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很多，其中李鸿章在整个战争中战略指挥的重大失误，不能不说是这场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考察李鸿章战略指挥重大缺陷及其历史根源，有助于更清楚地反思这场战争，从中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

当甲午战争爆发不可避免时，李鸿章用政治仗代替军事仗，使清军在战争初期失去了战略先机

中国近代，清帝国正遇到“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一变局，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主要体现在轮船、电报和军火、机器的飞速发展中，而这些，在中国却是空白。二是中国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当时，工业革命虽然没有在中国发生，但中国却拥有世界上让人垂涎的巨大财富。由于自给自足的经济有其自身的循环体系，国外商品很难打入中国市场。这就造成了“阳托和好，阴怀吞噬”的局面。而日本则是呑噬中国的急先锋。他们对中国的掠夺，往往“一国生事，诸国构煽”，这种虎视眈眈，群而攻之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和从未有过的大变局，李鸿章认为，若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则会造成“战守皆不足恃，和亦不可久”[ 《清史稿》卷四百十一，列传一百九十八。]的局面。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李鸿章认为，中国的实力，不足以与诸多列强对抗，加上军事人才日益匮乏，难以抵挡外来势力。而眼下，唯能有所依靠的，正是“交涉洋务”，即通过外交手段，保持与各列强的战略平衡。

李鸿章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战略环境和清帝国军事实力的判断是客观的，认为通过外交手段谋求国家利益的认识也是可行的。但问题的核心在于外交手段不是万能的，没有实力的支撑，其作用很难发挥。同时，从当时清军军队建设来看，李鸿章对北洋水师的建设不遗余力，而且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曾一度成为号称亚洲第一的强大舰队。它无论在东海巡游，还是舰队出访，都曾让外国使节为之惊讶。拥有这样的一支舰队，虽与西方列强有较大差距，但与日本相比，其差距并不明显。但李鸿章对甲午战争的谋划，却试图通过与洋人的外交，形成遏制日本的无形力量。朝鲜“东学党”起义后，日本借机登岛，李鸿章试图借英俄等国在朝鲜半岛的存在遏制日本的势力，结果日本不但未受到约束，反而让朝鲜成为英俄等国的殖民地。

当甲午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李鸿章以为租借英国的商船运兵是万全之计，结果运兵船队在丰岛遭袭，日军打响了甲午战争的第一枪。日本侵华的真面目彻底暴露后，李鸿章所想的仍是用外交手段解决冲突。他命令驻守牙山的叶志超不要先敌打击，要遵守万国公约，避免在各国舆论声中丧失主动。当战火从朝鲜半岛蔓延到中国东部沿海时，李鸿章囿于对北海舰队的保护，守之于海岸，丧失了支援旅顺、寻机歼敌的良机。当甲午战争尚未结束，北洋海军被日军即将围歼于威海之时，李鸿章却替朝廷打起了和谈的主意。

整个甲午战争，李鸿章首先想到的是打一场政治仗，以为凭借其筹划，就可一步步化解危机，其结果政治仗不但打不赢，还贻误了战机，造成清军战争准备不充分，盲目上阵，处处被日军牵着鼻子走，最后陷入全军覆没的境地。

战争中李鸿章的“保船制敌”看上去很符合清军的实际，但实际上他在用打农民战争的经验指挥现代化的海战

甲午战争中，李鸿章在对北洋海军的使用上，坚持“保船制敌”的原则。其原因一是北洋海军来之不易，在具体使用上慎之又慎；二是用打农民战争的经验指挥现代化海战。

在西方的军事学说中，制海权思想在近代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在中国，制海权却是一个空白。李鸿章运用打农民战争的经验指挥现代化海战，这不能不说从指导思想上就犯了兵家大忌。

李鸿章的战争实践主要来自于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他指挥淮军有三个特点：一是本位主义观念突出。李鸿章依重淮军起家，自然在军事上处处想到淮军的利益。在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作战中，当时江宁久攻不下，朝廷促李鸿章率兵会攻，李鸿章以金陵城破就在旦夕，托辞延师不出。后来，曾国藩攻克江宁，捷报传来，李鸿章才令刘铭传、盛波等从不同方向围歼残存农民军。这种不顾大局，以我为主的本位思想，在甲午战争中又再次上演。当日军准备在金州、大连登陆，守军向李鸿章请求旅顺分兵北援，并要求北洋舰队赴援大连时，李鸿章不但未及时调整兵力，反责其将领糊涂胆小。受他的影响，其部下本位思想也相当严重。当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从威海到达旅顺时，并未对登陆日军进行袭扰。大连湾失陷后，丁汝昌认为旅顺“万难久支”，借口水道狭小，率舰队返回威海。此后又由从大沽开赴旅顺，稍做游弋又回威海，从此再无出港机会，直到全军覆没。

二是依托根据地。李鸿章非常看重对根据地的依赖。清军在与捻军做战中，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被击身亡，震动朝野。朝廷命曾国籓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僧格林沁旧部，李鸿章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要求率其部队驰防豫西，兼备围剿京东马贼、甘肃回匪。但李鸿章却说：“兵势不能远分，且筹饷造械，臣离江南，皆无可委讬。为今日计，必先图捻而后图回。赴豫之师，必须多练马队，广置车骡，非可猝办。”[ 《清史稿》卷四百十一，列传一百九十八。]他的建议虽也有合理之处，但不愿离开根据地的惯性思维却延续到对北洋海军的指挥上。北洋海军除了护送兵船出海与日军在大东沟遭遇外，几次驶出威海，又几次无功而返，始终不敢远离威海，从而把海军当作海岸兵力去用，更谈不上让其争夺制海权。陆兵兵势不能远分，这对于打农民起义军而言，能发挥保障便利等优势，但对海军的使用同样兵势不可远分，就完全背离了海军使用的基本原则。

三是包围聚歼。由于农民军流动性强，李鸿章认为对付“流寇”，若不采取就地圈围，“终不足制贼之命”。正是这一原则，清军置捻军于死地。但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却忘记了这一原则，从未对日军采取合围之势。他把积极的用兵之策丢了，把消极的用兵方法却发扬光大。

战前李鸿章信心不足，战中却判断失误，其战略指挥与战场实际严重脱节

甲午战争中日军迫使清军开战，对朝廷而言是最不愿看到的，而李鸿章而言，他虽深知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但对开战却信心不足。主要原因在于“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而李鸿章所要做的是“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 《清史稿》卷四百十一，列传一百九十八。]这似乎把李鸿章推到两难的境地。殊不知，李鸿章训练北洋海军向朝廷表功的时候，北洋海军的面貌却不像不能打仗的军队。如“十四年，海军成船二十八，檄饬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全队，周历南北印度各海面，习风涛，练阵技，岁率为常。”[ 《清史稿》卷四百十一，列传一百九十八。]为什么仅6年之后，曾远出印度洋的北洋海军却不可恃？从黄海海战中可以看出，北洋海军并非无战斗力，这场海上遭遇战也并非就已输给日军，恰恰因为让其消极避战，最终使其不战而亡。这一结果的背后，与李鸿章战略判断的失误不无关系。

黄海海战后，李鸿章提出了“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固东省之根本”的方针，这将意味着战略防御的重点由沿海转向鸭绿江西岸，以防日军对奉天陪都和京城形成威胁。在此方针指导下，清军把长期守备旅顺、大连的部队调往鸭绿江前线。但日军的真正目的是要在辽东半岛实施登陆，夺取旅顺、大连。为达成这一目标，日军还在鸭绿江集结部队，吸引清军，掩护登陆作战。显然，李鸿章的判断与调兵，正中了日军的奸计。从实际情况年，清廷也认为旅顺是控制渤海海峡的锁钥，易守难攻，多年在此构筑船坞，修建军事设施。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却让李鸿章轻易放弃，看上去是为了保卫京畿安全，实际上此时还谈不上京畿之危。因为日军只有大规模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才可能危及到京畿的安全。相反，夺占旅顺口，日军将打开通往东北的通道，其兵力可源源不断地从海上得以输送。如果说战略判断失误后，随着日军进攻方向的明朗，迅速修正原方案尚能补救过失，但李鸿章却一错到底。当日军从花园口登陆，清军已从日间谍处获悉日军将攻取金州、大连时，李鸿章只派出2000人的兵力增援金州，而对派遣北洋舰队赴援大连的请求置之不理。最后，日军轻而易举地攻取无人之地大连，随后旅顺失陷。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清廷认为日军将进攻奉天，进而快速逼近山海关，另一路从渤海湾登陆，会攻北京。为此，清政府将主要兵力调往京津方向。但日军的企图正好与此相反，认为渤海湾封冻，登陆困难，兵出山东半岛，海陆夹攻，歼灭北洋海军，以保障随后从渤海湾登陆的安全。清军因将主要兵力调往京津方向，山东防务十分薄弱，而李鸿章也不知日军的主要目标是瞄准北洋海军而来，仍指示北洋海军扼守埋伏之地。当发现日军舰在荣成湾龙须岛活动，才令其前往巡察，以防对舰队形成包抄。但丁汝昌也不听李鸿章调遣，始终蛰居威海港内，将李鸿章最初“不得出大洋浪战”的精神贯彻到底，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剧。

纵观李鸿章的战略指挥，一方面用原始的打农民战争的经验指挥对日作战，另一方面，又从主观愿望出发，多次错判形势。我们知道，正确的战略指挥，是建立在全面细致的侦察和周到严密的部署之上，但李鸿章对侦察到的情报，往往枉加修正，他心里想着朝廷，主观上便认为，凡危及朝廷的方向，就是日军进攻的方向，结果使战略指挥与战场实际不相符合，从而一次次酿成大错。

甲午战争的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各种错误的叠加，便促成了清军的惨败。作为战略指挥员，战前信心不足，战中指挥失误，但随时却谋求通过外交等手段化解战争危机，这不能不说犯了战略性的错误。甲午战争的悲剧在于，李鸿章以政治家的角色，扮演了一位陆海军的统帅，他用政治原则代替军事原则指挥作战，这其中方向性的偏差，就不止是一场战役战斗的偏差，而是全局性的，致命的偏差。这一深刻的教训，我们必须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