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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文献解读】抗战期间国军的交通破坏战

作者:盛差偲 文章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更新时间:2018年05月03日

众所周知,对日军交通线的破袭作战是八路军敌后游击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团大战一开始即名为正太路破袭战。本文我们将介绍《交通破坏战》一书,以展现战时国军的破袭战。

 

 

 

《交通破坏战》一书由第九战区干部训练团编印于1940年。第九战区辖鄂南(长江以南)与湖南[1],司令长官为薛岳。与我们前面介绍的中央训练团(参见《1942年,国民党中层干部的观察与思考》一文)的受训对象涵盖国民政府党政军各方面官员不同,第九战区干部训练团的受训对象主要是第九战区所属部队的各级军官。[2]

 

 

 

该书刊载的薛岳题词

 

目录页中注明该书为“第五篇”,证明这本书应当是第九战区干部训练团的系列教材中的其中一册。《交通破坏战》一书主要分为四部分,分别是“破坏之目的”、“交通破坏”、“河川阻塞”与“交通破坏点之修复”。本文将着重介绍其陆路交通的破坏部分。

 

一开头,该书指出,针对日军“由点之占据,经线之流动,逐渐达成面的掌握”这一企图,我军今后必须运用“全面柔性之特殊战术”,“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而成大胜”,亦即“由面制线,由线制点”,交通破坏战即为这一战略构想的体现。蒋介石于19383月提出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积各路小胜而成全局大胜战略,可见此时这一战略已为国军的共识了。[3]

 

接下来,该书指出,破坏的目的,不惟是为了使敌军“行动迟滞,补给困难”,同样也是为了使之“士气沮丧,意志动摇”,故而分为物质破坏与精神破坏,前者通常用技术手段,后者则依靠政治工作,不过本书仅仅探讨了物质破坏方面。

 

至于交通破坏的作用则分为两种,分别是迟滞与阻绝。前者指“使敌通行困难,或使疑虑,消费时间,减削其装备上之机动力”,后者则指“隔绝敌之行动,积为广地区之强大阻绝力,而化敌机动装备为死物”。

 

 

 

物质破坏包括对交通网(铁道、公路、桥梁、渡口)、通信网(电报、电话)、飞机场、仓库、工厂的破坏。具体说来,则为在敌前或是敌侧后“由点之破坏,积为线之破坏,再积为网(面)之破坏,更积为广大地区之破坏”,并“由破坏敌军事进而破坏其政治经济,以摧毁敌之一切侵略行动”。

 

实施交通破坏时,该书指出,应当军民联合,“注意讲求动员民众之协助”。特别应当注意的是,首先自身要断了使用交通的念头,而后方能达到制敌歼敌的效果,而不能念及一时自身交通的不便,或是“顾虑人民之反感”,致使错失战机,给敌人以便利。同时,对于驿路、小路,必须视作与铁路、公路同等重要,并在破坏上应当参照对铁路、公路的破坏方法,否则则不能完全发挥其效果。从我们后面的描述中,不难发现,该书特意提出的这两点并非杞人忧天,而是确实存在的两个关乎胜败的问题,也是难题。

 

 

 

该书封底印有具有鲜明薛岳色彩的图记

 

以上便是该书的值得注意的内容,此外,这本书尚有不少有关交通破坏作战的具体细节、今后展望与示意图,欢迎大家来平台查阅相关内容。在教材之外,战时国军的交通破坏作战实施得如何呢?让我们通过平台上其他的相关史料来了解这一点吧。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在1942年的浙赣战役结束后,编印了《浙赣战役之检讨》一书,该书为抗战参考丛书的第四十三种,密级为机密,这套丛书价值较高,后面将进行介绍。

 

在《浙赣战役之检讨》中,国军检讨了此次战役中的交通破坏作战,检讨主要分为两点。第一、此次战役交通线破坏过早,不但遗弃大量军实物资,且影响而后补给运输与行动。但同时又出现了浙东公路,因循地方机关之要求,未先破坏,战事发生后,民众逃避一空,致公路多未被破坏的情况。于是,国军认为,此后对阵地后方必要之交通线,可酌情保留,仅先完成破坏准备,在重要建筑物之要害部分,则要先安置炸药,在适当的时候再破坏。

 

第二、国军指出,仅仅破坏道路不能阻挡敌军前进。此次战役,日军空军侦知国军道路破坏的情形后,即调其山地部队充当先锋,分股由国军来不及破坏的小路(一米至两、三米宽)绕道迂回前进,攻破国军防线,然后派工兵修复道路,其后续部队即循修复道路前进。国军数年彻底破坏多次的萧山至诸暨段铁路,仅仅被日军占领一周,即告通车。于是,国军只好总结道:“今后道路之破坏,尚须研究也”,而拿不出什么具体办法。[4]

 

由此可见,仅就这次交通破坏作战而言,表现出了仓促、考虑不周与工作不到位的情况。这当然与整体国军在此次作战表现出的缺点不无关系——“我军一般企图心薄弱,往往传敌来攻,然后讲求应付,致每陷于被动追随之境”,“移动后重新配置,行动迟缓,每致立足未稳时,遭敌突击,而呈混乱状态。”[5]不过浙赣战役国军事先即已侦知日军进攻之企图[6],故而负责交通破坏的部队仍应有较多的时间准备。因此,此次会战中交通破坏作战出现这么多的疏漏应当还有其他原因。

 

事实上,即如上文所说,破坏交通不仅仅需要动用不少民力,同时更会招致人民反感。对于破坏道路,有位浙江的乡长便认为“阻日军在于人,破点可以了”,而不用让人民“耗费无谓的劳力”。同时,有的道路是地方民众“卖柴买粮的经济生命线,不能破”,况且破坏后修复不易,白白苦了老百姓,于是在他主持下,部分道路就没有被破坏了。[7]

 

交通破坏作战对于地方民众的消极影响从衢州机场的修建与破坏中可以得到更直观的体现。在抗战中,衢州机场三度抢修与破坏,征发数万民工,耗费民力、死伤民工无数。其中,浙赣会战爆发后,“上午还在抢修未完工程,填平敌机轰炸的弹坑,下午接到命令,即开始破坏”。经过数度折腾,日军撤退后,当局又倡议修复机场,“但衢州人民谈机场而色变,地方上虽不敢公开反对,也无当初之热忱。”[8]

 

对此,美国学者萧邦齐曾批评道:“所有这一切成果全部被中国人亲自摧毁,付诸东流。同时牺牲的还有许多基地建设者和保卫者的生命。这一焦土政策似乎有点不合情理,因为日军本身就在破坏而不是利用基地。日军还有比已经造成很大破坏的衢州机场更能有效利用的机场。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征用劳力协助日军破坏自己的空军基地,这其中逻辑何在?”[9]尽管对于当时的国军来说,破坏机场不无道理,日军在占领衢州机场后也并非没有对其进行利用[10],但是这一举措对于地方民众来说,却关乎他们的生计甚或生命。

 

不惟交通破坏作战对于地方民众影响甚大,国军在浙赣战役结束后关于交通破坏作战的最后一条总结也说明,诚如那位乡长所说的,在被动防御中,交通破坏作战仅仅能配合国军的作战,而未必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至于该书绪言中所说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而成大胜”与“由面制线,由线制点”,至少就这些例子而言,是看不出来交通破坏作战能发挥出这一作用的。

 

 

 

平台上《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报告书》所存之黄绍竑像

 

对此,黄绍竑曾经结合他自己战时在浙江主政的经历,对交通破坏作战进行了一定的分析。首先,他指出交通破坏作战对敌军的影响十分有限:“我们浙江境内,无论道路破坏得如何彻底,敌人占领后修复的时间,从未超过三个月以上。也可以说,从未因道路的破坏而能中止敌人进攻的企图。而且即使破路不像过去的那样彻底,敌人的进展亦不致超过了过去的速度。反之,敌人是逐步进展,逐步修复,并不妨碍它第二次的进攻。”由此可见,《交通破坏战》一书称交通破坏作战可以阻绝日军的进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同时,前述《浙赣战役之检讨》一书中所述日军修复道路之速度,则要远远快于黄绍竑在此所描述的速度,而那况且是国军所说的经过自己“彻破”的道路。

 

同时,黄绍竑更指出,交通破坏作战对于国军的负面影响可能要甚于日军:“而我们呢,事前破坏,反先受到交通的困难,而影响当前的作战”,“此外,更有低估敌人修复力量的错误。往往一种破坏工作,皆以自己为标准。认为足以妨碍自己交通者,亦足以妨碍敌人交通。殊不知足以妨碍自己者,未必即足以妨碍敌人。故此种破坏工作,我们自己所受到的损失,实远大于敌人所受的妨碍。”[11]由于国军与日军在修复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别,等到日军主动撤退以后,交通破坏作战所带来的损失就只能转嫁给国军与地方民众了。

 

 

 

由此可见,战时国军的交通破坏作战存在着不少缺憾。但是,除了消极防御以外,国军主动出击的交通破坏作战成效如何?除了陆路交通的破坏以外,国军的河川阻塞作战成效如何?(关于国军的河川阻塞作战,平台上即存有《水雷战》等史料)这些史实仍有待我们通过利用更多的史料来还原。

 

注释:

 

[1] 何应钦:《对五届五中全会军事报告》(自廿七年四月至廿七年十二月),何应钦:《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上),无出版单位,出版时间不详,第197页。

 

[2] 陈诚:《第九战区干训团开学典礼致词》,19401110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文件·陈诚言论集民国二十九年(二),008-010301-00027-034;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五卷军事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223页。

 

[3]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35日,原件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本文所引日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抄件;“国立政治大学人文中心主编:《民国二十七年之蒋介石先生》,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人文中心,2016年,第115页。

 

[4]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编:《浙赣战役之检讨》,重庆:军事委员会军令部,1943年,第68页。

 

[5]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编:《浙赣战役之检讨》,第30-31页。

 

[6]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抗日战史》(浙赣会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66年,第9页。

 

[7] 朱福星:《遗稿》,福星苏霖奖励基金会编:《朱福星——一片丹心为人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5页。

 

[8] 汪振国:《衢州飞机场的抢修与破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衢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衢州文史资料》(第五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4-177页。

 

[9] 萧邦齐:《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7页。

 

[10] 汪振国:《衢州飞机场的抢修与破坏》,《衢州文史资料》(第五辑),第177页。

 

[11] 黄绍竑:《五十回忆》(下册),杭州:云风出版社,1945年,第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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