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国科学院、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今年是甲午年。甲午，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含义，在我国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义。回首我国近代史，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节点，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甲午年的特殊含义，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爆发于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带给中华民族的伤害和耻辱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提醒，勿忘国耻，警钟长鸣，以史为鉴，发愤图强，举全党全国之力，迎接新的世纪大考。

制度之败，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铁证

我国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清朝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到了末年，它的生机和活力已经消耗殆尽。1840年-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封建的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史上，晚清政府领导了五次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即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战争。这五次反侵略战争虽然都是正义的战争，但因为投降主义占主导地位，所以一次次都失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还有个“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后来每况愈下的清王朝再也产生不出来像林则徐那样认真的主战派了。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清朝统治集团却浑浑噩噩、麻木不仁，完全置国家大局于不顾，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都不是完全着眼于民族大义和国家最高利益，而是把国家利益作为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手段和工具。腐朽到了极点的清政府，已经到了不割地、不赔款、不丧权辱国，便不能维持自己统治的悲惨境地。

一直到19世纪初，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个时期的中国，在世界上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富国。而恰恰在这个时期，世界历史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这期间，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法国爆发了大革命，美国经过独立战争建立了新国家。这三件大事，是世界现代化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而中国却仍然固守封建传统，对世界发生的变化茫然无知，眼睁睁丧失了由富变强、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

清政府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教训很多，但本质上是制度之败，是腐朽的封建王朝不敌新生的资本主义。它是一个老掉牙的腐朽衰败的封建王朝同一个武装到了牙齿的新生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血的事实，再一次提供了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必然失败的历史铁证。而制度落后是最根本的落后。

日本和中国几乎同时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日本的明治维新同中国的洋务运动也几乎同时起步，但日本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跨越，它的崛起意志，它的维新步伐，它的勤奋学习，它的锐意进取，它的扩张野心，它的尚武精神，它的举国一致，它的社会活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中国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里越陷越深，进入到中国政治制度最腐朽、最黑暗的时期。它的衰微破败，它的千疮百孔，它的腐败无能，它的穷奢极欲，它的内耗不已，它的一盘散沙，它的社会分裂，它的民心丧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讲日本武装到了牙齿，不单是指军事武装，更根本、更重要的是思想武装、精神武装。日本明治天皇亲政不久，就宣布了《五条誓文》，中心思想是强调上下一心，破除旧日陋习，求知识于世界。在当时的日本和当时的世界，这五条誓文的进步性、开放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实质成为日本崛起的宣言书。之后，日本近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家福泽谕吉进一步提出了“脱亚入欧”的纲领性口号，明治维新的目标也进一步明确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等三大目标，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被放在首要地位。而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思想家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福泽谕吉为例，他在明治维新期间的译著，共达六十余部，一百数十册。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制度风俗等，范围之广，内容之多，有如百科全书。福泽渝吉几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近代日本的启蒙运动。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注意到了福泽谕吉，他在《讲堂录》中写道：“福泽谕吉有义庆应大学，以教育为天职。不预款、均利。福氏于学擅众长，有诲人不倦之意。”1866年，他在赴欧实地考察基础上写成的《西洋事情》出版。这是一本改变日本历史的书。日本人几乎人手一部，把它当作金科玉律看待。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思想家则远没有这么幸运。著名思想家魏源耗费半生精力撰写的《海国图志》，是一部真正的国家之书。但初版50卷于1843年出版，却立即遭到了顽固派、守旧派的强烈指责和恶毒攻击，结果只印了1000册左右，且很少有人问津。

大量事实说明，中日两国当时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由于指导思想不同而结局完全不同。清政府一直为“中体”所锢，只为传入和吸收西方“器用”之学提供了极为狭小的空间；而日本明治政府由于强烈的时代危机感和开放性思维，则更加主动、更加自觉地走向世界，加之明治维新以后建立和形成的适应社会变革的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文化体制，以及相继推出的一系列开明的政策措施，很快形成了“西潮奔涌东瀛”的局面，为日本跻身西方列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体制制度基础。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日本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军国主义思想的不断膨胀。日本军国主义在甲午战争期间和其后的侵华战争中，所表现出的疯狂性、残酷性、野蛮性、动物性（兽性），不是偶然的。现在日本安倍政权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美化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企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也不是偶然的。对此，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世界人民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战略之败，一场无战略的战略决战

陈毅在1947年总结华东作战情况时，曾经从战略上对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过比较。他说：“我们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如旅以上战役组织比人家强，纵队更强，野战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他说：“一年来自卫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战略上的胜利。虽然我们打胜仗靠同志们不怕牺牲流血的精神和大炮机枪，但主要是靠统帅部、陕北总部、毛主席的战略指导。”陈毅在这里讲到了战争的一个根本问题，这就是：战争致胜的条件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战略致胜是最核心、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

反观甲午之败，首先就败在战略上。清政府已完全丧失了战略判断、战略决策、战略思维能力，它同日本打的是一场无战略的战略决战。而日本则截然相反，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它经过长期的战争准备，有明确的战略意图和战略目标，有周密的战略谋划和战略设计，更有高度集中统一的战略指挥。1868年，明治天皇登基伊始，就开始推动“武国”方针。1870年，日本就明确了建设世界上最强大海军的战略目标，规划20年内拥有大小军舰200艘、常备军25000人。甲午海战前十年，日本相继提出十年经济发展计划和八年扩军计划。在甲午战前的六年间，日本平均每年增添新舰2艘。甲午战争前，为了集中兵力，强化集中统一指挥，日本海军统一整合了舰队资源，组建了联合舰队；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海上攻势的需要，将联合舰队再次改编，形成一个本队和三个游击队。而最关键的是，日本成立了直属天皇的战时大本营，作为海陆军的最高指挥机构，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战争指挥中枢。

清政府对日本的战略图谋却始终处于懵懵懂懂之中，没有任何战略预判。清朝的海军建设，完全是按照旧式外海水师分省布防的思路“分洋”建设的，从未实现过统一布局、统一指挥。在黄海海战的危急时刻，北洋几次请调南洋各舰北上助战，皆被托辞拒绝。以至于李鸿章发出“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的哀叹。而最致命的是，清政府从来没有确定和形成真正的战略指挥中心，名义上的最高统帅是光绪皇帝，而实际上的最高统帅是慈禧。慈禧厌战主和，因此实际上将战争指挥大权完全赋予李鸿章一人之手。李鸿章则难以协调陆海军之间的行动，不能实施不间断的集中统一指挥。清政府前敌各军互不隶属，各行其是。有将无帅，诸将并立，在海军和陆军之间、陆军各部之间特别明显。战争打起来后，清政府对日军的战略进攻方向一再判断错误，两次大的抗登陆作战都没有事先在敌人可能登陆的地方布置防御力量，致使日军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轻易登陆成功。

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被世界列强肢解和瓜分的严重危机。对中国下手最快的是沙皇俄国。俄国联合德国和法国，以武力为后盾，干涉日本还辽。之后，它先是派兵占领了旅顺，接着控制了中国整个东北地区。德国则先是索得在天津和汉口的两块租界地作为“报酬”，接着又强占胶州湾。《马关条约》规定的“赔款”达二亿两白银之巨，并规定，在条约批准后的半年内要先付五千万两，后来又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加在一起是八千万两，限在半年内付出。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全年不到九千万两。为了交付“赔款”，不得不举借外债。列强由此掀起了争夺向中国出借政治奴役性贷款、争夺海关和中国财政控制权的争斗。接着又在中国进行争夺铁路建筑权的较量。面对列强的疯狂掠夺，清政府束手无策，完全谈不上有什么主动的外交政策，更遑论战略思维。他们的唯一办法是“以夷制夷”。而所谓“以夷制夷”，事实上并不是清政府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牵制他们，而是不断地以中国的领土主权为牺牲品来调节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血肉轮番地填塞一个个饿狼的肚子。

人类战争史已经充分证明，战争，从来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战争是包括政治力、军事力、经济力、文化力、外交力等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博弈，说到底是战略的博弈。虽然胜败乃兵家常事，但胜者自胜，败者自败，看似偶然性在起作用，实则必然性在起作用。而对一个国家来说，战略思维、战略决断能力的有无和优劣，则是决定性的。

以史为鉴，不是陶醉于历史辉煌，不是沉湎于历史苦难，更不是陷于历史泥淖，而是洞察历史规律，汲取历史智慧，把握历史大势，从而解决新的历史课题，推动历史前进。

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同12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以甲午战争为标志的中国沉沦落伍是19世纪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是20世纪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那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标志，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将是21世纪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我国的近现代化进程曾经两次被打断。现在我们正处在由富变强的重大历史节点，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是新的世纪大考。中国站立起来不容易，富裕起来不容易，强大起来更加不容易。但中国终究不但要站起来、富起来，而且要强起来。这是时代进步的伟大潮流，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一定要准确判断和牢牢把握世界大势和中国大势，举全党全国之力，迎接新的世纪大考，交出新的合格答卷。

一、密切关注国际大局的调整和变化。中国在长时期里有天下观，而无国家观；有天下观，而无国际观；只见陆，不见海；只见内，不见外。从而导致战略视野狭隘，长期以来国家战略只能是一种不完全的战略。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走在世界前列，要在国际战略博弈中立于主动地位，首先要确立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国家观和国际观，并且使两者有机统一、紧密结合。当代世界仍然处于二战以来广泛而深刻的战略格局变化和调整之中。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到两极格局终结、美国战略东移，世界局势的变化扑朔迷离。今天我们讲大局观，是包括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两个方面的。我们要清醒把握时代、实践和科学发展的主流和趋势，清醒把握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及世界矛盾全局、发展全局、战略全局的发展变化，清醒把握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深刻调整和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改变，清醒把握我国的战略利益、核心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从而牢牢把握国际战略主动，不断增强和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创造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良好环境，维护世界和平。

二、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任何国家由富变强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对我国这样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小农经济基础深厚，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巨大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任务尤其艰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富是量的积累，强是质的变化。在一定条件下，富是强的基础。但强不是富的简单增长和叠加，而是一个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等综合性的质的提升和变化。因此，国家由富变强不容易，而由富转衰，垮起来常常是一夜之间的事。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那么，建设现代化的世界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是一场更为广泛、更为深刻、更为持久的伟大革命。从世界后列走到世界前列，必然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一些革命性变革和变化。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进行与过去时代有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明朝中叶以来，我国吃尽了闭关锁国的苦头。新时期，邓小平指导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才使我国大踏步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这个正确方向绝不能动摇。要坚定不移地实现“强治、强经、强军、强民”的战略目标。“强治”，就是坚定不移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个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的核心目标，也是整个改革开放的“牛鼻子”，要抓住不放。“强经”，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目标，努力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努力提升中国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强军”，是强国的应有之义，也是强国的核心目标之一，像我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强大的军队和国防，是不可思议的。“强民”，就是要大力提高13亿人民的整体素质。有强大的社会、强大的国民，才有强大的国家。要特别注意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弘扬。一个精神上昂扬奋发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光明前途的民族。

三、努力使中华文化走在世界前列。世界历史发展充分证明，谁创造了领先世界的文化，谁就能走在世界前列，谁就可能成为世界性强国。深刻的文化变革和文化进步是近代以来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重心转移的最重要和最具有影响力的因素。迎接新的世纪大考，文化的考验是一个长期的考验。我们必须树立一个雄心壮志，这就是：经过3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不懈奋斗，努力使中华文化走在世界前列，让中华文明在世界大放异彩。那将是一幅波澜壮阔、宏大精微、异彩纷呈、气象万千的生动画面。

到那时，中华民族将以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灿烂的精神文明贡献于世界，中华民族将以全新的素质和崭新的精神风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那时，中国制度将更加成熟和定型，中国模式将更加完备和丰富，中国道路将光芒四射、越走越宽广，从而为世界的发展提供新的启发和新的借鉴。到那时，中国价值观将被世界更多人所认同、所尊重，中国思想将以其博大精深的本来面目和回答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蓬勃生机而引领世界，中国声音将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中国语言将以独特魅力和无与伦比的创造力、表现力而普及于世界，成为世界主要交流工具之一，中国作品将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广泛读者的作品，中国将造就和涌现出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科学、文化研究机构，将造就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思想家、教育家、学者、作家和艺术家，将形成群星荟萃、人才辈出、高峰连绵的局面。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四、坚定不移地走科技强国之路。近代史上，我国落后挨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后。事实已经反复证明，没有核心技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经济总量是靠不住的。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安全。16世纪以来，世界上多次发生科技革命，但没有一次发生在中国。人们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我们应当把这种历史欠账转化为发展科技的强大动力。把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切实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改革国家科技创新战略规划和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加快解决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问题，加快建立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坚持我们党抓科技形成的重大任务带动、重大项目导向，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良传统，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步伐，瞄准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历史性跨越。要努力创造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体制机制环境、社会和舆论环境，逐步使中国成为对世界科技优秀人才、拔尖人才最具吸引力、凝聚力的重要国家。

五、毫不动摇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现代化，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充满血腥的现代化。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在世界历史上走出了一条大国崛起的新路。虽然这条路并不平坦，但它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然而值得警惕的是，有人并不希望看到中国崛起、中国强大，妄图第三次打断和延缓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现实中存在着崛起与反崛起的严峻斗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要经受各种风险的考验，包括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战争风险的考验。要看到，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性、危害性，不比120年前小，也不比80年前小。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纸老虎，也是真老虎。对此，我们务必心中有数。我们坚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但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六、强化国家意识。国家意识是对民族存在的一种自觉，它最大的意义就是增进民族认同，提高人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国家意识还是强化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最有力工具，有助于唤起人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愿望。坚定的国家意识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动力和源泉。中华民族是富有强烈国家意识和强大民族凝聚力的伟大民族。在新的时代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面前，特别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这一伟大传统。特别值得珍视的是，在晚清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反而愈益放射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灿烂光辉，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进行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谱写了前可慰古人、后可启来者的壮丽篇章。梁启超的惊世骇俗之文，鲁迅的刺穿千年之剑，都是浸透了甲午耻辱的。他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仍然是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精神动力。

七、切实加强执政党建设。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前的一切革命和战争之所以失败，根本教训有两条：一是没有先进的思想武器，二是没有先进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实现从失败到胜利的伟大转折，根本经验是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先进的思想武器和中国共产党这个先进的领导力量。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看，大国的兴衰治乱，思想理论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军事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也是思想理论的科学性、彻底性的竞争。一个执政党只有掌握了先进的理论武器，具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才能真正承担起推动历史前进的领导责任，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社会的发展总是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因而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思想，越需要思想家，越需要战略思想家。思想理论好比国家和社会的血脉，思想理论干涸，国家和社会就必然衰竭。理论强党必强，思想富国必富。我曾对外国朋友讲过，观察中国问题，首先要观察中国共产党。我们党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理论上成熟和不断发展，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具有伟大的历史担当精神。加强领导力量建设，关键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领导骨干队伍建设。盖非常之业，必待非常之人。善用各种人才，才能成大事业。必须不拘一格、千方百计，把最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政府周围。“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但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任务。

这里涉及怎样看反腐败。历史地看，一切封建王朝，一切剥削阶级统治集团，之所以跳不出历史周期律，根本原因是腐败。而在诸种腐败现象中，最危险的是政治腐败和吏治腐败，政治腐败必然导致吏治腐败，吏治腐败是最大的政治腐败。政治腐败的破坏性在于，它从根本上销蚀一个政权的建设性功能和积极因素，而使破坏性功能和消极因素呈几何级数增长，最终必然把它推向自己的反面。吏治腐败的破坏性在于，它从根本上销蚀优胜劣汰的干部人才遴选机制，而形成劣胜优汰的逆调节机制。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在政治上失去了建设性，不能调动和集聚积极因素，又造就不出适应统治需要的治国之才，垮台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当年曾有人同宋美龄谈国民党如何腐败、共产党如何清廉，宋美龄说，共产党还没有尝过权力的滋味。这句话反映了宋美龄对国民党有根据的没信心和对共产党无根据的没信心。但她提出的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思。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来说，有效防治腐败，有效防范各种危险，必须过好权力关。这是真正大的问题、真正大的考验。（作者为中国政研会副会长 李洪峰）

李洪峰 现任中国政研会副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当代书法篆刻院院长。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研究局局长，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新华社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新华社纪检组组长，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文化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副组长。主要著作有：《伟大复兴与战略思维》《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毛泽东》《战略家邓小平》等，主编《读一点清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