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败于中国的士大夫素来瞧不上的蕞尔小国日本，这种刺激非同小可。如果说，鸦片战争使他们认识到了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那么，甲午残败让他们明白，延续已久的皇权专制体制到了非变革不可的时候。

1894年的甲午战争距今已经两个甲子了，回望往事，依然令人唏嘘，一个原本欣欣向荣的“同光中兴”生生被这场战争给搅黄了。近代中国的历史硬是被切割成前后两个时期：先前相对比较从容学习西方（中体西用）的情形不复再见，一波又一波的激进主义在甲午战争后不断发生。

孙文：既得利益集团不思进取

指望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犹如期待“吃人的野兽”改用餐具，与借此将他们改造成“素食者”一样荒唐。

还在甲午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意识到了满洲人不足以引领中国走上现代化。他在1894年11月发布的《兴中会章程》中，大胆倡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合众政府”，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归咎为满洲人的愚昧颟顸、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不明世界大势、国际潮流，终于导致丧师辱国奇耻大辱，轻忽于万国，蒙羞于邻邦。孙中山的困惑是：为什么拥有四万万苍生之众，拥有数万里土地之饶的中国，不仅不能发奋为雄，继续引领亚洲，引领世界，反而被一个东邻岛国所欺侮？

根据自己的观察，孙中山以为古老的中国之所以在近代落到这个地步，主要是因为中国遇到了一个落后“异族”的统治，两百年的政治发展，三十年的经济成长，使清廷内部形成一个又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些特殊的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久已满足于现状，不思进取，甚至面对危机，也宁愿牺牲国家而不愿为改革牺牲自己的利益。满洲贵族统治的中国已经让利益、阶级彻底固化、绑架，假如中国不能推翻满洲异族统治，指望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犹如期待“吃人的野兽”改用餐具，与借此将他们改造成“素食者”一样荒唐。（《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孙中山全集》卷一，104页）

基于这样的独特认识，孙中山从1894年开始，也就是战争还未结束的时候，就从一个人的觉醒开始了“一个人的革命”，进而从一个人的革命，带动整个民族的觉醒、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假如没有甲午战争，假如不是输得这样惨，孙中山可能不会革命，说不定他会高高兴兴谒见李鸿章，争取在体制内谋得一个位置。

甲午战争打碎了孙中山进入体制的梦想，使他从一个改良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排满主义者。孙中山民族主义觉醒代表了甲午战争后中国人的一个方向，不过实事求是说，革命、排满，在此后很长时间还不是中国社会演变的主流。

严复：引进“社会进化论”

严复指出，当今世界，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丛林，中国人必须坚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

细绎1894年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可能还是以严复为代表的进化论思想。这个思想不仅不否定清廷引领中国进步的过去，而且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另有原因，中国输在战术而非战略。

作为海军出身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对甲午战争有着别人无法理解的心理创伤，沉没于海底的北洋将士，不是严复在福建船政学堂、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同学，就是他在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这些鲜活的生命在一夜之间天人相隔，这不能不让严复愤怒、悲凉、哀嚎。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就很难理解一个温文尔雅的读书人，为什么会在甲午战败后如此愤怒，发表那么多振聋发聩的檄文。

严复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这场战争中一再被动，均源于李鸿章用人有误。最初是听信武断独行的袁世凯，对朝鲜时局、日本谋略，判断有误，致使中日不得不诉诸武力；其次，信其婿张佩伦对淮军内部人际关系的分析，一门心思想让听话的同乡卫汝贵挑大梁，命其率骑兵、步兵六千人进驻平壤，原本准备在那儿进行一场决战，然而卫汝贵不仅不积极抗敌，反而贪污军粮军饷，致使全军大哗。待到快要与日军进行决战时，卫汝贵竟然一路狂奔逃亡沈阳。第三，严复认为，李鸿章更不应该重用其外甥张士珩，李鸿章对自己的外甥究竟是什么样的德性，不能说一点不知道，对于张士珩的贪婪应该有所了解，这样重用私人，结果张士珩贪赃枉法，致使军火短缺，炮台皆不足以毙敌。李鸿章以自己一生的勋业，徇此四五个私人的情面，从而使国家蒙此大难，李鸿章除了以死谢国，还有什么颜面苟活于这个世界上呢？

严复对战争责任的检讨是有意义的，他对李鸿章的指责也大致不错，由此严复并不认为先前几十年中国洋务新政有根本错误，相反，他认为中国在追求富强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严复指出，当今世界，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丛林，中国人必须坚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必须心无旁骛重建一个近代国家，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一个强大、充满现代气息的中国不仅可以避免甲午战争这样的羞辱，而且是世界和平的保障。

冯桂芬、郑观应直指体制变革

冯桂芬、郑观应等早在其甲午战争之前的著作中建议，参照西方国家的议会体制重建中国政治架构，甚至应该考虑像东西洋各国那样构建君主立宪体制。

甲午战败唤醒了国人，唤醒了统治者。先前几十年不断呼吁的发展实业、保护商业、改革教育、发展教育等，都因为这场战争的失败而亡羊补牢，在政府的倡导下，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很快从一般性呼吁、倡导变为举国共识，成为实际发展着的运动。

而且，由于《马关条约》允许外国资本自由进出中国，原先管制型的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国际资本的自由进出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构成，让铁路建设、矿产资源的开采成为可能。而且，外国资本为中国民族资本提供了机会与示范，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开始发生，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开始出现，工人阶级也不再是农业文明状态下的手工业者。

战前三十年洋务新政期间，并不是没有人看到危机，看到问题，郭嵩焘、马建忠、薛福成等早就建议应该引领中国走上世界，与世界一致；王韬、陈炽、郑观应等建议应该释放社会、释放媒体，最大限度让社会自治，让媒体像媒体，成为社会权力的一极；冯桂芬、郑观应等早在甲午战争之前的著作中就建议，参照西方国家的议会体制重建中国政治架构，甚至应该考虑像东西洋各国那样构建君主立宪体制。这些思想主张在甲午战前均被虚矫的经济成就完全屏蔽，经济的虚胖让很多人以为既有体制优越于东西洋。

惨烈的失败换来沉痛的反思，沉痛的反思为中国迎来了一个沉痛的转身。知耻而后勇，原本就是先圣往哲殷切教诲，中国人不怕失败，就怕失败之后不敢承认。甲午战败让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惟一值得中国人庆幸的是，失败后的中国没有就此沉沦，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奋起，坦然承认失败，毫不犹豫转身向东，向打败自己的敌人学习。从此，中国人开始了艰难的维新历程，康有为、梁启超在京沪两地相继建立强学会，各省府州县也成立了不同的相应组织，结党营私、君子不党的观念被渐渐打破，政治新气象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不久悄然发生，不三年，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从而为中国再出发提供了一个现实可能性。

【马勇推荐书目】

陈伟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杨念群主编：《甲午百年祭：多元视野下的中日战争》，北京：知识出版社1995年。

信夫清三郎著，于时化译：《甲午日本外交内幕》，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寇伟：《甲午战争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