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农历甲午年。近代以来，最著名的甲午年是1894年。这一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留给中国人的痛楚记忆，百年不消。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精英曾反思：落后就要挨打！说的固然不错。可是，回望历史500年，我们还能看到更加丰富的内涵，获得更为深刻的答案。

痛击侵略赢得三百年和平

422年前的壬辰年（1592年），也就是明朝万历二十年，爆发了一场国际大战，明朝史籍一般称为“东征”（1592-1598年）。这是发生在朝鲜半岛及其附近海域、明朝军队与朝鲜联军合战日本军队的七年战争，韩国或朝鲜称之为“壬辰倭乱”或“壬辰卫国战争”，日本称为“文禄之役”与“庆长之役”。在大明王朝最为鼎盛的年代，刚刚统一日本列岛、羽翼未丰的丰臣秀吉，迫不及待地发动了这场全面侵朝战争，妄想“一朝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让朝鲜“先驱”，“吾死之前将令中国臣服”。明朝援军联手朝鲜军民，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物质财富代价，最终打败了丰臣秀吉的日本军队。

16、17世纪之交的明朝，在当时世界经济中占支配地位，也是世界白银生产的终极“秘窖”，实属当之无愧的“中央之国”。当时的中国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两大中心之一（另一个是印度）。这不仅表现在货币的白银流通方面，也表现在明代所具有的东亚文化母本和意象中心发源地的大气象。泰国（时称暹罗）国王纳黎萱认识到日本已经开始了扩张主义的政策，威胁到整个东亚的贸易（包括暹罗），并且在1592年侵犯了朝鲜。纳黎萱了解这些情况后，在1592年10月派遣了一个使团去中国，提出派遣暹罗海军去对抗日本。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暹罗海军最终出兵未果，但这表明，中国确实在当时一个有秩序的亚洲国家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对日本而言，当时的大明无疑比它先进得多，即使视明朝为“父母之邦”的朝鲜，也将日本视为“藩臣”。而战后的日本，无论是陶瓷术、印刷术、做豆腐的秘方，还是造纸术、绢纱制法及织布术等，据说都是通过从战争中被掳的朝鲜人处学得的。若从近代日本的历史逻辑出发，反观丰臣秀吉之举，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落后挑战先进、肆无忌惮的野蛮践踏文明又是什么？

福田勘介，这位当时被朝鲜军所俘的日军加藤清正部下，曾明白无误地指出侵朝日军的战略：“勿论老少男女，能步者掳去，不能步者尽杀，以朝鲜所掳之人，送于日本代为耕作。以日本耕作之人，换替为兵，年年侵犯，仍向上国矣。”此“上国”即指明朝，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蚕食朝鲜，进而侵略明朝。故东征经略邢玠后来总结说，当日本发难时，明朝“始而征兵不多，继而留兵太少，一时虽省，然养成燎原之势”，致使战事迁延七年，沿海之备所需不赀，这次若不彻底战胜日本，“狡倭乘之，大势去矣！”

万历援朝东征，确实耗费了明朝的元气，致其无法自如掌控关外建州女真，仅在战争结束20年后，即陷入了与后金及农民军作战的泥潭，而最终导致灭亡。因此不少历史学家将明朝的灭亡归罪于东征引发的覆国，从而给出了负面评价。如果赞成这种观点，那么丰臣秀吉确实可算是来自东亚世界的第一位挑战者。但无可否认的是：恰恰也是明朝，凭借毋庸置疑的实力，将日本的侵略势头整整遏制了300年，奠定了东亚和平的基础。

重大代价换来东亚新秩序

回望历史500年，可以清楚地看到：实力是奠定和平的基础，也是构建国家安全的保障。

实事求是地说，明朝万历皇帝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对东征问题的拍板和关注，不仅经得起历史评说，也对得起子孙后代。而当时皇帝的手下，也有一帮苦干实做的大臣，能在矛盾中权衡轻重利弊，选择符合时代要求的建议并努力付诸施行。

在东征明军中，最有战斗力的南兵，无疑是一面旗帜，被朝鲜国王称为“剑阁精兵”，他们的作战能力和军纪，正是戚继光在蓟镇十余年训练新兵成果的最好检验。朝鲜相臣柳成龙对南兵的解释准确而形象：“所谓南兵者，乃浙江地方之兵也，其兵勇锐无比，不骑马，皆步斗，善用火箭、大炮、刀枪之技，皆胜于倭。头戴白幍巾，身以赤白青黄为衣，而皆作半臂，略与本国罗将之衣相近，真皆敢死之兵。”南兵的严明军纪，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虽然确有少数北兵、西兵军纪败坏的案例，但无可否认也有朝鲜缺粮、供应不及的原因。而南兵将士即使断粮缺顿饿肚子，也保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风范，这是朝鲜史料中清清楚楚记载的事实。

回顾东征历史现场：明朝出兵朝鲜后，战场情况千变万化，总有超出高层预想设计之处。从东征开始的平壤之战到粮饷缺乏后的庆州驻守、安康出战，乃至第二阶段的稷山之战、蔚山攻围，以及最后阶段的讲和活动、顺天之战、露梁海战，战争进程的每一步，都是在明廷庙堂决策、东征军高层运筹及战地将领临场发挥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制约下的综合结果。尤其是战争第二阶段，从杨镐放弃蔚山攻围到邢玠重新发动四路总攻，中间只隔了8个月，这说明明军的恢复能力很强。

日本自封的所谓战国群雄，在与明军交战中，往往举阵惊骇奔散，基本上处于守势。故在万历二十六年七月，丰臣秀吉死后，五大臣决定秘不发丧，争取体面议和，因此双方才有了议和的基础与空间。

战争的结果是明朝确实付出了重大的历史代价，但由此造就出长久持续的东亚和平新局面，更加功不可没。虽然在中国内部有天翻地覆的明清易代，而另一事实也同样乾坤朗朗：由明朝创立并推广的宗藩朝贡体系，因东征得到巩固、加强，并被清朝如数继承，一直运行到近代被西方殖民统治体系彻底颠覆为止。中国周边，东征不仅对朝鲜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均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铸就了一道海上长城。

东征还铲除了战争的始作俑者及其产生的土壤，正如万历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日本三国书之一《日本国对马州太守丰臣义智诚恐谨禀朝鲜国礼曹大人阁下》所云，“本邦于贵国更无他望，只止乎和好一事而已”，希望能得到“天朝诸老爷”的首肯。战后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实现了与丰臣秀吉政权的彻底切割，埋头“锁国”200多年的日本，致力于发展商业化和城市化，东亚海域世界从此无大战事。如此彻底切割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教训。

可见，明朝付出重大历史代价的成果，最终是由清朝继承和享受的。但唯守成却无继续创新的清朝，最终还是被来自海上的日本战胜，这个恶果当然不能怪罪到明朝的头上。

“并吞大陆”野心五百年未灭

回望历史500年，既有历史教训，也启发我们思考：历史边界甚易模糊，文明衍变逻辑诡黠。

1592年“渡海征服高丽”的壬辰战争，不过是丰臣秀吉为“征服唐国”所做的热身运动。从壬辰到甲午，不惮失败的日本人，通过卧薪尝胆的改革，再次与维新失败的清末中国较量，终于取得了甲午战争的胜利。继而通过1905年的日俄战争，赶跑了争食的北极熊，遂在1910年吞并了朝鲜。至此，日本自壬辰以来未遂的愿望终得实现，日本蚕食大陆的理想才渐入佳境——壬辰是日本失败的蓝图，而甲午则是其成功的印证。

甲午战争，远非一些日本研究者所认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起点”或“开端”，其实早在300年前，它就已经“萌芽破土”，只不过未能长成参天大树而已。300年后，征朝成功的日本一举侵入中国，先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直至1937年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如果不是中国人民八年浴血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日本以中国宁波为中心、面向南海的理想蓝图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500年来的历史，似乎就为诠释这个事实而不断增添着注脚。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自明朝万历时代起，日本并吞大陆的“帝国主义”已历经500年不灭。若有空子可钻，死灰复燃可期。当年，面对丰臣秀吉的挑战，如果不是明朝先后两次出动东征军，把日军拒之于国门之外，并坚决彻底打回日本；如果日本人没有在万历援朝战争中被打垮或耗尽实力，那么，很难说它就不会抢在满族人之前，通过取得朝鲜，再侵入中原，把明朝这个庞然大物蚕食殆尽。事实上，日本人后来正是循着这个思路做的，从创建“满洲国”起步，步步为营，精心谋划“逐鹿中原”的帝国事业。

1885年，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宣称：“我日本国土，地处亚洲之东陲……然不幸有邻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两国者，不知改进之道，其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似乎已全然忘却往事，一心想铲除中国和朝鲜这样的“恶友”。另一方面，甲午谍战巨头荒尾精对“四百余州”中国的魂牵梦萦及其学生宗方小太郎“谁取禹域献君王”的理想抱负，却与“使威名传至后世”的丰臣秀吉没有本质区别，显示历经明清易代“华夷”之变和西风东渐影响的日本人，在历史观上的继承与断裂唯需所取，在世界观上的矛盾与混乱唯我独尊。明清易代不过是它运用纯熟的障眼法之一：借助中国历史上群雄逐鹿中原的往事，寄托其染指大陆的野心，历史国家、民族边界从此模糊。

这样的历史逻辑又是如何产生的？一直受中华文明乃至明代朝贡体系、王阳明思想滋润的日本思想界，存在的“小中华”心态，也许就是理直气壮鸠占鹊巢的行为指南。“礼失求诸野”的心理基础，指导着日本国家的掌权者，罔顾中华民族两千多年走过的历史脚印，漠视明清时代中央政府的统治谱系，撇开国家、民族的基因认证系统，追求其扩张的理想，甚至不惮以“中原解放者”及“文明”、“进步”的形象自居。想想那些“五百年一出”的“雄杰巨擘”，对东亚世界和他国人民来说，究竟是福音还是灾祸，不也一清二楚吗？只是，日本政客最诡黠的历史逻辑，也没有逃出中华文明衍生品的如来掌。这倒是文明衍变所给予我们的另一个启示。

正如《菊与刀》一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说，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寻找侵略根据”的国家，成功只会刺激它的胃口。无论是120年前的甲午战争，还是70年前的全民抗日战争，以及当前安倍政府的历史认知和做法，似乎都在印证自丰臣秀吉以来历史意识的成长、壮大以及与现实的纠结，倒逼着我们改换思路，至少要拓展视野看问题，认识我们这个邻居的各种面相，同时加强我们自己的实力。否则，历史的重演就会是现实而不仅仅是传说！（文章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杨海英）

杨海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明末清初史及清代学术文化史研究。代表作有：《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专著）、《乾嘉学派编年》（合著）、《乾嘉学派研究》（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