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一个初夏的早晨，往日平静的黄海海面上突然浓烟滚滚，一支庞大的龙旗飘扬的舰队正乘风破浪疾驶而来。在世界最先进的铁甲舰“定远号”的舰桥上，端坐着大清国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作为大清国海军事务会办大臣，他正在检阅着这支由21艘现代化军舰组成的，号称世界第九、亚洲第一的强大舰队。这位老人虽然已有71岁高龄，但却精神矍铄，正处在自己人生事业的巅峰时刻。从1861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算起，到今年，1894年，大清国的洋务运动已经开展了30多年。洋务运动，简单来说，就是对外开放——开辟通商口岸，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资本，对内改革——给军队装备现代化武器，建设军事和民用工业，等等。经过这30多年的洋务运动，大清国已经由当初内外交困、国将不国的窘迫局面一跃成为一个连西方列强都不敢小视的亚洲新兴力量。拿文人们的话来说，这叫“同光中兴”，不过这个词略显枯燥一些，还是那个刚刚写了封信给李中堂的叫孙文的小伙子说得生动，“比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举行”。这一切怎能不让李中堂志得意满，沉浸在即将实现祖宗基业伟大复兴的美梦之中呢？

然而，美梦实在醒得太快。仅仅两个月之后，朝鲜丰岛海域的一声炮响，就无情地摧毁了中堂大人一生的事业！在海上，北洋舰队一败丰岛，再败大东沟，最后全军覆没于威海。在陆上，淮军则先丢朝鲜，再丢辽东，又丢胶东，就差没丢京师了。最后李鸿章不得不以72岁高龄赴日本乞和，挨了一枪不说，最后还是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款2亿两白银。

甜美的梦为什么这么容易醒？其实直接原因并不神秘。经过120年的反思之后，每个中学生都会告诉你，这是因为洋务运动的改革不彻底，停留于表面，只做了些器物层面的改变，而对国家制度层面的深层次问题却一味回避。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进行了全面、彻底的资本主义改革，使得国家在整体上远远走在了大清的前面。

然而，很少有人会继续问下去——为什么中国的改革会不彻底呢？从李中堂本人的说法里，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自己曾经总结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乍一看，这跟前面中学生的回答差不多，但仔细一想，问题就来了。说这个话的，可不是个普通的中学生，而是堂堂大清改革开放的副总设计师啊。如果像李鸿章这样的国家领导人都可以以“裱糊匠”自居，不用为国家的前途负责，那还有几个人会为国家负责？中华民族还有什么前途与希望？

但其实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李鸿章会有这样的“裱糊匠”心态也不难理解。当他开始办洋务的时候，李中堂就已经是大清平定太平天国的“中兴名臣”，官居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肃毅伯了。对像李鸿章这样已经位极人臣的大员来说，改革不是他起家的事业（他是靠镇压太平天国发迹的），也不会给他带来多少新的利益（到甲午战争前，洋务运动顶峰时期，李鸿章的官爵也没有比洋务运动前大多少）。当李鸿章走上洋务运动之路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不再需要更多的功业，而只是需要维护自己已有的功业和利益。当然，这并不妨碍他采取一些简单易行的改革措施，例如办个学堂、买艘军舰、建个兵工厂之类，因为李鸿章明白，大清这间房子已经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如果连这些“东补西贴”的裱糊匠工作都不做的话，不需要什么大风雨，房子自己就塌了，那时候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他这个中堂大人还怎么做下去？然而，一旦“纸片糊裱”成了“一间净室”，看起来能过得去了，这些既得利益者们的改革动力就会急剧减退，正好此时改革又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得过且过的做法自然会成为洋务派的首选——能应付过去就行了，深化改革有什么必要？只会得罪更多的人，说不定哪一天还会改到了自己的头上。不如就此打住，再顺便塞点自己的私货为好。

事实上，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败因，很多都可以直接追溯到这种既得利益者的心态上。

例如，中国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国内派系林立，军权不统一，国家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和动员，南洋水师不救北洋舰队，淮军湘军如同陌路。而日本则早在1878年就建立了参谋本部，实现了军政、军令的统一。甲午战前，日本对舰队连续进行了两次改编，将警备舰队改为西海舰队，又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整个过程如臂使指，没有任何障碍。以至于梁启超评论李鸿章是“以一人敌一国”，李鸿章自己也抱怨“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的确，对于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而言，军政、军令的统一是最起码的要求。这是任何一个改革者都不应该忽视的事情，然而却偏偏被大清的改革者们遗忘了。可是，这又该怨谁呢？要知道，当年朝廷曾经有过建立统一的外海舰队的设想。可由于这支舰队没有打算放在李鸿章的北洋，而是放在了南洋，就遭到了李鸿章的反对，要求三洋分别各建海军。李鸿章这种自私自利的表现还不止如此，1879年，北洋筹到了百余万两银子，准备买铁甲舰。可是一听说这艘铁甲舰可能被划拨给南洋水师，李鸿章宁可放弃先进的铁甲舰，改买过时的快碰船，也不愿让南洋占到光。对于北洋海军这支急需专业化人才来掌控的现代化舰队，李鸿章却偏偏派了个对现代科学技术和海军一窍不通的外行丁汝昌来做提督，为什么？还不是自己家的东西要派自己人来看着么（丁汝昌是李鸿章淮军旧部）。既然视军队如私产，那自然就不愿意拿给别人用了，因此1885年中法战争的时候，恰恰是李鸿章借口“北洋仅有快碰船二艘略可行海，实太单薄……勿论无大帮兵轮可派，即有船而无将帅，岂能用命济事”而不愿派军舰支援福建水师。有这样的前科，李鸿章还好意思抱怨南洋水师不来支援他？正是由于一个个心里怀着这样的小九九，李鸿章们开展改革多年，也没有实现中国军队的统一。事实上，对李鸿章个人而言，这也不完全是件坏事。甲午战争期间，朝廷曾经一度想撤换指挥不力的李鸿章，但深感淮军难驭，只得决定暂时不动他。李鸿章多年的苦心终于得到了一定的回报，可是国家因此得到的又是什么呢？

北洋海军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失败原因是经费不足。自北洋海军1888年成军之后，由于经费不足，未添购一舰，只调拨了一艘国产的“平远号”巡洋舰。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北洋海军的军费甚至窘迫到了连为现有的军舰增添21门快炮的61万两银子都掏不起的地步，只能先购买一半。而与此同时的日本却“节省经费，岁添巨舰”，终于后来居上，实力超过了北洋海军。这个问题本身当然是客观存在的，李鸿章为了北洋海军的经费费了不少精力也不假，然而，李鸿章真的是把最大的精力都放在了国防现代化建设上了吗？其实，就在李鸿章“找不到”钱来加强北洋海军的同时，他却颇能为老佛爷的园林修建工程找来钱。修三海工程，海军挪借了437万两，修颐和园，直接挪用了海军750万两，除此之外，甚至李鸿章还牵头联合各地督抚，私下又为老佛爷报效了260万两。显而易见，虽然李鸿章是想把北洋海军建好的，但同时他更想讨好领导以保全自己的顶子。当大厦将倾的时候，他会倾向于前者，例如20年前，1874年，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刚平息不久，西北的战事仍在如火如荼之时，恭亲王等十重臣公开反对慈禧为了40大寿修圆明园，要求用这些经费来加强国防，李鸿章还嫌他们不够硬。而到了1894年，房子仿佛已经裱糊成“一间净室”的时候，他心里的天平就倾向于后者了，成了老佛爷60大寿献礼项目颐和园工程的大赞助商。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就没有这样的既得利益者心态。这其实也很好理解。1865年，当42岁的“中兴名臣”李鸿章建立江南制造局时，明治维新的三杰——30多岁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和木户孝允都只不过是偏居日本西南一隅的地方政权中的小小藩士，而在甲午战争中成为李鸿章对手的伊藤博文则资历更嫩，还只是个25岁的小毛头，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比功业、比资历、比势力，这些人都远远比不上李鸿章。虽然这些人在倒幕运动中崭露头角，成为明治政府的新贵，但明治政府与幕府之间不到一年（除了在北海道的少许残余战斗外）的戊辰战争规模十分有限，谈不上什么大功业，也没法给这些年轻藩士们带来多少势力和利益。如果不能找到新的事业来证明自己，这帮暴发户们的地位仍然是岌岌可危的。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功业，所以他们必须要以改革为功业；正是因为这些人还没有自己的势力和既得利益，所以他们在改革时才能够毫无牵挂，勇往直前。对李鸿章们来说，改革只是自己功成名就后的锦上添花之笔，有固然好，没有问题也不大，而一旦有可能影响到自己既得利益的倾向，更是要赶紧刹车，悬崖勒马。而对伊藤博文们来说，改革则是自己的生命线，改革成则自己成，改革败则自己败。这两种不同心态的人搞改革会有什么差异，最后导致何种不同的结果，自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改革就要与所有既得利益的当权者为敌。除非不要改革要革命，否则这是极不明智的行为。戊戌变法中的维新派就是一个例子，康有为上来就先砸公务员们饭碗的行为和“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的狠话，把维新派几乎搞成了朝廷公敌。然而，改革可以而且应该争取既得利益者中立，甚至作为盟友，但不可能指望他们成为改革的依靠和中坚力量，毕竟，希望人们自己革自己的命是不现实的。改革需要依靠的是那些不受既得利益干扰，真正能够把自己的前途与命运同改革的成败、国家民族的兴衰捆绑在一起的新生力量。

拨开 120年的重重历史迷雾，跳出定远和镇远究竟有几颗爆破弹的技术争拗，应该依靠什么样的人来搞改革，可能才是甲午的历史给我们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