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已经过去120年，无论我们怎样评价那场战争，战后中日国际地位的乾坤逆转，都是不争的事实。仅就东亚地区而言，各国的模仿对象，已开始由中国转换为日本。

日本的做法危害两国友好合作关系

1896年起，清朝开始派学生赴日留学。到1906年，日本方面宣称：中国留日学生已达16000余人。时过80年后，中国官方再度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截至2010年10月，中国留日学生达到86173人，占外国留日学生总数的60.8％。

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略超日本。不过，在经济质量上，两国的差距仍然很大，中国的人均GDP（4283美元）只有日本（42325美元）的1/10。尽管如此，日本官方的态度仍然发生了微妙变化，不友好的声音日渐弥漫，不友善的动作纷至沓来。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演出的一幕幕闹剧，把中日两国40年来的友好合作关系打回冰点。以安倍晋三为首的日本内阁，几乎将中日关系引上了一条兵燹在即的不归之路。

从恢复邦交早期的“政经同热”，到十几年前的“政冷经热”，再到当下时局的“政经俱冷”甚至“剑拔弩张”，其实潜伏着一条中日国势“此起彼伏”的曲线，从中也可以看到日本的思维惯性。若从晚近言之，这一惯性可追溯至甲午战争以来沉积于部分日本人心理基底的思维结构，我们可称之为畸形的“落差—权力”结构。

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形成思维惯性

就地缘政治而言，某个国家若想确立自身的区域优势并有效地维护区域秩序，“落差—权力”结构似乎都是不可或缺的前提。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指出：“中国和所有从属国之间的巨大差距是朝贡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这种体系长期特有的稳定性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以朝贡体系为依托，国家间被拉大的差距培育出了潜在的稳定性。”

明治时代的福泽谕吉无疑深谙此道。他要解决的问题，不过是翻版于近代化名义下的东亚老问题，而这种翻版的核心目的之一，是以“礼乐征伐自东洋出”取代“礼乐征伐自中华出”，即以所谓“国民国家”取代“华夷体系”，以所谓“近代文明”征服“中世野蛮”，以所谓“资本经济”改造“自足经济”。这三大“落差”，与明治维新的三大口号——“富国强兵”、“文明开化”和“殖产兴业”之间，互为诠释，彼此对应。1894年甲午一役，日本构建的这一“落差—权力”结构在东亚正式确立。

战后日本连续发动侵略战争

日本对上述结构的维持方法，往往是“武威”有余而“礼乐”不足。当他们在甲午战争中初尝胜果后，一个近乎“祖训”的判断，已给日本的周边政策赋予了至今亦无法超越的规定性。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高级间谍宗方小太郎向政府建言：“昔日识者曾认为，中日两国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大战而大胜之，彼始知我之实力之不可敌，至此方可收协同之效也。”

日本后来连续发动的侵华战争证实，日本不允许中国的国力与日本接近，更不允许中国超越日本。其黩武轨迹表明，日本对甲午战争之前以中国为中心的“落差—权力”结构和战后新的走向，显然存在认识误区。日本无法解释的是，在长达500年的华夷秩序下，明清两代为什么从未对日本构成任何威胁，中国反而不断面临来自倭寇的侵略。这意味着，安倍内阁目前的所作所为，只应归因于他们不懂历史。惟其不懂历史，在面对中国复兴时，日本便只能回到误读历史的“祖训”去寻找答案，但这对日本却构成了十足的危险。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