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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文献解读】抗战中期国军对军事训练的检讨与规划

作者:盛差偲 文章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更新时间:2018年04月25日

蒋纬国在检讨抗日战争的“中期战役”(武汉会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认为依照历次会战及其结果统计,战力上,国军8个到12个师相当于日军1个师团[1]。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许多,两军士兵之间在训练水平上的重大差距无疑是重要的一点,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即认为:对敌失于训练太差,对共失于政工太差[2]此时,国军士兵的训练水平究竟如何,国军各级将官又有什么什么想法与计划呢?本文将介绍《军事教育会议纪录(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一书,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一些线索。

 

 

 

《军事教育会议纪录》一书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编印于19397月。该书封面于左上角印有机密二字,可反映其性质。这本会议纪录记录的是军训部召开的第二次军事教育会议,此时恰逢各军校主官在重庆受训完毕,故而召集各校主官召开这一会议,上一次则是在湖南祁阳召开。该书主要由训词、各军校等机关的主官报告、提案摘要与审查决议几项组成。军事教育,主要针对的是军校教育与部队训练,本文将以训词为中心,主要介绍其中的部队训练部分。

 

训词一项包括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白崇禧等人的训词。蒋介石指出目前不惟士兵训练不足,军官更是知识不足——“最近我在党政训练班的几次演讲,有许多是与军事有关的,我所讲的都是普通东西,这些普通东西,我们当军官的就有大多数人不知道。”此外,并结合自己为党政训练班编撰的小册子,强调精神教育之重要。

 

陈诚则谈到,冯玉祥刚告诉他:“许多部队中最大多数的士兵,打了好几年仗,连步枪上的表尺都不懂用,连测量距离也不会,拿起枪来只是胡乱扳放。”因此,陈诚认为,在提高军队素质方面,“今后军事教育应以兵为主要对象,官还在其次。”具体怎样做呢?陈诚指出,首先应该统一军事教育内容。而今的现实,则是全国的军事教育内容存在不少纷歧,“譬如在德国留学的,回过来教的是德国那一套,日本回来的是日本那一套,而把中国的实际情形丢在脑后不管”。

 

这一认识的确是合乎实际的,军训部部长白崇禧亦回忆到,一方面,我国的军事教育长期抄袭他国,不合乎本国实际:“德国军队的编制是根据其自己的情形而定,日本亦复如此。我国过去只知抄袭,条件不同,自然不会合适。”另一方面,军阀割据的现实导致了不同军队之间军事教育内容的不一致:“马步芳用的老式操典,连礼服都是北洋时代的”,使用此种老式操典,便会如滇系军阀卢汉在台儿庄会战时一样,用散开队形,日军则火力很大,我军太密集,导致伤亡很大。而相较马鸿逵,马步芳还算是更听从中央的了。[3]因此,在提案中,许多都围绕着统一军校教材等项进行讨论。

 

白崇禧指出,他发现一般经历过实战的军官,多半都以为“‘血的经验’,是教育上的原则,也就是作战的方法,对于军事教育的典范令,多以为空洞不能合乎实战”,他认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是“军事教育的失败,不能使国家颁发的军事教育的基础典范令的精神,贯彻到一般军官脑海中去”,同时也是负责军事教育的当局没有做到学术合一(指军事教育中的学科与术科)。对此,应该做到“学理与操演,都合乎典范令,到了实战时的施行,自然也就合乎典范令了,因为一个人的血的经验,也不出乎典范令所载”。

 

反观八路军和新四军,其军事训练则体现了高度的实用性。聂荣臻曾对军事训练进行了详细的要求,指出应该“取消过多的制式教练”,并“要边讲边做在野外实习”。同时,针对日军的特点,他提出“要特别着重刺杀、投掷、射击教育”。对于敌我士兵体能上的巨大差异,并指出要“着重体育游戏,如掷铁球等,来锻炼腕力。”[4]新四军则结合作战地形与敌军的特点,努力学会夜战、河川战、反骑兵战、平原战等各项,并更是抓住了应急的实用这一方面,所以三天新兵即能打仗[5]具体而言,由于作战多在平原开阔地,粟裕指出:部队白天运动,敌人容易看到,他有准备,我们伤亡必然大。”所以平原战与夜战的训练是相辅相成的。[6]当然,并不能说白崇禧忽视实战。他也批评过马鸿逵部太看重器械表演,包括所谓的三大动作(举重、单杠双杆、木马),而指出他们应该以战术修养为主。[7]但是这仍与八路军、新四军的高度实用性存在一定距离,当然,后者的高度实用性则是以革命战争年代正规化程度不够为代价的。

 

白崇禧亦指出“国军现在最大的缺点,是轻视训练”。之所以如此,他认为是因为训练未发生力量,亦即训练与人事没有关系,因此应该使得一个部队的训练成绩的考核,便决定了这一个军队人事的升降,并且世界各国,如苏联、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国皆是如此。而今的局面却与这一制度恰恰相反:“中国军官的习惯,一出学校,便抛开学术不问,只是等候年资,所以他的年龄和他的学术,成了反比例,年龄愈大,官位愈高,学术愈落伍”。

 

在政治工作方面,白崇禧指出,尽管“为适应作战需要,军事训练时间,不得不较多”,但是,“政治训练时间的分配必须适当,亦不能太少”。有意思的是,徐永昌却认为“军事学校训练现不足,而在此短短期间复杂以政治教育,此政治不能得其助反为害于军事训练,盖每缘政治教育滋长其嚣张与紊乱,其病在政治工作不对外而对内,纪律则由政治教育以坏,由革命教育以坏”。[8]这也反映出了政治工作在国军内部进行的艰难。

 

战前曾任训练总监的何应钦[9]则强调抗战以来,军队训练的进步。战前军训部尚未成立,军事教育由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负责,该部除了编印书籍以外,很少做别的工作,部队的校阅更谈不上,那时的军队教育是敷衍了事不切实际的。军训部成立以后,何应钦认为,特别是部队教育方面的进步,表现得非常明显,比如部队的校阅、检验、以及巡回教育班的成立。然而,部队训练上仍然有很大的不足,他指出:我军素质的不如敌人,主要的是在训练方面比不上敌军,并不是装备方面比不上敌军。

 

此外,何应钦亦在精神教育方面呼应蒋介石,称“委员长在党政训练班所讲的几本小册子,各校应即采作精神教育的教材,切实的讲习。”耐人寻味的是,何应钦在训词中数次谈到国军的装备并非不如日军,“全国军队的最大多数,都配备了足够的最新式最精锐的兵器,有的部队所用兵器较敌军还要好些。”究竟是实情如此,还是因为装备此时难以提升,惟有训练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提升才这么说呢?同时,此时国军将官对于军事训练有这些看法,在以后的几年里,国军是否又有相应做出一些改变,以及成效多大呢?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我们阅读更多的史料来解答。

 

注释:

 

[1] 蒋纬国总编著:《国民革命战史 第三部 抗日御侮》(第七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第244页。

 

[2] 徐永昌1941522日日记,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六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117页。

 

[3] 贾廷诗、陈三井、马天纲、陈存恭访问、纪录:《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528535-537页。

 

[4] 聂荣臻:《军事问题报告提纲——在晋察冀军区高级干部会议( 娘子神会议)上》(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七日——七月十八日),《军史资料》1985年第6期,第26-2732页。

 

[5] 陈毅:《论建军工作》,《真理》1941年创刊号,第36页。

 

[6] 粟裕:《战时参谋工作》(一九四〇年七月),本书编辑组编:《粟裕文选》(第一卷 1931.5—1945.8),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9-81页。

 

[7] 贾廷诗、陈三井、马天纲、陈存恭访问、纪录:《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536页。

 

[8] 徐永昌1940526日日记,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五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328页。

 

[9] 戚厚杰、刘顺发、王楠编著:《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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