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界从不同角度对120年前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展开了多元研究，战争进程和军事战略尤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事实上，由于清廷内部纷争、对外实力差距和洋务运动推进等因素的影响，“交涉洋务”也成为了清政府运用的一项核心政策工具，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中日双方围绕朝鲜东学党内乱、“高升”号被袭、宣战诏书拟定颁布等一系列危机性事件进行了公关博弈。那么，日本当局究竟是如何主导危机公关、进而将中国拖入战争阴谋的？这一关键问题同样值得我们研究和反思。

李熙乞援后的干预决策

据考证，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各政权的宗藩关系始于东晋时期，至隋唐时期已经成为一种定制（付百臣：《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这种双边互动因近代日本向东北亚扩张而体现出更多的地区性和国际性。1894年3月，朝鲜南部全罗道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国王李熙被迫向清政府乞援。

朝鲜内乱及其求援清廷激发了日本当局“请君入瓮”的战争嗅觉，其首先向清政府发表了一番“感同身受”的外交辞令：“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我政府必无他意。” （陆奥宗光：《蹇蹇录》）在成功诱使清军派驻朝鲜之后，日本随即援引《中日天津条约》出兵朝鲜“保护使馆侨民”。东学党起义平息后，日本当局继续施展和平“障眼法”，一面积极向中朝两国允诺撤兵，一面却不顾反对将驻军增派至上万人，迫不及待的日军甚至以“改革内政”为由蛮横挟持朝鲜国王李熙，唆使金弘集傀儡政权废除与清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直至7月中下旬，如梦方醒的清廷实权派才决定派兵渡海驰援朝鲜，但孰料等待清军将士的竟是又一场可悲的危机。

“高升”遇袭后的外交反应

1894年7月25日，日本对朝鲜牙山口外丰岛的北洋舰队和运兵船只进行了偷袭，清政府租用的英国“高升”号商船上的千余官兵虽英勇还击，但仍被日舰击沉，与几十名欧洲船员一同罹难，该事件迅速升级为当时亚太地区的国际焦点。虽然仅仅两天之后总理大臣奕劻便召见了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专门就“高升”号被袭紧急磋商，但孱弱昏聩的清政府并未直接向日本当局施压，一直幻想依仗西方列强“不战而屈人之兵”，“初冀俄国胁和，继谋英国劝和”。在后来呈报给军机处和清帝的报告中，总理衙门竟然无中生有地加上了欧格讷并未言及的英国或许会对日本兴师问罪的说法，李鸿章乐观地预判“高升系怡和商船，租与我用，上挂英旗。日敢无故击沉，英人必不答应”。事实证明，这种缺乏实力支撑的“以夷制夷”战略无疑夸大了西方对于日本的外在牵制，而且过分依赖“国际公理”和英国虎威还影响了清政府在甲午战前的军事准备。

与清朝方面消极回应国际危机和被动等待外部调停相比，日本外交机构在对军方的鲁莽行动表达强烈不满之余，立即卓有成效地主导了国家危机公关。日本首先借助新订立的《英日同盟条约》及日俄在远东地区的纷争，配合以卑辞道歉、赔偿损失和贿赂媒体等手段，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了英国方面的声讨；其次，日本对于当时的日俄关系进行了客观分析：俄国尽管一直以来都对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虎视眈眈，但由于尚未在军事动员方面准备就绪，因此决定“不为远东敌对双方任何一国的一面之词所乘，也不被他们牵累而对此局势有偏袒的看法”（《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函》）；再次，日本深知美国希望其成为共同逐鹿东亚的助手，因此必然在“高升”号问题上袒护日本，美国国务卿格莱锡公开表示：“本政府决不愿与任何国家联合干涉，即是对日本仅作友谊性的劝告亦不愿做。”（卿汝楫：《美国侵华史》）此外，德法两国表面上宣称为清政府“主持公道”，实质上则企图趁日本侵华之机在华东和华南地区夺取新的利益，两国代表在与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私下会面时曾不约而同地表示：“为使中国从过去的迷梦中觉醒过来，到底非有人给以当头一棒不可。”由此可见，当时西方列强的默许甚至纵容无疑成为日本策动全面战争的有利条件。

战争宣示后的舆论竞争

“高升”号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舆论对于事件真相广为关注，中日全面对抗一触即发，双方围绕宣战诏书颁布进行了关乎国际形象的舆论公关。事实上，清朝“主战派”早已开始起草对日宣战诏书，但屡因清高层及“主和派”沉迷于“友邦感情”而被延宕发布，这无疑折射出清政府对于危机反应的滞后及舆论竞争的漠视。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1894年8月1日），清政府终究向日本当局宣战，宣战诏书中明确指出：朝鲜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的附属国，中国应邀而出兵朝鲜，但日本却“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理昭然”，清政府因此决定“着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从字里行间来看，这份文件充满了清政府对于日方挑衅和侵略行为的谴责，以及对于“条约”和“公法”为代表的国际道义的呼唤。然而，清政府关于中—朝—日三边关系的战略定位却依旧未能超越传统的宗藩秩序，其出兵决策也仍然透露着封建统治者的闭目塞听和妄自尊大。

就在清政府正式对日宣战的同一天，明治天皇睦仁也针锋相对地颁布了宣战诏书，其中声称：“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帝国于是劝朝鲜以厘革其秕政……朝鲜虽已允诺，清国始终暗中百计妨碍……更派大兵于韩土，要击我舰于韩海，狂妄已极。”同时明确指责“清国动辄视朝鲜为属国，或明或暗干涉其内政”，并诡辩称开战原因在于“使朝鲜永免祸乱”、“维持东洋全局之平和”、“宣扬帝国之荣光于中外”等。由此可见，日本当局别有用心地使用了西方列强熟识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从国际法和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揭露”战争肇端，这不仅在道义层面将自身塑造为甲午战祸的“受难者”，而且在权力层面将自身定位于欧美列强的“对等者”，同时将清政府置于主流国际秩序“挑战者”的不利境地。在日本当局战争谎言反复传播的深刻影响下，当时许多西方媒体有关甲午战争的报道竟然都试图为日本侵略行动的正当性辩护，这场战争在他们笔下被美化成了大和民族主导下的“文明之战”。1894年8月12日出版的英国《每日新闻报》露骨地评论道：“中国和日本分别代表着封闭与开化两股势力，西方国家自然会更亲近日本。如果日本有最终战胜的机会，西方都应该放弃干涉的行动。”同月出版的美国《费城纪录报》甚至大放厥词：“无论‘高升号’悬挂哪国国旗，日本都有权利攻击一个将要对它在战争中产生巨大威胁的军事目标。日本释放了被救的中立国船员已经履行了国际法义务，它不需要道歉和赔款。”

综上，在以“坚船利炮”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生态当中，“弱国无外交”似乎成为了一条亘古不变的铁律。值得关注的是，中日两国虽然同属近代国际体系的“边缘地带”，但在甲午战祸步步紧逼之时所展开的危机公关实践却大相径庭。双方应对危机的路径和效果差异既从一个侧面预示了甲午战局的历史轨迹，又在双甲子之年警醒我们应沉着应对复杂的周边局势。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