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外来文明的挑战。这次战争，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化”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的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认为中国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

然而像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他们甚至不得不为“制夷”而“知夷”“悉夷”百般辩解，也因为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向现实的勇气，林则徐才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们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政策，遭到严厉谴责。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长期受压的汉族官吏获取了相当大的权力，迅速崛起。这批汉族地主阶级新兴官僚，对中国、世界大势有较多的了解，他们认识到洋枪洋炮、火车轮船的厉害和重要。正是在他们的发动、主持下，开始了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但距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已过去了二十余年。在近代中国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二十年时光，是非常宝贵的。

从一开始，洋务运动就阻力重重，极不顺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使清政府几临灭顶之灾，但就在这样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对应不应该仿造洋枪洋炮洋轮等“救命之举”竟犹豫不决。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的意识形态强烈反对。但统治者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办洋务”，这就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首先从军事利器的引进仿制逐渐推广深入到全面学习西方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的学理的层次和阶段。但“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产生了今人难以想象的激烈争论。

当以“求强”为目的并不要求体制变革的“洋务”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转入“求富”阶段。人们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在于“国富”，而“国富”的真正基础在于“民富”。通商口岸的勃兴、大机器生产的引进，产生了一批新式工商业者。但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却仍是传统的体系，使民间工商业发展受到严重的歧视、阻碍和压抑。这样，社会、经济和政治进行全面变革，自然就提上了历史的日程。

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在云谲波诡的近代中国、在来自本阶级内部的巨大阻力中缓缓而行。洋务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又有巨大的局限性。它的成就，当然是洋务派努力的结果，而它的局限，却主要是坚决反对洋务的顽固派造成的。在近代中国守旧、保守的浓重氛围中，洋务派已尽最大努力，在甲午战争前，把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推进到了当时环境所允许的边界。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