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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场战争,另一种历史
今天,是一个令人难以忽视的纪念日。120年前的7月25日,高升号被日舰浪速号击沉,一千多中国士兵殉国,甲午战争爆发。或许作为媒体,记录历史和提醒人们勿忘历史是天然的职责。不过,在现代社会,媒体如何记录历史、提醒人们勿忘什么历史,这本身也构成历史的一部分。
120多年前,当处于清朝统治之下的中国刚刚开始出现现代报纸的时候,大量西方媒体正蓬勃发展,并随着英法俄美等帝国全球化扩张的速度,很快将视野拓展到东方,对中国及远东地区产生了浓厚兴趣。中日的甲午之战,便因为他们的高度关注,完整地进入西方各大主流媒体的报道。
这种第三方的视角过去并未被我们特别注意,因此在众多有关甲午那段历史重新研究、重新阐释的新书中,三联书店即将出版的《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体观察》显得特别。
120年前的西方媒体为什么对中国那么有兴趣?他们如何解读这场中日之间的战争?正是这样的好奇刺激了田彤、王昱两位媒体人的职业敏感,让他们在偶然的报纸收藏中不断深入追索,最终与一群同道者组成“万国报馆”兴趣小组,将甲午这段历史的另一面、这场战争之下的另一场战争呈现在我们面前。
然而或许会令大多数中国人感到吃惊的是,面对120年前的那场侵略战争,当时西方媒体报道的舆论主流,竟然都是为日本侵略的“正当性”辩护:“中国和日本分别代表着封闭与开化两股势力,西方国家自然会更亲近日本。如果日本有最终战胜的机会,西方都应该放弃干涉的行动。”(英国《每日新闻报》1894年8月12日)“无论‘高升号’悬挂哪国国旗,日本有权利攻击一个将要对它在战争中产生巨大威胁的军事目标。日本释放了被救的中立国船员已经履行了国际法义务,它不需要道歉和赔款。”(1894年8月美国《费城纪录报》)
这样的言论固然与进入现代社会、懂得利用媒体的日本打响舆论战不无关系,然而大部分媒体心甘情愿地与这种舆论战合流,才是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文明”消灭“野蛮”、“先进”解救“落后”的观念深入人心时,有多少人不是真诚地认为自己站在历史的潮头为大势摇旗呐喊?有多少人清醒地看到这种“大势”下掩盖的公义、掩藏着的野蛮与野心?
120年前的屈辱让中国人反复咀嚼自己的落后与腐朽,同样120年前他者的自信与荣光也应警醒着我们对待历史与现实的态度:当我们自信立于时代潮头的时候,当我们看见“大势”滚滚之际,或许该问问,我们是否还保有对公义的独立认识?我们的叙述和立场,是否经得起历史的追问?
原来他们这样叙述甲午——“万国报馆”对120年前西方媒体的探究之路
三联书店即将出版的《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体观察》是一本图文书,忠实再现了当时的外国媒体对这场战争的报道。在甲午战争史料挖掘中,万国报馆兴趣小组的收藏者选取了一个第三方观察角度:西方媒体对于甲午战争的关注和报道。他们没有拘泥在1894年7月25日高升号被击沉到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署的这个时间段,而是延展到1850年至1900年,共收集了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十几种报刊近300个版面,在这些报刊中以周刊为主,也有日报和月刊,图文报道之外还有大量的述评,使得报道角度非常丰富。小组的成员以媒体人为主,他们出于本专业的兴趣,却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史料角度。
万国报馆收集的近千份报刊中精选的百余篇文字报道将于明年结集出版。田彤和王昱说,他们俩并不是历史研究者,但愿意用自己的整理和收集为历史研究者提供多一个研究的角度。
120年前的西方竟如此关注中国
2012年,田彤在采访伦敦奥运会的间歇,在旧货市场见到了一张水粉画,画的是19世纪的北京城。北京太美了,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买几张回去装裱做装饰,就随口问卖家,有没有更多的关于中国的,这个摊主接下来的动作改变了他整个收藏方向——他拿出了1894年的一张《伦敦新闻画报》,这是一张老报纸,但上面的版画却十分精美。这就是十九世纪的“摄影版画”,这种以照片作为母本的摄影版画经过版画家、刻版师的多层创作和制作,应用于报刊和书籍印刷,直到1920年,随着照相制版术的成熟,摄影版画才逐渐变成了版画艺术,不再被大规模使用。
除去画面的精美,这份老报纸的内容也引起了学新闻出身的历史爱好者田彤的极大兴趣,那并不是关于中国风土人情的报道,而是关于甲午海战的报道。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寻找更多,没想到,一下子就找到了20多张,不仅有英国的报纸,还有法国的报纸。
田彤把这些报纸带回北京给朋友们看的时候,引起大家最大的兴趣是:怎么有这么多的封面报道?那些有关战争的版画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当时有很多记者在前线吗?他们是怎么工作的?都有哪些国家的记者参与了报道?
朋友们的问题也恰恰是田彤要搞清楚的。收藏和探究之路由此开始。
120年前的今天,逐渐敞开大门的东亚各国正经历着航海全球化、商贸全球化和战争全球化的洗礼,新闻通讯的全球化也伴随着电报和摄影术的使用而渐渐普及。虽然新闻照片还只是初露端倪,印刷手段仍旧以木版铜版多种印制手段并行,世界上还未出现统一的通讯社报道模式,但西方媒体采用的图文报道已经趋近于今天报纸杂志的编排版式:前线记者的文字描述配备以现场素描师的场景再现或照片临摹,在后方编排而成。前线的文稿已经有一部分通过电报传输,但绝大多数文字报道和所有的画稿和图片依然通过商船、邮轮传递。
田彤在朋友中的这次旧报纸展示,给他带来最重要的伙伴王昱。田彤回国后,刚巧王昱要去法国,俩人就拟了单子,请王昱去法国寻找法国的报纸。当然,晃进老报刊店的时候王昱还不知道自己掉沟里了。结果连跟他一起在法国出差的朋友都放弃游玩了,扎进店里陪了一整天。他们都没有想到,120年前的西方是如此关注中国。
在翻阅收获的时候,王昱发现了大量的法语专题报道,西方媒体进行了大量的综述,无论是对战争,还是对当时的东亚,收藏的路线被王昱拉向了深远。他们把收藏的方向也向周刊方向偏重了一些。
随后,王昱到了美国,在哈佛图书馆挖掘了更多的线索,田彤补充进来俄罗斯和日本的报刊收藏。他们身边的朋友们也逐渐加入,万国报馆兴趣小组不知不觉中成立了。德国、意大利的报刊也同时进入到收藏的视野。
战争爆发前和结束后的报道更为丰富
不断崛起的近代报刊,力求在中日朝三国历史变革的十字路口、通过自己的视角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不断探求三国变革对世界格局的改变及对本国利益的影响。美国《哈珀斯周刊》指出,西方列强对这次朝鲜事件和20年前有完全不一样的反应,比起20年前的冷漠,这次的事件成为西方各国的关注焦点。这是因为事件背后,两大东亚最有实力的对手之间的争斗很可能会带动欧洲列强一直克制着的敌意激发出来,从而引起世界范围的战争。
当500多份报刊、上千个版面、几万字翻译摆在眼前的时候,万国报馆的成员们有些失措,如何梳理和呈现这个专题呢?除了英国的报纸保存良好外,其他国家的报刊几乎都是一碰就要碎掉,王昱和他的朋友们从最基础的做起,数字化。
于是,21世纪最先进的哈苏数码和百年前的老报刊相逢了,石利洛公司提供的1600万像素的哈苏把老报刊变成了细腻的图片,在电脑上,王昱看到了炮口里的硝烟纹路,报纸上的防伪水印,这些是他在报纸上都没有看到的细节。
这次拍摄在时间上为甲午大事件梳理了脉络。按照日常新闻分析的方法,他们首先选择了同题比较,就是针对相同时间,各个媒体是如何进行报道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发现一个问题,对于甲午海战的战争过程,实际上各家区别不大,究其原因,报道途径并不是十分复杂:一方面,战地记者记录;另一方面,日本军方提供素材。因而,在战争过程中,并没有太多独家报道,版画素描画面相对单一。相反,在战争爆发前和结束之后,各个国家的媒体却给予了各自的观察和分析,尤其是对战前的东亚局势、各国在东亚的利益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分析。
万国报馆对报道进行了原文翻译,对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进行了简要的背景介绍。发现报道有几种来源,一个是特派记者的前线特稿,一个是当时派出的插画师提供的文字稿件,还有一个来源是向当时派驻东亚的军队指挥官、外交人员约稿。因此,这些稿件角度丰富、写作风格多样,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最终他们决定,在编排上,基本上按照战争的时间顺序来处理这些报道,兼顾重要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各媒体对战前的东亚局势观察成为一个重要角度,尤其是关于中国的洋务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关注,这些资料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报道内容。而西方媒体对朝鲜的焦点关注,也是对当时局势的一个全新观察。当时的媒体还对中日两国的军事实力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对陆军和海军的分析报道也成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最终,《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体观察》一书围绕这些内容,分十二个章节展开。
令人深思的舆论战:中国代表野蛮,日本代表文明
《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体观察》的最后一个章节,是有关“舆论战”的内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甲午战争观察中最有特点的一个环节,到今天,也是令人思考的内容。
在中国人看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翻看这些西方报道,万国报馆小组成员们却发现难以看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同情。这其中的原因是,日本在发动战争的同时还打响了另一场特殊的战争:舆论战。
战争期间,日本邀请了114名随军记者参与报道,还有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甚至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就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在他有计划的包装下,西方媒体对中国与日本的塑造,分别对应着野蛮与文明,这形成了一种潮流与共识。比如纽约《先驱报》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这是当时世界最典型的看法。亚特兰大《先进报》说,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与进步。当时美国公众中有一种说法,把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觉得跟日本人很有认同感,实际上这也是媒体包装出来的。
有关旅顺屠杀的真相报道与清政府的沉默
然而在媒体包装的阴霾之下,新闻报道的正义光芒并非不存在。
1894年12月20日《纽约世界报》画报上的人物是来自美国《纽约世界》的记者克里曼。甲午战争期间,克里曼随日军第二军战地采访。旅顺屠杀事件发生后第四天,即11月24日,克里曼在西方媒体中率先发回通讯:“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未抗击犯军”;“我见一人跪在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一手以剑斩断其首。”为防止报道大屠杀的原稿遭到日军没收,克里曼将报道原稿分两路寄出,于12月19日到达纽约编辑部。第二天,《纽约世界》的社长普利策亲自编排。在“旅顺大屠杀”标题下,克里曼写道:“日本为了朝鲜的解放,采取突如其来的介入进而变成野蛮的战争。事情的性质已经不是文明与野蛮间的纠葛,日本终于揭开自身的假面具,在最后四日里,征服军的足下彻底蹂躏了文明。”
克里曼及《泰晤士报》记者克曼和英国《旗帜》、《黑与白》两报的记者威力·阿斯顿都发回了令世界震惊的旅顺屠杀事件的报道,面对世界舆论,日本政府积极拉拢和利用国际媒体,为自己辩护。同时在几个西方报刊上发表所谓真相报道,并对克里曼等人进行攻击和污蔑。
在这个关键时刻,清政府及驻欧美各国大使,对旅顺屠城事件竟然采取沉默态度。致使欧美社会对新闻的真实性产生动摇,并随后产生质疑。日本政府最终走出困境。假如没有克里曼、普利策等正义媒体人的报道,旅顺虐杀事件也许就此湮没于历史中。
让媒体出身的田彤和王昱有些惊喜的发现是,一手主持编发旅顺屠杀真相报道的普利策,正是在新闻界鼎鼎大名的普利策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创办人——约瑟夫·普利策。文/乌豆
今年出版的相关图书
《甲午海战》
作者:陈悦
中信出版社 2014年6月
作者为甲午战争史研究专家陈悦。他在书中以海军史研究为基础,通过大量独家资料档案,揭秘清朝海军在这场惨烈海战中的技术战术状况,以大量详细细节和数据,还原战争中中日双方的实际军事力量对比以及战术运用情况,揭示了120年前北洋水师惨败的真相和奋力一搏的无畏勇气。作者赴日本搜集了众多第一手史料,包括震撼的老地图、老照片、战舰解析图等,以众多细节还原历史,澄清事实。
《甲午殇思》
刘声东 张铁柱主编
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5月
本书汇集刘亚洲、丁一平、皮明勇、肖天亮、余爱水、金一南、罗援、彭光谦、徐焰、孟祥青等一批长期从事军事历史、战争战略研究的名家写就的三十篇文章,捕捉、记录、分析中国可以从甲午战败中吸取哪些教训。这些军事名家利用这段最屈辱的战败历史,来思索今天的一些重要问题,包括改革、发展海军、警惕日本等。
《再见甲午 蓝色视角下的中日战争》
作者:许华
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
军内著名甲午战争与近代海军史专家许华选取的是一个全新的“蓝色视角”,即站在海权理论的高度进行具有鲜明军事学术特色的全面精准回顾、外科手术刀式的专业解剖与深刻的理性反思。
《清日战争 1894—1895》(甲午纪念版)
作者:宗泽亚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8月
本书最大特色是以日本视角最完整还原亚洲两强较量的战争图景。作者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等处馆藏历史文献中收集了大量华语史学界难得一见的史料和大量弥足珍贵的图片,耙梳整理,按战争经过、战争背景、战争、战时、战地各种局部、战争影响、大事记、图记、表记等编纂出一部崭新巨著。
译者眼中的甲午报道
越来越多的专题报道被挖掘出来之后,万国报馆兴趣小组开始增加了翻译人员。英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俄语同时展开了翻译。基本上都是田彤和王昱的朋友们。因为对老报刊感兴趣,对历史感兴趣,大家慢慢地聚拢在一起了,围绕着翻译中碰到的问题建群讨论,成为一个真正的兴趣小组。
新闻报道让历史有血有肉了
Charles在外企工作,他的翻译过程要轻松和愉快更多,这得益于他对历史和军事都感兴趣。美国《哈伯斯周刊》上关于日本军队的报道是他翻译的一个重头文章,虽然很多内容他在其他史料中都见过,但在新闻报道中见到还是有不少新鲜感,至少有一点是他可以肯定的:120年前的新闻报道让历史有血有肉了。那是一篇对日本陆军从诞生到发展的专题报道,两个整版,七幅照片,从日本没有军队到建设军队,从原始走向现代化,也讲述了他们如何在西方国家指导下进行配置、编制和训练。甚至报道了教官训练的一些小技巧,比如,如何让他们的士兵服从命令;还有,如何让士兵学会站队。这些生动的细节描写是对干巴巴的数字最好的诠释。同时,文章还报道了日本从1867年到1892年每一年的征兵数字。
数据化和生动描述是这些报道最大的特点
理工科出身的姜霞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她是最早加盟万国报馆的翻译,地点、人名、舰船名称把她折磨惨了,一边请老公补历史课,一边跟王昱不停地交流。无论深夜还是凌晨,只要碰到问题随时放进万国报馆的群里,王昱都会即刻解释。她说,小组的氛围和大家的工作方式让她觉得很过瘾,这是她慢慢走近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发挥她学理工的优势,王昱特意把有关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的报道给了她。在翻译了《日本工业化进程》之后,姜霞特别感慨:中国100年前的工业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日本的我心里有数了,日本有多少家造船厂,每个船厂有什么样的生产能力,能造出什么样的船只,都可以随口说出了。这得益于当时西方媒体中的数据化报道。万国报馆翻译小组的翻译们几乎都提到了这一点,数据化和生动描述是这些媒体报道最大的特点。
作者们个个都是中国通
朱强是万国报馆翻译小组里唯一翻译专业出身的成员。在翻译过程,他发现,作者们个个都是中国通,他们在文章中采用头衔名称、地点称谓、舰船编号等内容均系今天早已不常见的语言成分,尤其是其中涉及的朝鲜人名和地名、日本人名和舰船名称、清政府各衙门名称和清军番号等,是按照其母语的发音音节或西方同等机构名称被作者翻译为英文的,因此,在将这些内容回译为汉语时,译者既要查阅大量的资料保证这些人名、地名、船名和番号的正确性,又要确保译文的文风符合清朝末年文言、半文言的语言风格,着实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几个周刊的系列报道都是出自朱强之手,《可怜的旧中国》、《满清胜算几何,中国前途何在》,以及《清军有无反击之力》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分析了当时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清政府上层的堕落与退化、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防范与漠视、统治阶层内部因彼此不信任而设定的各种制约和牵制、清军的外强中干及当时的征、调兵制度反映的社会现实和解散兵勇造成的种种致命缺憾。他说,12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重温这些文章的细节,发现其中对中国官场风气、军队作风和平民秉性的描述的确令国人沮丧和羞愧。
西媒的所谓客观报道值得斟酌
但这些第三方的报道还是充满了各自的立场和利益体现,也有译者在看到了资料之后退出了小组,因为报道内容让人有些难以接受,和以往对甲午的了解相差太远了。
来自北外读研三的张毅豪是学新闻传播专业的,他在完成了大量翻译之后说,这个角度是以前没有见到过的,不是悲剧性的回顾,而是冷静地回望。从本专业角度来看,西方媒体的所谓客观报道也是可以进行客观评判的。“三国干预还辽”的专题是他翻译的,来自英国的媒体酸溜溜的语气暴露了他们无法获利的失落。从新闻研究角度,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范本。文/乌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