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说：“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精神状态决定的。”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的基因。一个民族兴衰，首先是精神的兴衰。

中日荣辱观差异决定战争胜败

武士道精神是大和民族之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重荣誉而知耻，以流血为荣，以流泪为耻。对于武士而言，他们视武士荣誉重于生命，倘若他们认为自己有辱领主的荣誉，就会自杀以谢罪。一言以蔽之，武士道就是为了荣誉看透死亡，而且是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不犹豫地死。要成为真正的武士，都得接受魔鬼般的训练，甚至野蛮的考验，磨炼出他们冷酷、忍耐、冒险的鲜明性格，这也成为日本的民族性格。他们只崇敬强者，从不怜悯弱者，这种“重荣誉而知耻”的精神已经深深植根于大和民族的血脉，影响着日本一代又一代人。

明治维新以来，西方先进的军事思想和武器装备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使日本军队成为世界近代史上最野蛮强悍的军队。正是凭借这支军队，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横行肆虐，“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不犹豫地死”，让对手无不瞠目结舌，也让一些对手精神崩塌，放弃抵抗。

培根曾言：“任何国家之所以伟大，主要在于是否有尚武的人种。”战国尚武，但自秦朝统一中国后，统治阶层极力推行符合其利益的思想文化，桎梏国民思想，国民重“内修文德”，轻“外治武功”，多讲明哲保身，莫谈国家政治，无一不颓损人之雄心，消磨人之豪气，使国民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戢戢如驯羊。梁启超说：“不数年遂使英颖之青年化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蔡锷则说：“中国之教育，在摧残青年之才力，使之将来足备一奴隶之资格。”

甲午战争之前，《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实际情况是“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水师最高指挥者丁汝昌，在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

甲午平壤之战结束后，日军在清理清军遗弃物品时，发现卫汝贵妻子给其的信：“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年事已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此信后来被日本作为败军亡国的反面教材警戒其国人。

北洋水师营务处总办罗丰禄也好不到哪儿去。生活在环境幽雅的天津紫竹林，没有在筹划战事上劳思费神，却利用自己在北洋水师统帅层的特殊地位，通过关系把侄子调离硝烟弥漫的前线。在战事紧要阶段给妻妾的信中，罗丰禄关心的几件事是：一旦撤换北洋大臣李鸿章，自己在官场上将失去后台；战争最好早日结束，中日最好早日议和；一旦和议成功，就会接妻妾子女回天津团聚。家比国大，只能看到家里那点蝇头小利，哪能有国家和民族担当？哪里又会有什么精神可言？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武士道“受命忘家忘亲”的精神。甲午战争期间，在中国腐朽的统治者仍在贪图享乐筹摆宴会之时，明治天皇在大本营亲自领导作战。牙山战后，天皇亲自谱写歌词：“我勇猛之兵士，踏过彼我之尸体，奋勇前进，那是牙山之本营。前进、再前进，凯歌三唱。”黄海海战后，天皇敕令嘉奖有功官兵，亲自为牺牲官兵举行祭奠仪式，还再次亲自谱写军歌《黄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义烈之战，大破敌之气势，使我国旗高照黄海之波涛。”时至今日，日本人仍不喜欢《红楼梦》，他们认为《红楼梦》过于家长里短，儿女情长，缠缠绵绵，不符合大和民风，而酷爱《三国演义》和关云长，能使他们陶醉于豪情壮志之中。

清军多讲明哲保身，与身家性命相比，气节轻如毫毛。中日甲午之战，从丰岛海战、成欢、牙山之战、平壤之战、黄海之战，到威海之战，清军少有与日军血战到底的气概，反而屡屡出现将帅先逃、士兵溃散之事。成欢、牙山之战，叶志超主力狂奔五百里逃过鸭绿江。黄海海战，“广甲”号管带吴敬荣临阵脱逃。旅顺保卫战，卫汝成、龚照玙、赵怀业、黄仕林率先逃跑不战自溃。最后至威海卫保卫战时，发展到一些人集体投降以图保一命。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请降……面对全军崩溃的局面，丁汝昌命令沉船，无人奉命，再命令舰船突围，也无人奉命。最后军士抽刀胁迫丁汝昌投降，丁汝昌自杀。丁汝昌自杀前给李鸿章发了份电报：“纵有舰沉人亡而后已的决心，但现今众心溃乱，已不能有所作为。”

旅顺大屠杀过后，日占领区内的民众，固然有舍生取义者，却极少，“更多人竟然以能在日军中找一份牵骡马差事为荣”。在甲午战争结束十多年后，女革命家秋瑾仍在喟叹：“忍看眼底无馀子（男儿），大好河山少主人。”日本占领东北期间，朝鲜义士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这样像样的个人反抗，却没有中国人进行过。

实际上，这种奇怪的现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1931年，日军策划“九一八”事变。日本兵力不足2万，中国东北军达20多万，结果3个月丢掉东三省。在日本人扶持的伪满政府中，伪满高级官员东北人有35人，占被统计人数的71%，奉系背景占82%。投降日军充当伪军头目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至1943年时即达58人之多。追随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人，并成了南京伪国民政府的基础。在抗日战争中，伪军人数达到118万之众，与侵华日军数量基本相等。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闻。

反观日本军人，一向以投降为耻，投降回去也要“谢罪”，名字不能列入靖国神社，家人享受不到抚恤，子孙几代人都会蒙羞。甲午战争平壤之战前，面对战场上的不利形势，日本枢密院院长兼出征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对军官们训示：“万一战局极端困难，也绝不为敌人所生擒，宁可清白一死，以示日本男儿之气节，保全日本男儿之名誉。”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中，日军宁死不屈者众，而投降人数极少。

平型关之战是林彪的得意之作，战前他反复给部队交代要抓些俘虏。战斗结束后，八里长的狭沟尸横累累，1000多日军战死，居然无一被俘。为了抓到俘虏，八路军付出惨重的代价。有一位营长背起一个半死不活的日本伤兵，准备送往急救站。半路上伤兵稍稍缓过劲来，一口咬掉了营长的耳朵。电影《太行山上》有个镜头，一位女战士发现躺着个日本伤兵，受了重伤，还在呻吟。女战士掏出纱布准备为他裹伤，那伤兵却扬手将刀刺进了女战士的胸口。战斗中的确有这样的真实事例。这么大的伏击战没有抓到一个俘虏，在我军战史上尚无先例，也让林彪惊诧。而这1000多日本兵都是些什么兵呢？这是一个辎重部队及其护卫部队。日本的后勤兵尚且如此，何况其主力。

中国知耻而后勇实现大变革

1894年的中国是一盘散沙，甲午一役让一部分优秀儿女知耻而后勇，在中国大地上拉开了最为剧烈、最为急促的大变革。启蒙、自强与救亡，汇聚成时代主旋律；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共产党成立、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历史鸿篇巨制次第展开。其中，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相继走上历史舞台，都以不同形式回答了甲午之耻。

孙中山知耻。1894年6月，时年28岁的孙中山，将八千余言的《上李傅相书》转呈李鸿章，直指器物层进不足以胜西洋。结果不被采纳。3个月后，黄海海战失败，孙中山愤然长叹：“知清政府积弊重重，无可救药，非彻底改造不足以救亡。”当年底，孙中山赴美成立兴中会，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呐喊。1911年，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古老的中国告别专制，走上共和之路。

毛泽东知耻。上世纪60年代，他谈到中印领土争端时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做李鸿章。”这个出生在甲午战争前一年的湖南人，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这一“甲午产儿”组织开始，带领中国人民走上精神崛起之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最终实现民族独立与阶级解放。究其一生，毛泽东从来不曾忘记甲午。年轮转过一甲子，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场。毛泽东以“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的胆魄，敢于同世界最强国交锋，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生生从鸭绿江畔赶回“三八线”。毛泽东知耻而后勇，洗刷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抗美援朝打出的精神高地让世人景仰，让对手从此害怕“毛泽东化”。这是毛泽东给中华民族留下的精神遗产，至今仍让我们享用。

邓小平知耻。在事关民族荣辱的原则问题上，从来不让步。1982年，面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愿把香港主权归还中国，邓小平断然作答：“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中国人穷是穷了点，但打起仗来不怕死！”那一刻，他一定想起了甲午战争带给中国人的耻辱！

在人类历史上，穷兵黩武的民族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但基本上是昙花一现，要么没落消亡，要么回归正途、涅槃重生。似乎，日本在二战中的惨败使武士道精神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千年形成的基因怎么可能轻易变种！看看今天日本政要和国民对靖国神社的顶礼膜拜，就知道武士道精神仍未消亡，也没有改邪归正，随时可能掀起西太平洋的惊涛骇浪。

中华民族的崛起是精神的崛起。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武士道精神是我们绕不过去的一道坎。武士道，服力而不服理，借用别人的力量战胜它，它仍然是心腹之患；只有用自己的力量彻底战胜它，才能真正臣服于你。怎么应对武士道？还是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那句话长中国人志气：“什么他娘的精锐，老子打的就是精锐；什么武士道，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就是要有点李云龙这种“亮剑”精神。

今天，中国人有些健忘，当年日本人杀中国人如羊，现在中国人以用日本货为荣。再健忘，有个反复出现的历史规律总得记住：每当中国经济繁荣，就引来日本的贪婪，这种贪婪从来没有因为中国忍让而适可而止、见好就收。武士道精神从来没有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这个传统。而今，日本海上自卫队兵不满6万，敢言“3小时结束下一场中日海战”。面对狂人狂言，精神懈怠的危险早在我们眼前，“太平官”“庸官”“昏官”“贪官”为数不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见怪不怪，一切都与甲午战争之前似曾相识。君可知耻否？（作者为军事谊文出版社副总编辑 王毅）

王毅　军事谊文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经济与社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先后出版理论研究《破解名企业DNA——中国企业软实力建设》，摘编《刘亚洲国家思考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