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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巨变始于甲午——甲午120年祭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4年07月24日第C01-02版 发布时间:2014-07-25 字体: 打印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4年07月24日第C01-02版
发布时间:2014-07-25 打印

甲午120年祭·开篇

 

巨变始于甲午

 

◎马勇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偷袭中国运兵船队

 

8月1日,中日两国政府宣战

 

1895年9月17日,中日海军黄海决战

 

2月12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

 

3月19日,签订《马关条约》割地

 

一百二十年前,1894年7月,中日两国为朝鲜前途发生了一场战争。翌年4月,两国在日本马关签订“讲和条约”,战争结束。由于这场战争发生的1894年为中国农历甲午年,因而历史上又习惯称这场战争为“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此前三十多年平和、不改变体制的学西方,至此终止,先前中国人自信不疑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历史陈迹。此后的中国,变法、维新、新政、宪政、共和、民主、社会主义,短短几十年,中国尝试了人类历史上几乎一切美好理想、体制。

 

中日两国表面上为朝鲜前途而战,其实质为两国发展道路的较量。十九世纪初叶,中日两国均受到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大潮冲击,西方先发国家竭尽全力向东方寻找商品、资本倾销地。长期以来,中国以农立国,重农抑商,对商品、资本有着一种本能警惕,担心商品、资本扰乱了中国社会。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不得不打开国门,因而中国学西方就带有某些不太情愿的意思,所谓“中体西用”,就是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用”,即坚船利炮,而不是“体”,不是制度。

 

中国的选择理论上说并无大错,“后发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在不改变政治架构前提下去模仿西方的工业化、现代化,可能更有效,毕竟传统政治架构垄断了全部资源,有力量去做自由资本主义不易进行的事。

 

实事求是说,中国利用“后发优势”学西方获得了极大成功,三十年时间,中国基本上恢复了两次战争造成的破坏。但是,中国没有及时调整发展方略,没有适时进行体制方面调整,比如甲午战后所实行的那些改革措施,因而“后发优势”渐渐演变成了“后发劣势”,经济增长、军事提升不是促进社会进步,构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反而让中国更愿意停留在原有体制轨道上,继续“天朝上国”的迷蒙。

 

日本的情形与中国相反。日本长时期为中国文明的学生,过往千年从中国文明中学了不少。日本鉴于中国的教训,在面对西方叩关要求自由通商时,没有选择战争,没有被打败再开放,而是通过谈判,达成妥协,1854年与西方和平通商。

 

又过了十几年,日本国内政治发生巨大变化,幕府统治结束,明治时代开始。明治维新不仅转身向西“脱亚入欧”,而且在国内政治上优先建构了一个合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体制,最大限度利用“后发优势”,全面模仿西方的工业化,尤其是西方的现代化。所谓“脱亚入欧”,就是在政治上与亚洲传统斩断,与欧美政治意识靠拢。由于日本没有将“体用”分成两橛,而是具有非常明晰的意识引领日本走向世界,因而日本对“后发优势”的领悟,远较中国深刻。

 

中日两国在甲午战前的分野,虽说只有短短几十年,但传统与现代印痕非常显眼。基于传统,再加上中国的增长,使中国不能继续容忍藩国的丢失,更不要说朝鲜在地缘上扼住了北京的咽喉;基于现代,日本不愿承认朝鲜为中国的藩属;又因为近邻,日本在1876年《江华条约》时,就明白否认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中日之间如果不能就朝鲜前途举行一次相互妥协、相互尊重的协商,一场战争定输赢,正像许多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势之必然。

 

对于中国来说,甲午战争的巨大悲伤凝结在《马关条约》中。朝鲜独立、割地、赔款,每一件都让中国人痛心不已。特别是台湾的割让,对中国人特别是台湾人所造成的心理伤害,至今无法痊愈。这确实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

 

痛定思痛。中国人并没有长久沉溺于甲午战败的悲情中,更没有一味指责日本及列强。中国文明的伟大在于“知耻而后勇”。更厉害的是,失败的中国转身向东,向打败自己的强敌,那个素来不被中国人瞧得起的“小日本”学习。假如细绎《马关条约》之后的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所谓“维新运动”的开启,其实就是“以日为师”。由此,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二十世纪中国巨变,其起始,无疑都可回溯至这场战争。

 

甲午战争已经离我们远去。悲情、幽怨,无助于历史进步。纪念甲午,就是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让悲剧不再。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适逢双甲子,北洋水师一战舰残骸神秘出水 定远舰残骸竟成日本“鬼屋” 镇远舰大锚被日本人尊为神灵 靖远舰船模从妈祖庙里流传

 

沉沙未久存血痕 海战残骸的不朽言说

 

北洋水师绝非仅仅是一支舰队,在更高的层面上,它是为中国打开近代化进程的阶梯。

 

北洋水师的出现,使中国有机会采用近代化的教育、体制和技术,使近代化改革走上现实轨道。

   “每个牺牲都是不朽的”这句话,对北洋水师来说,应该是最贴切的形容。

 

在北京的颐和园“昆明湖水师学堂”荒芜的庭院中,有着一条线型优美的明轮汽船,这就是慈禧的专用汽轮永和号。随着1965年操江号在日本神户被解体,北洋水师所有的战舰都已经走入了历史的背后,只有这艘我国保留下来唯一一艘清末蒸汽轮船,依然能够让我们回味那个时代艨艟的影子,这是一艘清末振兴海军过程中,向外购买军舰时附送的火轮船,其精美的雕刻,仿佛制作竖琴一般细腻的工艺,让我们隐约感到,在一百多年前,中国为了实现近代化进行的那一次自强努力,曾有着异乎寻常的认真。

 

那个时代,离我们并不远,虽然所有的战舰都已经烟消云散,但北洋水师的各大舰,从救生圈到机关炮,居然几乎都有遗物留下。北洋水师时代修建的铁码头,至今仍在使用。可是,很少有人注意过它们,造就了他们的神秘感。在中国,在日本,很多北洋水师的遗物湮没在佛寺、神社、墓地,已经几乎不为人知。

 

每一件北洋水师的遗物,都在展示着那个时代的军人和战舰不同的性格、风貌,让寻访者为之感动,亦忍不住为之扼腕。其实,每一件北洋遗物,都在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镇远舰的大锚上弹痕累累,记述着海战中的血火;从西京丸船腹中取出的平远舰主炮炮弹仿佛记载着水兵的长呼:我们的炮弹打不响!几乎每件北洋水师的遗物,都带有独特的历史信息,从对这些遗物的分析,可以重现当时海战和北洋建设过程中的若干画面,甚至可以破解一些历史悬案。

 

在过去的十年间,笔者曾穿梭于国内外,试图寻找北洋水师这支舰队在世间存有的残骸,作为对邓世昌们的一份纪念。

 

海战沉船出水记

 

2014年7月10日, 辽宁省丹东港大东港区码头一侧鞭炮齐鸣,人头攒动,复制北洋水师致远纪念舰的舰体合龙工程正在进行。这是一艘丹东人自筹资金,以一比一的比例复建的一艘仿古战舰,将重现邓世昌麾下这艘中国巡洋舰的雄姿。该舰计划于2014年9月17日下水,此后将成为丹东新建的甲午海战纪念馆的一部分。

 

致远舰“重生”

 

丹东港是我国在东北地区的三大港口之一,曾被孙中山先生作为东方大港之一列入《建国方略》,年吞吐量达一亿六千万吨。

 

1894年9月17日,北洋水师奉命护送陆军登陆鸭绿江口增援朝鲜战场,在丹东附近的大东沟海区与日本联合舰队发生激烈海战。在这场殊死奋战中,北洋水师计有四艘巡洋舰壮烈战沉,管带(舰长)邓世昌、林永升、林履中、黄建勋及其麾下七百余人以身殉国。根据记载,这四艘战舰沉没的海区,便位于今天丹东港正在进行建设的新港港区附近。海军将领邓世昌和致远号上的两百多名官兵,就长眠在丹东港前方的大海之中。

 

重建的致远舰将是一种纪念。以致远舰为代表的北洋水师,是中国在近代史上第一次自强运动的象征。邓世昌们的梦想,在今天已经终于渐渐实现,这是我们可以告慰这些先人的地方。

 

神秘残骸出水

 

就在致远纪念舰复制工地的一侧,一批神秘的战舰残骸吸引了参加舰体合龙工程的专家学者和媒体人。扭曲的钢梁,撕裂的钢板,无一不昭示着它们和当年那场战争息息相关,让人不禁怀疑,它们,是否就来自那艘120年前沉没在大海之中的致远舰?

 

这些遗骸,确实来自一艘北洋水师战沉于大东沟的战舰。笔者恰巧参加了一点对它的鉴定工作,可将其中的奥秘与读者略作分享。

 

2014年3月,丹东港集团在进行新港航道开挖工程的时候,于预计航道中心线偏左侧位置,发现一条钢制沉船残骸,并将其中一块残片打捞出水。由于此处正是当年甲午海战的古战场所在地,接到报告的该集团副总经理宋沛然先生立即怀疑这条沉船可能属于北洋水师。

 

此时,丹东港集团已经有意进行致远纪念舰的复制工程。假如发现的确是当年北洋水师曾浴血奋战的战舰残骸,无疑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出于对水下文物的保护意识,丹东港集团当即将这块舰体残片送到北京,进行初步鉴定。经过辨识,这块长七十多厘米,由三块钢板铆接而成的残片引起了相关人士极大的兴趣,很快认定其锻造和连接特征与十九世纪后期欧洲舰船的材料十分相似,而且在其残片的一侧,还发现其钢板上残存有若干热带海洋生物遗骸附着,昭示着这艘沉船年代久远,而且曾在接近赤道的海洋中航行过。

 

北洋水师在海战中沉没的四艘战舰,均建造于十九世纪后期。北洋水师在东亚海区的活动范围北起海参崴,南到新加坡,在大东沟海战中沉没的四艘战舰都曾经在热带海区航行过。因此,其舰体都具有和发现残片相近的特征。

 

3月16日,十余件舰体残骸被从施工船上转移到码头,其中包括多件薄厚不一的钢梁、钢板,也有若干疑似舰体梯阶、工具的残件。有关专家当即进行了测量和检验。

 

在鉴定过程中,有几件物品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其一是一块带有翻卷创伤的锻制钢板,由于长期埋藏于水下泥土之中,其上的双排大型铆钉孔和锻造的分层特点昭示着北洋水师建军时期典型的造船工艺;其二是一道已经扭曲变形的钢梁,造型厚重,在船体结构上,这应该是一条连接舰体两舷的横梁。虽然因为扭曲难以计算确切长度,但残长超过五米无疑,显示这部分残骸属于一条吨位超过千吨的较大船只;其三是在其附近打捞上来的一枚残缺的金属弹头,据测量和对比,推测属于一枚哈奇开斯大型机关炮炮弹,这种火炮甲午海战中的中日双方都曾大量装备,这发炮弹很可能是击中该舰后爆炸并遗存下来的。

 

一切都导向一个令人振奋的结论——这很可能是一艘北洋水师在大东沟海战中苦战之后沉没的战舰。

 

“铁底湾”的巡洋舰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辽宁省有关部门曾在大连海域发现了北洋水师济远舰残骸并进行了部分打捞,但这艘济远舰在甲午战争中被俘,而后在日俄战争中触雷沉没,当时已经属于日本海军。自此之后尽管经过多年考察,尚无任何北洋水师沉没舰只的遗骸,被相关权威机关确认发现。邓世昌们的忠骨,始终没有找到。

 

在下午举行的鉴定会上,各路专家各抒己见,都认为所发现的残骸最晚不会超过民国中期,所有遗物的特征昭示着这艘沉船与一场海战有着密切的关系,有极大可能属于在甲午海战中战沉的北洋水师战舰。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先生把从旅顺到丹东一线称为中国的“铁底湾”,从甲午战争开始,经过日俄战争、抗日战争,直到解放战争,都有大量船只在此沉没。但具体到丹东大鹿岛海区,在三十年代之前沉没的舰只,超过千吨者除北洋水师舰只之外并无记载。

 

在陈先生发言之后,有专家注意到沉舰钢板上依然遗存着少量黑色油漆,更增大了这一推测的可信性。因为在从清末到民国,沉没在这一海区的各国舰船中,只有采用维多利亚涂装的北洋水师舰艇有较大面积黑色的油漆。如果这艘沉舰真的属于北洋水师,那么它究竟属于哪艘战舰呢?专家们初步推论,被打捞起的舰舷钢板尺寸比较接近英国船厂使用的板材,暗示这些残骸可能属于一艘英制战舰。

 

一个星期之后,国家水下考古中心得出残骸的技术鉴定结果,确认其钢材形制符合十九世纪后期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所用板材特征,各项指标都与北洋水师时代舰只特征吻合。水下考古中心将对其进行进一步分析,以得出科学结论。显然,这还要等待丹东方面的考古工作给出更多的证据。宋沛然先生表示,丹东港集团将会和考古单位密切合作,尽其所能揭开这一谜团。

 

不久,相关机构认定,这条沉船确实属于北洋水师的一艘英制巡洋舰。

 

那么,这艘战舰,是否就是邓世昌驾驶的致远号巡洋舰呢?

 

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共有三艘英制巡洋舰不幸战沉,即致远舰、超勇舰和扬威舰。据日方资料记载,战后曾两次对致远号残骸进行破坏性打捞,并观察到致远号龙骨已经折断,舰体断成很接近的两个部分。在打捞作业中,日方将致远舰大部残骸包括螺旋桨打捞出水,还有一名日本潜水员因为卡在残骸中丧命。这次发现的沉舰舰体在水下部分保存较为完整,故此不大可能属于致远舰。

 

根据初步水下勘探,这条侧埋在淤泥中的战舰残长约六十米,这与超勇、扬威两舰长六十四米的记录较为接近。但由于两舰形制相同,沉没的位置也比较接近,在进行实质打捞之前,很难判断沉舰的最终身份。

 

生死相依兄弟舰

 

超勇和扬威是中国于1879年12月向英国订造的撞击巡洋舰(因船体前部水下装有锋利的冲角而得名)。

 

当时派出由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高级军官林泰曾、邓世昌为首,两百余人的接舰代表团远赴英国,要求由中国人自己将巡洋舰开回国。

 

这些在当时英国难得一见的中国人,让纽卡斯尔人印象深刻。今天提起这两艘军舰,他们还会唱起当地最著名的诗人赫斯雷谱曲的民歌:《纽卡斯尔的中国水手(Chinese sailors in Newcastle)》。赫斯雷在歌词中写道:走在纽卡斯尔街上的中国水手有着古铜色的皮肤,他们留着辫子,在英国的街头左顾右盼。

 

两舰于1881年11月22日驶抵大沽口加入北洋水师,也是北洋水师最早的两艘巡洋舰。1882年和1884年,中日双方在朝鲜半岛先后发生两次军事冲突,超勇、扬威两舰曾以二对七,在仁川挫败了日本舰队登陆的企图。此后,随着北洋水师更多战舰的加入,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中国在十九世纪后期第一次控制了东亚的大洋海权。这其中,超勇号和扬威号功不可没。

 

1894年9月17日,甲午战争中最大的海战大东沟海战爆发。此时,当年威震东亚的超勇舰和扬威舰已经老态龙钟,是北洋水师战舰中战斗力最弱的,但仍勉力跟上队列,奋勇抗敌。战斗开始后,日本联合舰队“畏定、镇二船甚于虎豹”,故在距离北洋水师五千米以外突然向左大转弯,直扑位于最右翼的超勇舰和扬威舰。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在进至距“超勇”三千米时,开始炮击。“高千穗”、“秋津洲”、“浪速”随之开炮。超扬虽处绝对劣势,仍不屈不挠地进行还击。13时08分,“超勇”、“扬威”击中“吉野”舰的后甲板,引爆了露天堆放的弹药,“吉野”顿时冒起浓烟。几乎同时,“高千穗”、“秋津洲”也先后被击中受伤,紧接着“浪速”也被命中。然而十余年前的世界名舰终究已经老迈,在四艘1894年的世界最新式巡洋舰的打击下,两舰先后中弹起火。

 

13时20分,一颗大口径敌弹射入早已创伤累累的“超勇”舰舱内,引发大火。因为战前三年清廷已经停购海军炮械,“超勇”舰上的水密门橡胶都已老化破烂却无从更换,舰体涂漆也不得不使用廉价的易燃火漆,因此起火后尽管奋力扑救却惘然无效。随着日方的攻击越来越猛烈,“超勇”逐渐向右倾斜,但“犹以前部炮火发射不停”,最终于14时23分沉没。管带黄建勋落水后拒绝救援,随舰同沉。其姊妹舰“扬威”在日方打击下同时遭到重创,亦燃起了大火。管带林履中一面组织救火,一面继续发炮抗敌,并试图驶离战场施救,不幸却被高速逃跑中的“济远”号穹甲巡洋舰拦腰撞上,水线下撞开一个大洞,舰身倾斜,渐渐沉于大海。管带林履中悲愤万分,毅然蹈海自尽。两艘战舰结伴离开纽卡斯尔,又结伴殉国于大东沟,仿佛一对生死相依的兄弟。

 

根据专家看法,丹东港这次发现的,很有可能是这两兄弟舰其中一艘最后的遗骸,其扭曲的钢梁,残缺的甲板,无一不在证明着当日的苦战。相关鉴定结果,正在等待权威机关的确认和发布。

 

等待120年的容颜

 

当沉舰残骸打捞出水的时候,专家们惊讶地发现,由于长时间埋藏于泥下,当年的钢板依然闪烁着银色的金属光泽,仿佛那场海战就发生在昨天。或许,那是依依不舍的战舰,展现等待了我们一百二十年的容颜;那是曾经浴血奋战的中国水兵对于一个强国梦的呼唤。

在我们离开丹东的时候,船厂的总工程师孔先生告诉笔者,建成的致远纪念舰,将被停放在丹东新港最前端的突堤处,船头直指大海,成为丹东新港的守护神和地标。

 


 

战舰遗物寻访记

 

定远号 别墅中游荡的魂灵

 

位于福冈市太宰府的定远馆,是一座带有庭院的单层别墅。它的大门,是用定远号的舱壁装甲板制成;窗框上的支撑梁,赫然是定远号的两根桅杆横桁;放置垃圾袋的廊下,外面配着用长艇划桨制作的护栏。如今,定远馆已是著名的“鬼屋”。日本舰船模型学会理事秋山红叶在1961年发文称,定远馆落成后,有人到那里住宿,半夜里却隐约看到有人影走动,身着中国水兵制服;有盗贼曾听到威严的声音——“税”,恰是中国胶东话里“谁”的发音。秋山写道:“北洋海军的幽灵一直在这里游荡。”

 

定远号,是1881年清廷从德国伏尔铿船厂订造的七千吨级装甲舰,长期担任北洋水师旗舰,管带刘步蟾。大东沟海战中,定远舰在开战不久中弹,信旗系统被毁,失去旗舰功能,但该舰官兵在战斗中表现英勇顽强,与镇远遥相呼应,迫使日舰队不得不率先撤离。此后在威海卫保卫战中也曾多次击伤日舰。

 

结局:1895年2月5日凌晨,定远舰在威海卫遭日军鱼雷艇偷袭重伤搁浅。11日,舰长刘步蟾自尽前部署水兵炸毁定远舰以免资敌。

 

济远号 遗物为诸舰之冠

 

1982年4月,海军某部在旅顺羊头洼西北大约两海里处发现了一艘沉船,并打捞出其后主炮一门。这艘沉船经专家论证为清“济远”舰。此后,对济远舰的两次打捞获得了大量文物,使该舰遗物存世总量达到北洋水师诸舰之冠。

 

济远号与定远号、镇远号装甲舰同样是德国伏尔铿船厂出品,本来是作为定远号的姊妹舰订购的,后因资金不足,于中途改为装甲(穹甲)巡洋舰,这也是德国设计制造的第一艘装甲巡洋舰。1885年加入北洋水师,该舰第一任管带方伯谦为格林威治海军学院毕业生,因在丰岛海战中率舰遁走而被日本海军史学家平田晋策称为“善于逃跑的名家”。实际上济远舰在丰岛海战中表现不错,曾击中敌舰吉野机舱,大副沈寿昌、二副柯建章等英勇战死。方伯谦后因在大东沟海战中再次先走,被清廷问斩,继任管带为林国祥。

 

结局:威海卫陷落时,已经负伤的济远舰被日军俘获,经过修理后,作为巡洋舰编入日本联合舰队,在日俄战争中与旅顺羊头洼触雷沉没。

 

来远号 舵轮化身墨盒

 

来远舰存文物不多。沉没后,其残骸最终命运一直少人知晓。前几年,中国海军史研究会发现一件用来远舰舵轮材料制作的墨盒,镌刻有“威海湾沉没军舰来远号舵柄之选材,已亥之秋,石山人并记”,对其结局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注脚。这件墨盒的发现,证明占领威海卫后的日军曾对来远舰进行过破坏性打捞,其舵轮应当就是此时被拆取的。这与日方记载将威海卫港内北洋水师沉船打捞权拍卖的记录是吻合的。事实上,经过水下勘探证明,威海卫港内沉没的北洋水师沉船船体,今天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大东沟海战中,来远舰曾疾追日舰赤城,击毙其舰长坂元八郎太。该舰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但依然坚持作战,成功返航。在威海卫海战中,来远舰的炮弹击毙了日军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来远舰管带为格林威治海军学院毕业生邱宝仁。

 

结局:1895年2月6日凌晨4时,来远舰在威海卫铁码头被日军第一鱼雷艇队偷袭,中雷两枚后翻转沉没。

 

靖远号 妈祖庙里的船模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曾亲率部属到威海卫的妈祖庙参拜,并将北洋水师各舰的模型供置于此。有趣的是这些美轮美奂的船模吸引了外国来客,群起订购,无意中为威海当地增加了制造船模这一独特的文化产业。靖远舰船模,以及在日本福冈元寇博物馆中所存该舰妈祖神龛和官印印盒,反映了当时中国海军官兵独特的海洋信仰。

 

靖远号参加了大东沟海战,中弹一百余发,仍坚持战斗,并在海战最后阶段升旗代理旗舰定远指挥各舰,编队撤回旅顺。威海卫海战中,在定远舰沉没后,丁汝昌以靖远舰为旗舰继续与日军作战。由于靖远舰上挂着提督旗(团龙五色旗),遭到日舰攒击重伤沉没。靖远舰管带叶祖圭为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毕业生,甲午战败后主持重建中国海军的工作,1905年于南北洋海军总统(即总司令)任上因病殉职。

 

结局:1895年2月9日,丁汝昌亲自在靖远舰上指挥对日军的反击,该舰被日军占领的鹿角嘴炮台发射的两发巨弹击中后搁浅,为免资敌,由广丙舰发射鱼雷击毁。

 

致远号 射击直至沉没

 

据说,致远舰进行最后冲击时弹药已经垂尽,在战场外围观战的外国人记述只有桅盘中的这门机关炮,直到军舰沉没一直在射击。

 

中国人没有忘记致远号。沉没120年之后,在中国辽宁省丹东市,一艘一比一的致远号复制舰已经开始动工,计划将在不远的将来完成展出。

 

1886年,中国向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订造了两艘造型优美的穹甲巡洋舰,即后来的北洋水师致远舰和靖远舰。致远号巡洋舰在1887年加入北洋水师,管带邓世昌。此时,无人会猜到,致远号巡洋舰会成为中国海军的军魂象征。1894年9月17日的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旗舰定远中弹起火,致远舰为掩护旗舰冲出阵前与日舰拼死奋战,重伤后在管带邓世昌率领下撞向最凶猛的日舰吉野,终因中弹太多功败垂成。从此,致远舰和邓世昌,就成为中国海军英勇奋战的图腾。

 

结局:致远舰在大东沟海战中壮烈战沉后,其桅杆在低潮时仍露出水面,日军捞取了其桅盘中的机关炮,并对该舰上层建筑进行了拆卸,但其舰体并未被打捞,仍长眠在海战的战场上。

 

平远号 我们的炮弹打不响

 

平远舰被视为十九世纪中国造船事业的巅峰之作,但很长时间里没有任何文物遗存记载。这枚平远舰发射的炮弹是借助一次极为偶然的机会,由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先生和笔者一起在日本发现的。这枚炮弹是用海岸炮台前膛炮弹改装的,这充分反映了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弹药不继”的事实,也记录了这种情况下水师官兵仍在英勇奋战的不屈身影。

 

平远号是北洋水师八大舰中唯一国产战舰。1888年,由福州船政局建造。在大东沟海战中平远号本来和广丙号担任保护运输船的任务,在战局不利时毅然加入战场。平远舰两次击中日本舰队旗舰松岛,并曾追随邓世昌的致远舰对日舰发起撞击冲锋,因负伤过重被迫撤退。此后,该舰又参加了威海卫之战。平远舰最初的管带是林承谟,甲午战争时期的管带为李和,与邓世昌是八大舰上的两名非留学出身的舰长,甲午战争之后继续在海军中服役,曾担任民国海军副总司令。

 

结局:北洋水师覆灭之时,已经负伤的平远舰被日军俘获。1904年在日俄战争中触水雷沉没于旅顺鸠湾附近。

 

镇远号 日本神官的“不动尊”

 

从这枚存放在冈山的镇远号大锚上,我们轻易地找到了四处弹痕,它们有的划过锚脊,有的深嵌锚身,有的打断了锚翼。累累的弹痕反映了当年海战的残酷,让我们对在这样密集的敌弹面前英勇奋战的中国官兵充满了敬意。

 

镇远号装甲舰同样是德国伏尔铿船厂出品,是定远号的准姊妹舰,各项参数基本一致。该舰第一任管带林泰曾被日本海军总司令伊东佑亨称为“中国海军中的关羽”,后因战舰不慎触礁而引咎自尽,继任管带为杨用霖,曾在黄海海战中指挥炮手以305毫米巨弹重创日军旗舰松岛。

 

结局:威海卫陷落时,已遭重创的镇远舰被日军俘获,编入日本联合舰队,参加过日俄战争。1915年退役被拆解。

 

除了这些舰只以外,参加甲午海战的中国舰艇还有三艘——从广东赶来支援的广字号鱼雷猎舰广甲、广乙和广丙号,老式撞击巡洋舰超勇扬威、鱼雷艇队等。它们也有不等的文物存世。北洋水师遗物,使我们对北洋水师这支中国近代化海军舰队产生了更加直观的认识,他们的战斗和最后覆灭带有比想象中更加悲壮的色彩。

 

当我把这个想法与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先生谈起的时候,他讲述了自己的观点:

 

北洋水师不仅是一支舰队,中国海军的发展,为国家的进步打开了一道前进的阶梯。从林则徐的时代,中国人就认识到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很快中国人就明白,清王朝的落后不是在少几门后膛炮和铁甲舰上,即便给清军绿营的兵勇配上现代化的武器,还是改变不了这个国家的处境。与硬件相比,软件是更加重要的。只有体制的变化,才能给这个东方古国带来一线生机。中国人看到了现代文明,但怎样把它落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却是一个几十年无法实现的梦想。在封建的衙门中,任何试图引入现代化管理制度的努力都在长期的陋习和惯例面前无所适从,以至于攻打太平军这样要命的时刻,清廷还不得不用上外国人组成的洋枪队。他们实在不知道在自己的体制内怎样容纳这些完全不同的元素。

 

这一切,直到海军的出现,特别是北洋水师的全面建设,才出现了转机。海军是一个全新的部门,所以有机会直接采用近代化的教育、体制和技术,从而使中国的近代化改革走上现实的轨道。而北洋水师远远高于其他清廷部门的效率,又使它的成功被其他部门所效仿。从这个角度说,北洋水师有着成功和值得纪念的意义。北洋水师绝非仅仅是一支舰队,在更高的层面上,它是为中国打开近代化进程的阶梯。

 

所以,当我们再面对这支北洋水师,我们看到的,便不仅仅是一支舰队,也是那个时代中国人救亡图存的决心,和对这片土地与大海的责任。正是一代一代中国人所抱有的这种决心,凝聚成了今天中国的发展,使我们的民族走出了如同巴比伦和埃及一样沦亡的命运。

 

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牺牲都是不朽的”这句话,对北洋水师来说,应该是最贴切的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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