我们要纪念甲午，要重温这段历史，把这场战争时时刻刻记在心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中华书法是有灵魂的”

创作《甲午一百二十年祭》这幅作品，也让张飙对书法艺术有了新的感悟。“我们传承千年的中华书法艺术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是中华精神。”张飙说，“中华精神到底是什么，我现在说不清楚，但在写文章的过程中我却能时时感觉到。邓世昌在炮弹打完后向着敌人冲去的一刹那所体现出的大无畏精神就是中华精神；在平壤的守军左宝贵在战役的关键时刻，穿上朝服，带着顶戴花翎，在城楼上点炮让敌人看到，以激励自己的战士，最后壮烈牺牲，这就是中华精神；乡村教师闫世开被日本士兵抓到让他带路，他誓死不从，还用一大段话来斥责日本人，最后被残忍杀害，他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就是中华精神。所以，我觉得书法艺术也一定要有灵魂，一定要用中华精神来鼓舞我们的创作。”

对此，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书法家旭宇深表认同。他认为，中国文人自古就有一种爱国情结，从春秋战国时代屈原的《离骚》到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再到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都是如此。“在张飙这篇洋洋洒洒一万多字的文章中，我也看到了这样的情结，而这种爱国情怀正是书法艺术家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最根本的东西。”

在观看完展览后，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书法家、评论家黄君将其称为“具有典范意义的一次展览”。他认为，书法家首先是文人，而不是一个精于笔墨游戏的工匠。书法家应当将笔下的点画线条视为带有情感、思想和审美内涵的载体，不应该只在笔墨本身上面“打圈圈”。

“清代初期的石涛就说过"笔墨当随时代"，但当代的书法家似乎在整体意识上就没有很重视书法中的文化价值，也没有重视关注时代与心灵上的东西，但张飙就抓住了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个沉重而悲壮的主题。”黄君说道，“而且很重要的是，他在不同的内容上使用了不同的书体，将篆、隶、楷、行、草相结合，将中国书法笔墨展示的可能性发挥到了极致。比如，在写烈士名录时他就用了楷书，上面的名字用魏碑，下面的生平用行楷，这显示出了其对中国书法美学的良好把握。可以说，张飙的书法技巧已经升华为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