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已过去120年，从战败的那一天起，中国的有识之士就从未停止对它的反思，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事等各个层面分析总结，希图从中找到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在此，从历史文化层面，对之进行一点反思。

中国海陆战败原因

甲午战后，有人在《军学》杂志上著文指出：“战争之胜败，纯以学术优劣为标准。我国昔时筑垒购舰，固不遗余力，然运用纯物质之学术，未能深于研究，故船垒虽称坚固，而深通学术之将帅竟乏其人。夫物质恃学术运用而始有效果者也。”这里说的“学术”，主要指科技原理方面的文化知识，“纯物质之学术”是指枪炮船舰之类军事武器，意思是说尽管拥有这些军事武器，但如果没有懂得和掌握这些军事武器理论和技能，即没有军事文化知识，也还是不行的。

从甲午中日战争前中日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未必注定要失败。甲午战争爆发后，当时上海《申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日本情见势绌中国宜乘机制胜》的评论，认为中国理顺师直，正义在握，并且地大物博，人多兵众，而日本理逆师曲，失道寡助，加上地狭物匮，兵少饷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完全可以“以大制小，以顺制逆”，打败日本。这篇评论有一定道理。就军事而言，当时中国陆军有马步兵90多万，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收复新疆的战争，参加过中法战争，在镇南关战役、守卫台湾战役中，有与敌交锋的经验。不足的是，甲午战前十年中，基本缺乏新式训练。日本陆军现役不足10万人，预备役25万，虽训练有素，但未经战阵。海军方面，中国的北洋舰队为当时东亚第一舰队。其中“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均为7500吨，被日本视为最大威胁。所谓“日本之畏定、镇二船甚于虎豹”。海军训练、素质，中日差距不大。所以，就陆、海军力和武器方面相较，中国未必不能打败日本。但残酷的事实是，中国海、陆皆败，而且败得很惨。

有人说，甲午战败，是因为中国的军队没有近代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该批评没有错，问题是军队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我们首先要了解研究对象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背景，这样，得出的结论才会接近历史真实。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朝是一个由满族权贵建立的、还处于中世纪落后状态、而且日趋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权。清军入关，曾大肆杀戮汉族人民，对各族人民实行残暴的种族统治，种族矛盾很深。以秘密会党为形式的反清斗争绵延历久，几与清朝相始终。就在甲午战前十年，清政府刚刚镇压了大平天国、捻军、苗民、回民等起义。在这种“防民甚于防寇”的统治背景下，统治者不可能对民众进行战争动员，不可能对民众进行国防教育，朝廷如此腐朽，民众不会为它而战，为它牺牲，根本不可能有抗敌御侮、保家卫国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所以，一经与敌交战，少有舍身拼命的。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先是出动淮军，继而增调湘军，但无论是淮军，还是湘军，因为安闲太久，“将佚兵疲”，士兵“不习劳苦”，早无战志。军队无杀敌报国的信念，非但不会去与敌人拼死作战，甚而扰乱社会。卫汝贵统兵入朝作战，所部不少士兵身背马枪、鸟枪、鸦片枪，被人戏称“三枪”军队，纪律败坏，沿途烧杀淫掠，引起公愤。李鸿章闻之，打电报给卫氏，要他约束部队，为其（指李鸿章）“留些颜面”。军纪如此败坏，焉有不败？1894年11月27日，李鸿章在给丁汝昌、戴宗骞等威海陆海军将领的电报中称：“半载以来，淮将守〔炮〕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走，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汝等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矣。”自战火延烧到东北境内，清廷又从各省临时招募，辽东战场最多时达到200多营,10多万人。给养、管理、指挥分属十多个不同的系统，互不统属，各自为政，也互不援救。海城之战，清军以10倍于敌之兵力围攻海城6000日军，五战五败，未能攻下，原因就是无统一指挥，各路统兵大员位埒势均，互不相属。这些新招募的大多是不识字的农民，其中不乏游民，与其说是兵，倒不如说是一群“乌合之众”，素质极差，甚有抗命不从的。因仓促编练，枪炮非所习，一经战阵，“见敌即溃”，“望风而逃”。且每次溃退，尽弃军实。据日方统计，日军在牙山、平壤、九连城、凤凰城、金州、大连湾、旅顺口等地一共缴获大炮607门、枪7384支，炮弹267万余发，子弹7745万发之多。其后在牛庄、营口、威海卫、澎湖等地，清军遗弃的大炮达数百门，枪弹不计其数。李鸿章哀叹：“淮军部队遗弃大炮，令我寒心，再发再弃，当如之何？”大批武器弹药的遗弃，不仅削弱了自己装备的总实力，而且反过来大大加强了日军的装备。旅顺口之战，日军以缴获的卫汝贵部快炮，“登山俯击”清军炮台。田庄台之战，日军用盖平、海城清军所遗弃的数百门大炮，列阵辽河南岸，轰击清军。士兵素质如此低下，加速了清军的战败。

有人说，甲午战败与中国将帅缺乏近代军事文化素养有关。这一说法也不可否认。清军素质固然差，但当时清军军事统帅和领兵打仗的将领的军事文化素养也好不了多少。纵观甲午战争的全过程，无论是领导这场战争的最高机构军机处的军机大臣、督办军务处大臣、兵部尚书和侍郎，还是各路统兵大员，都是不懂近代军事、缺乏近代军事文化知识和修养的人。军机大臣是清一色进士出身，督办军务大臣、兵部尚书、侍郎不是进士、举人，就是满蒙出身,具有特定身份的人。这些人不用说从未出过国，了解中外大势了，甚至连近代军事著作都未读过。由他们指挥战争，结果可想而知。战争爆发后，军机大臣中分为主战、主和两种不同意见，正如《申报》上的一篇评论所指出的那样，主战者“多为矜节气者”，以翁同龢、李鸿藻为代表；主和者“多为老成持重者”，以孙毓汶、徐用仪为代表，其他为中间派。平壤之战、黄海海战后，慈禧转向主和，要翁同龢前往天津见李鸿章，探询俄国态度。翁氏当着太后面表示：“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这是为最典型的例子。主战派要抗击日本侵略，表示不能示弱，但他门对于“敌势军情，暮焉不识”，而负责实际军事的李鸿章却“主和避战”，先后挽请英、俄出面调停。待到调停不成，方才仓促备战，对于开战，既无把握，更无决心。英国公使欧格讷直言告诉总理衙门大臣：“日本所志甚大，不在赔款，各国私议，至少须二千千万元，犹不能保无他索。中国果能致死，则将倭打入海去，更无他法。”甚至还说：“中国喜事〔指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似可不办，何暇更及筵宴事耶？”“倭布置已好，中竟是瞎子。”话虽尖刻，但点到了要害。1894年春，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筹备活动正处于热火天之时，内外臣僚正准备进献以邀宠幸，日本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深知中国不会有战争准备和交战决心，以为机会可乘，遂借朝鲜民变一事，挑起战争。日本为了侵略中国，发动这场战争，已谋划了十多年，当然不会轻意接受清政府的求和。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当时对日本执意要同中国决一死战，全然不知。当初李鸿章说过，今日办海防，练海军，“旨在防日”。可是，他到马关议和时，与伊藤博文首次见面时却说“中国素未准备与人交战”，可见他说的“防日”是有名无实，从来就没有做过防止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应有准备。身为国家大员，朝廷倚为柱石，天下亿万生灵安危所系，竟将国防置于如此地步，令人震惊！与龚自珍同时代的清代诗人王昙在《咏汉武帝》诗中写得好：“和议终非中国计，雄兵方逞帝王才。”无战守的和，最终只能是败降。日本早将中国视为假想敌，要对中国发动战争，还谈什么“和议”，只有“雄兵”，建立强大的国防，与之血战到底，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李鸿章的作为真可为千古殷鉴。

难以应对近代战争的落后海防

在30年的海防建设中，无论陆军，还是海军，都不研究近代战争的特点，灵活运用近代战争的战略战术。虽也曾选派一些人员赴西方国家留学，学习军事技术和战术，但大多数为学堂学生和中下级军官，从未抽调高级将领赴西方国家学习军事理论、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而留学归国的，除海军中一些学生被任命为舰管带和大副外，其他大多数不被重用，几乎没有一人进入军机处和兵部，任总兵、提督的少之又少。甲午战争中统兵将帅都还是当年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湘淮耆宿”，这些人大多为耄耋之人，暮气沉沉、已不能领兵打仗。战场上他们采用的还是当年的旧营制、旧战术。有人指出：“今日陆海各军，用器尚新，而将领无西学”，“对于西方国家所践行的战争原则、战略战术毫无所知”，由于洋枪洋炮原理复杂，要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因此，不少将领对于洋枪洋炮的操练积极性不高，甚有干脆“置而不用”。“兵不谙器”、不会使用新式武器成为军中一个普遍的现象。少数将帅平日养尊处优，爱财如命，不知国计外情，克扣军饷、脧剥士兵，以肥私囊。嫖妓女，抽鸦片，甚有终年不在营中，不知训练为何事者。淮军名将刘铭传当时就指出：“湘淮两军，已成强弩之末，…令人忧之。”后来的事实验证了他的担忧。战争中，无论海军、陆军，统兵大员不战而逃的，如叶志超、方伯谦、龚照瑷、赵怀业、黄仕霖等，数不甚数。国家花费了数千万银两，练海军、办海防，练新兵，养育了那么多海陆将帅、官兵，却落得个如此的惨败。

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开展海防大讨论，此后中国开始了海防建设。先后编练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重点建设北洋海军，海军建设“旨在防日”。中法战争后，又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由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主持。但这个衙门不是负责统一编练、指挥全国海军，研究如何防日，而是挪用海军经费去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以“昆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结果造成在甲午战前六年中，北洋舰队“未添一舰”。北洋海军的覆灭，还败在近代军事文化水平低下。平日训练“不无粉饰”，指挥水平不高，军官中抽鸦片、挟妓夜宿、克扣军饷，腐败现象同样存在。舰炮所用弹药少而质差。日军占领威海后，北洋海军从刘公岛发炮轰击，炮弹落至威海炮台，竟不炸裂。日军“剖而视之，见其中皆泥沙。另有未裂各弹，验试皆空无所有”。海军覆灭的要害还在于：自战争爆发后，根本就没有制订与敌争夺制海权的战略决策、与日本海军作战的方案。黄海海战是一场遭遇战，沉5伤4，但“定远”、“镇远”两大主力舰犹在，对敌仍构成威胁，可是丁汝昌借口修船，不敢出巡，日军在花园口登陆，清军早已获得情报，但北洋舰队龟缩威海港内，不敢出击，致使日军长驱直入。而李鸿章则令丁汝昌将余舰株守港内，不准出海击敌。由于这一错误决策，结果造成北洋舰队“坐待倭人之围攻”，最后全军覆灭。平壤之战、黄海海战之后、日军大举调兵入侵中国东北，有人在《申报》上建议实行“围魏救赵”、出奇制胜之策，“捣虚批隙之计”：乘日本派重兵进攻东北、国内空虚之际，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兵多，以长江水师、福建、广东水师“移师东伐”“直捣扶桑”，“径驶长崎、对洲两岛〔即对马海峡〕，以攻其不备”。可惜这条极具军事价值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两江、两广的督抚们，借口他们所拥有的水师舰只都是铁皮包裹的木质战船，吨位小，航速低，不能在海上与日交锋。结果只能眼睁睁地坐视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扩大。

战败促进觉醒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国内，举国震惊，“今日报传割台湾，神州赤县同一哭”。革命老人吴玉章在回忆录中说：“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的家乡〔四川荣县〕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这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刻，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这段回忆代表了当时许多青年对战败的悲愤之情和对国家未来前途命运担忧的心理感受。战败促进了民族的觉醒。人们开始从思想文化层面进行深刻反思，并提出相应的补救举措。康有为认为甲午战败，不是败在“炮械军兵”，而是败在文化。他说：“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八股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害，只要有其中一害，就可以使国家变弱而亡。举朝六部九卿，“无一能任事变者”，问题出在八股上。大小官吏，为了升官，心思所注，全在诗艺八股。认为日本取胜“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是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所致。“日本之骤强，由兴学致极盛。”中国要避免危亡，必须从文化下手。改科举、废八股，兴学校，开民智、育人才。梁启起也认为甲午之败，败在愚民：中国人口虽号称四亿，未为少也，“然而妇女不读书，去其半矣，农工商兵不知学，则去其十之八、九矣。”而剩下之一、二者，“苫毕咿咿于《四书》《五经》”，与教无与，与国家安危无与。“徒令民不识不知，无才无用，国焉有不败乎？！”康、梁从思想文化教育入手的反思，直接促成了稍后的维新变法运动。

甲午战争中国海、陆虽都败绩，但在局部地区、个别战役，以及当时一些有关如何御敌作战的言论主张仍具有一定的价值。一些战略战术也并非不成功。日军突破鸭绿江防线后，侵犯凤凰城一带，依克唐阿率部在收复宽甸、聂士成率部在收复摩天岭、连山关战斗中，采用“避众击寡”、“主动出击”、“前后夹击”等积极主动的防御方针、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得敌人损兵折将，先后收复宽甸、长甸等城，守卫了辽阳以东，直至鸭绿江边的广大地区。日本随军记者写道：“敌军似不使用其惯用的防御手段，而以攻势的姿态前进，真是奇中又奇。”这颇有点像现代游击战争的战术了。光绪帝虽颁诏嘉奖，但未将此一有效的作战方式在全军中加以推广。又如辽阳知州徐庆璋，广泛发动民众，组织民团，抗击日军。全境“周围七、八百里，无民不团”，有力配合了官军作战。日本海军围攻威海卫时，有意思的是，两个美国人毛遂自荐，力言可用烟幕法御敌，即利用在海上散布烟雾，再配之鱼雷快艇和军舰，攻击敌舰。但这一战术，清廷最终也未采纳。日军入侵东北后不久，时值严冬，有官员建议利用天寒地冻，敌人行军、给养困难，采用持久战来打击敌人。袁昶在一份奏折中说：“倭人外强中干，国债山积，彼亦何能持久？！”“倭人素性剽悍，利在速战，彼内筹饷糈，亦甚易匮，不能持久。”甚至提出主动放弃一些地方，诱敌深入、歼灭敌人的主张，即“窃思兵法，善弃者乃能驭，地有所不守，城有所不攻”。当时甚至有人提议“挖地营”，同敌人开展地道战等。可惜这些有价值的建言和献策以及成功的作战经验，甲午战后并未能很好地加以总结。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展革命游击战争，尤其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领导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游击战、持久战、地道战等战争思想才逐渐上升为系统的军事理论，成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文化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在对战争的反思中，人们从失败的惨痛中还隐约地看到中国社会制度的缺失。1981年笔者参加盛宣怀档案资料整理时，看到“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等人战后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资料，曹氏说：“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朝制所限，所以难以尽仿，所以难以操胜算也。”从军事惨败的背后，看到了封建君主专制的落后。告诉人们：虽有近代化海军，但如果没有相配套的管理制度，我们还不能“以操胜算”。此后，中经戊戌变法，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开始编练新军，开办军事学校，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军事，培养军事指挥人才。随着科举的废除，文人从军、知识分子军人化，成为晚清社会的一股风气。但人们更多的是开始把目光聚焦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以孙中山等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开始走向了历史的前台。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