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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文献解读】1942年,国民党中层干部的观察与思考

作者:盛差偲 文章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更新时间:2018年05月02日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内局势对于各级军政干部的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共产党一方即有“干部决定一切”的说法。[1]于是,干部之养成对于抗战的胜利尤为重要。蒋介石在他手订的《第二期抗战之要旨》中便指出训练重于作战。干部之挑选、考试、训练,尤为重要,须要轮流分期继续不断的训练”[2]。本文将介绍《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十八期小组讨论会总结论》一书,一方面反映战时国民党干部训练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则借由国民党中级干部的观察折射国民政府的抗战建国。

 

 

 

《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十八期小组讨论会总结论》由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教育组编印于1942年,该书封面的右上角标有字,可见其价值。

 

 

 

大礼堂内景

 

中央训练团的前身是庐山军官训练团,1938年因抗战爆发而迁至武汉大学内,名为珞珈山军官训练团。同年77日,珞珈山军官训练团更名为中央训练团,将训练范围扩大至党政干部,武汉沦陷后则迁至重庆。中央训练团名义上直属于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蒋介石任训练委员会委员长与中央训练团团长。中央训练团主要是办党政训练班,有人甚至认为,中央训练团是随着党政训练班的成立而成立的,其组织编制都是为党政训练班而设置的。至于中央训练团办的其他各类专门性质的训练班(如兵役、音乐等)事实上则各自为政,早在中央训练团成立前即已独立存在,严格说来不包括在中央训练团之内。

 

 

 

平台上《新华日报》有关“干部决定一切”的报道

 

党政训练班的训练对象为全国中级以上(文职荐任以上,武职校官以上)在职干部(详细范围参见下图)。党政训练班训练一期为时一个月,平均一年五、六期,一期人数不到一千人。至于教育委员会则为中央训练团的主要机构,主管教育实施,王世杰、段锡朋先后任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3]。至19447月,党政训练班共开办了31期,调训学员23752名。[4]

 

 

 

调训对象(出自平台上的《全国各训练机关受训人员类别及其阶层》)

 

该书分为五部分,分别是“如何加强人力动员”、“如何加强物资动员”、“如何促进基层建设”、“如何促进政工人员之政治素养”、“如何增进政治工作之效率”,这五部分系五次讨论的主题,在各主题下又会细分几个具体事务进行讨论。其主要内容则是与会学员根据个人经验,经过切实检讨所提供的意见。下面将介绍其中的兵役(人力动员主题分为兵役与工役两部分,而工役工作所折射出的问题基本上在兵役工作上亦反映出来了)部分。兵役实施的成败与抗战密切相关,更关乎战后中国的命运。因此,探究战时国民党中级干部对兵役的观察与思考将会更有意义。

 

兵役方面,党政训练班的学员认为在法令上主要存在如下缺点:

 

一、兵役法修改频繁,条文众多,人民不易明了。

 

二、兵役法规尚未完备,间有采自外国,不能切合我国实际情况。

 

 

 

罗斯福代表威尔基氏来团参观

 

兵役的实施,离不开地方行政方面的支持,这方面的欠缺亦是国民政府推行征兵制窒碍难行的重要原因,他们指出在这方面主要有如下缺点:

 

一、基层政治组织欠健全,缺乏有力之指导与监督。

 

二、基层行政人员知识缺乏,道德素养不足,以役政扰民。

 

三、户口调查不确实,人事异动未举办登记,征调无合理根据,致壮丁有逃避情弊。

 

四、保甲人员营私舞弊,土豪劣绅把持操纵,种种不公平情事,影响壮丁心理甚大。

 

在征兵机构方面,缺点如下:

 

一、兵役机构欠健全,人员欠忠实,不能与地方行政机构切取联系。

 

二、对新兵接送手续欠周密,不免延误时间;且有意挑剔,希图侵蚀新兵给养受贿放行。

 

三、征调壮丁,多未能严行体格检查,老弱暗疾,所在多有。

 

四、对新兵待遇恶劣,致使民众逃避服役。

 

 

 

中央训练团各班学员数

 

在人民方面,他们更觉得存在以下缺点:

 

一、一般民众文化水准太低,不明服兵役之意义,视当兵为畏途。

 

二、农村经济困难,壮丁出征,影响家属生活。

 

三、囿于重文轻武思想,未能打破“好男不当兵”观念。

 

面对这些缺点,该如何改变呢?除了很笼统的一些建议以外,他们提出如下几点:

 

一、严禁各级学校滥收学生,各机关团体,亦应禁止雇用适龄壮丁。

 

二、党政军负责人员应争先令子弟应征入伍,以为士绅及民众表率。

 

三、各级政工人员应随时随地协同党部帮助当地政府推行役政。

 

四、新兵入营,应注意训练方式并多予以精神上之安慰,力戒体罚。

 

五、严禁办理役政人员有舞弊情事,由党员团员负责成立监察网,推行兵役检查制度。

 

六、普遍组织兵役协会,协助宣传,监督征调。

 

七、凡地方贤达士绅,有先送及龄子弟入伍者,应予褒扬嘉奖,以示鼓励。

 

八、发动地方团体及各级学校,欢送壮丁入伍,访问出征军人家属,予以精神上之安慰。

 

在最后的结论中,该书指出其中的“成立监察网,推行役政检查制度”一节,“极有见地”,“消极方面要防止征兵征工的一切弊端,积极方面要奖励民众自动应征”。此外,并指出“县长应时常下乡,用集会方式,讲解役政,彻查民隐”。

 

他们指出的这些缺点,的确存在并且为害不小,他们提出的这些建议一经落实,也未必不会收到相当的成效。首先就最后的“成立监察网,推行役政检查制度”来说,就笔者目力所及,这一制度设计不惟至少早在1941年第十二期党政训练班即已提出[5], 并似乎在此后没有付诸实行(可参阅平台上的《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十二期小组讨论会总结论》一书,1944年,蒋介石曾有由侍从室设立征兵密查组的打算,亦似未见下文[6])。追本溯源,监察网这一制度或源自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员监察网这一制度[7],且不说将“监察网”这一制度使用在兵役上是否会如张发奎所说,像许多制度的创设一样,对于政府、军队以及人民都是“多只香炉多只鬼”[8],国民党实施的党员监察网制度本身到最后收效亦十分有限。

 

 

 

党政训练班学员原职

 

同时,纵观他们所指出的这些现行制度的缺点,基本上是由自上而下的视角所作出的判断,如认为基层政权与征兵机构涣散、缺乏智识、不忠诚、贪渎,一般民众则愚昧而思想传统,故而针对这些缺点提出的相应建议,则基本上是深化与新建各种各样的机构与机制,辅以许多奖惩措施,这样才可以规制、取缔他们所认为的不规范的行为。不可否认,如果本身有了良好的基础,这些机构、机制与措施自然是锦上添花,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政府尚无稳固根基,单纯从外部、自上而下作出这类努力究竟能收效多大,多少是存疑的。

 

对此,可以参考台湾学者汪正晟在《以军令兴内政——征兵制与国府建国的策略与实际(1928-1945)》一书中的相关论述:现实社会从不按编制与组织运行,特别是广大的中国,各地社会的复杂分歧程度,绝非征兵制所能设想。”“恰恰因为国府领导人具有极端现代主义的倾向,及其拥有较为健全现代的军事部门,使其成为第一个可能实践征兵建国的政权,却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使国府忽视了地方性的实践知识,长期在严密法规,加强执行的层面中打转,以致征兵建国策略,终究未能得到良好的实现。

 

而关于中共的兵役实践,汪正晟则指出:“唯其掌握了这些任何理念、逻辑、制度皆不能预见取代的实践知识,中共的革命政纲才能在艰困复杂的局势中实现。然而,这种实践知识,只能由实际工作中学习掌握。深知此点的中共,因此总是力求克服由上而下的命令主义作风,经常发动上级干部深入农村基层工作,甚至规定领导干部必须在辖境内巡回住宿,每日应接触一定数量的农村党员与群众,以求得关于地方基层的实践知识。”[9]

 

汪正晟在这里指出的中共的征兵实践中所折射出的上级干部的奉献精神及其对“地方性的实践知识”的求索,从党政训练班学员的发言来看,也并非完全没有,如“党政军负责人员应争先令子弟应征入伍,以为士绅及民众表率。”但是这一措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落实了呢?同时,“县长应时常下乡,用集会方式,讲解役政,彻查民隐”一条,尽管类似中共干部对“地方性的实践知识”的求索,不过也并不能与前述中共干部的所作所为相提并论。

 

仅就兵役方面而言,这一期党政训练班学员的观察与思考对于当时的中国现状来说,仍然不无中肯之处,但是,一方面,即如前述的“监察网”、“党政军负责人员应争先令子弟应征入伍”等制度一样,他们当时的所思所想也许在党政训练班结束以后,就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时候了;另一方面,与前述汪正晟所述的中共的征兵实践相较,他们的言论中较为缺乏令人眼前一亮之处,基本上是在既有的框架上修修补补,甚或叠床架屋。

 

 

 

党政训练班各期学员数

 

同时,即如后人的回忆中所指出的一样,党政训练班训练时间过短,学习日程紧凑,很多学员对汲取新知没有什么兴趣,更不用说尚有不少人来到这里,或是出于被动,或是怀有攀附、夤缘与镀金的心态[10]。因此,他们短期在此受训时所发表的言论未必能代表普遍情况。此外,我们仅以这一期党政训练班在这一方面的讨论为依据,要得出什么结论多少有失武断,不过,幸运的是,平台上有关中央训练团的稀见史料还有许多,我们将来可以研读更多中央训练团的史料,进而完善与改进我们的结论。

 

注释:

 

[1]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高等院校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93554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6页;陈云:《论干部政策》(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57页。

 

[2] 蒋介石:《蒋介石手订第二期抗战之要旨》(193911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8页。

 

[3] 姚子和:《关于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吴恒祥:《国民党中训团杂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718-725页;《陈诚电蒋中正珞珈山军官训练团拟自七月七日起改名中央训练团一切仍照旧办理》,193863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002-080200-00284-001

 

[4] 《各班期数及学员数》(截至三十三年七月止),中央训练团复兴关训练集编纂委员会编:《复兴关训练集训练纪实》,重庆:中央训练团复兴关训练集编纂委员会,1944年,原书附表无准确页码。

 

[5] 佚名编:《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十二期小组讨论会总结论》,无出版单位,1941年,第14页。

 

[6] 唐纵194495日日记,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457页。

 

[7] 《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483页。

 

[8] 夏莲瑛访谈及记录:《张发奎口述自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157202209293页。

 

[9] 汪正晟:《以军令兴内政——征兵制与国府建国的策略与实际(1928-1945)》,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7年,第243-244248-249页。

 

[10] 姚子和:《关于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马继周、魏锡熙、梁子青、董赞尧:《中训团内幕》,《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第7237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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