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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文献解读】抗战期间国军如何捕获、利用与对待俘虏?

作者:盛差偲 文章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更新时间:2018年04月25日

八年抗战期间,我军俘虏了一定数量的日伪军。冈村宁次称,19465月底前国共双方移交的日俘计有陆军1212名,海军40名,普通日本人106名。[1]19453月,中共则宣布八路军、新四军与华南抗日纵队至此已俘虏敌伪军28万多名。[2]有这么多的日伪军被俘虏,我军是如何处置的呢?本文将介绍《俘虏战利品之捕获与利用》一书,管窥战时国军对俘虏的处理。

 

 

 

《俘虏 战利品之捕获与利用》一书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第四处编印于1940年。军令部第二厅,掌管情报,其下辖第四处则具体负责情报电讯,处长为魏大铭,同时亦是军统局第四处的处长,有人即认为军令部第三、四处皆为军统所控制。[3]此外,军令部第二厅第四处亦曾关押个别日军战俘。[4]平台上的这本书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处1941年翻印的版本。

 

该书的封面右上角印有“极密”两个字,同时,开头的《本书编辑之目的》表示,该书旨在“说明俘虏与战利品在敌情判断上之重要性,并唤起各级司令部各部队对此种工作之重视”与“加强战时国军各级司令部及各部队搜索敌情之工作及技术”,并结合以往成例,详细说明《阵中要务令》第三篇《搜索》中的相关内容。可见该书为内部参考、学习性质,而非一般的宣传品,具有一定价值。

 

该书正文部分分为三章,包括《俘虏之捕获与利用》、《敌军物品文书之夺获与利用》、《关于俘虏知识之普及事项》。而后则是附录,包括《俘虏登记表》、师、军团司令部两级俘虏审询问题概要表与十余项相关法规。正文部分的编者为冯陞云。冯陞云,大革命时期曾由胡景翼派至苏联留学,与师哲一班[5],而后曾任陕西省防空司令部参谋长,强调防空监视工作的任务是对国民党飞机当好地上眼睛,所做工作与情报接近。[6]

 

 

 

平台上《申报》之相关报道

 

该书一开篇,援引1906年《红十字条约》与1907年《海牙条约》,指出俘虏的范围,而后缕述俘虏在情报上的价值、甄别俘虏供词之必要,强调各级司令部与全体官兵皆应注意到俘虏工作的重要性。如何捕获俘虏呢?该书指出,一般部队于战斗面或搜索时捕获,这是最通用而且便利的方法。如果一般部队未达到捕获俘虏之目的,则应该专派威力搜索队进行搜索。威力搜索队由团或师组织,以一个加强营为最大,以一个加强班为最小。

 

 

 

捕获俘虏后应立刻询问的问题

 

俘虏捕获后,该书指出,则应首先搜缴其兵器、笔记、地图、命令、符号、文件等物品。由于其可能自杀以及编造证词,除个别技术兵种外,最好于原地迅速询问。俘虏若超过两人,必须禁止其谈话,并最好分开而个别审问,以防两人串供。如果有军官被俘,则应隔离官兵,防止军官对士兵施加影响。特种兵被俘时,更应该隔离开来,缘其智识通常高于一般士兵。而后,该书缕述各个层级、各种情况下一般应该审讯的问题与应注意的事项。

 

 

 

师俘虏审询问题概要表

 

 

 

军部或集团军总司令部俘虏审询问题概要表

 

除了供得情报以外,俘虏还有什么用呢?该书指出,一方面,俘虏可充当我军的密探,或派往敌军的后方,或派其混入其他俘虏之中。另一方面,则可使之对敌国军民作反战宣传的工作。此外,或可使俘虏利用技术为我军工作,甚或实施反间计。对于俘虏之不同情于我者,则应“每日令其作相当时间之苦力工作如筑路、运输等等以利用之。”接下来,该书详述对于战利品的获得与利用,以及我军官兵被俘之后如何应对、乃至施行反间计等。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审问俘虏登记表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战时俘虏待遇公约》的态度。该书指出,国际公约“事实上并无发生有力作用之可能,除供外交家或强国或战胜国之借口与便利外,对于弱国实为一文不值之废纸而已,慨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倭寇在我国之暴行,何尝按照公约行事?”因此,我军对于这类公约,“仅可明了其有此一说,对于已俘虏之敌军或士兵,须以注重审询获得敌方军事布置、兵力大小、任务如何之情报为第一义!至待遇一项,可视俘虏之情形及俘虏后,觉悟之程度以为定”。“如敌狡猾,不受审问,不服约束,亦可随时予以刺激之答复,或恐吓之动作,或野蛮之措置,不必一定拘泥于该公约之条文。”

 

这一说法反映出了抗战爆发以来,深重灾难中中国人的痛楚,以及历次求助于国际社会均没得到什么实质帮助,于是对国际公约产生的幻灭。但是这一说法至多仅可体现在部分人的思想上,却不是战时我军对待日俘的现实。

 

冈村宁次战后曾对国军的几所日俘收容所进行了调查,指出成都俘虏收容所,日俘被“准其自治生活”,并设有庶务、卫生、娱乐等班,懂中国话的,每天前往市场采购副食品。同时,日俘每晨遥拜皇宫,节日时整队合唱国歌后,举行遥拜,时有外国传教士前来慰问。重庆俘虏收容所,情况类似,战俘“每晨遥拜皇宫,加强团结,士气旺盛,死亡者极少”,并有时常出入的美国传教士教他们制造玩具出售后,送肉及香烟等给他们。尽管这两个俘虏收容所皆存在食粮缺乏的情况,但是冈村宁次为这一情况作出了解释:“重庆政府的官员们,都不能摄取到足够的食物,至俘虏给养恶劣,可想而知。”[7]

 

 

 

缴获日军之战斗详报

 

该书如此设计对俘虏的捕获与利用,但是国军在实践中成效如何呢?一方面,鹿地亘在大后方领导的反战同盟取得了一定成效,另一方面,平台上亦有许多国军在军事上利用俘虏供词、俘虏文件的相关史料。事实上,对于俘虏的利用不惟国军,八路军与新四军亦做得十分到位,文艺作品中常出现的“抓舌头”这一题材即可反映出这一点,前面我们在《济南解放十多天前,城里情况已被中共摸透了!》一文介绍的《济南概况补充调查》一书里,我军获得的情报,更有不少是来自俘虏的口供。至于两军对于俘虏口供利用的高下,我们在后面的文章中将会介绍。

 

注释:

 

[1] 耿承光编译:《冈村宁次大将回忆录》,台北:国防部史政局,1972年,第33页。

 

[2] 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与新四军》,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1945年,第239页。

 

[3] 邱沈钧:《国防部第二厅的前身——军令部第二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一四一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56-5772页。

 

[4] 潘云:《我在军令部电信总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湘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湘乡文史资料》(第五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湘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0年,第18页。

 

[5] 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最新增订本),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5页。

 

[6] 毛琨珊:《抗日战争时期千阳防空监视组织简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千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千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千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2年,第30页。

 

[7] 耿承光编译:《冈村宁次大将回忆录》,第3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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