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论坛|人文社区|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今天是:
登录  注册  找回密码

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专题栏目>>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正文内容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字体:

【平台文献解读】日军如何在占领区内驻扎与警备?

作者:盛差偲 文章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更新时间:2018年05月04日

关于日军在华北日占区的驻扎与警备,我们此前曾在《日军眼中的八路军——<关于剿匪与警备的指针>》一文略为提及,本文将通过介绍《敌13D22D警备配置之研究》一书,集中反映日军(日军陆军第1322师团)在华中、华东地区的驻扎与警备。

 

《敌13D22D警备配置之研究》一书由军令部第二厅第一处编印于1940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掌管情报,第一处处长先后为吴石、郑冰如,主管对日情报。[1](我们此前曾介绍过军令部第二厅第四处,参见《抗战期间国军如何捕获、利用与对待俘虏?》一文)

 

这本书属于“敌情参考资料”中的第16种,这套书如今已经十分少见了,据一位曾在军令部第二厅负责审讯日军俘虏、翻译缴获文电的中校编译官回忆,军令部当时存有的大量此类缴获文书,只是当时重庆集团只顾争权夺利,也无人注意保存史料,终遭遗失。”[2]无论在其原因上,他的回忆是否准确,至少反映出这类史料,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其中一部分,是很不容易的。

 

 

 

“良民证”

 

在前言中,这本书指出:“敌目下泥足愈深,不能自拔,更因国际不利,国内骚然,而且兵力不敷分配,其攻势之气焰已日灭一日。因是敌有被迫改变战略之可能,即改攻势的作战而为战略的守势,根本放弃以攻击方式结束中日战事之企图,一方致力于沦陷区域之‘扫荡’,并谋确保地方之安宁,从事榨取我民众,用达以战养战之目的。”

 

这一判断是大致准确的,尽管并不新鲜。193896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即在《武汉、广东两次作战后处理的形势判断》中指出,一年来日军占领区越来越大,如果进一步扩大战线或增派兵力,将会消耗国力。但是,如果国军尚有喘息的余地,过早收缩兵力将会给国军以反击的空间,至少给其以游击行动的可能。因此在必要的时间内,有必要在各要地配置所需的兵力,不给其蠢动的余地。[3]有关侵华战争初期日本暴露出来的国力窘迫,我们此前推送的多篇文章均已涉及。国军对此情势的判断,与本书的相关内容,事实上都是日军这一战略转向的缩影。

 

 

 

13师团态势要图

 

 

 

22师团警备地区配备要图

 

这本书介绍的日军陆军第1322师团分别驻扎在长江上游最前线(鄂中一带,警备面积为三千零三十平方公里)与钱塘江最前线(即我们此前推送过的《浙西国军游击作战,成效如何?》一文中关注的浙西地区,警备面积为一万八千平方公里),这本书的内容则系根据缴获这两支部队的相关文件整理、分析而成。

 

 

 

13师团编组概见表

 

 

 

22师团编组概见表

 

关于这两支部队的警备配备的方针,国军分析指出,均着眼于点与线之占据,同时注重扫荡与充实伪组织,进而确立地方治安,基本上与其他侵华日军别无二致。

 

具体而言,驻扎在浙西的日军第22师团(下辖9个步兵大队),在第一线使用4个大队的兵力,至于钱塘江北岸,则利用钱塘江这一天然障碍与国军隔江相望,仅配备少数兵力驻守而已,其后方则多沿公路要点,分割建制,最少的则仅用一个分队的兵力进行警备,总体来说,兵力薄弱而不敷分配。驻扎在鄂中的日军第13师团(下辖12个步兵大队),则在第一线配备7个大队,其兵力较第22师团部署更为集中——这自然是由两地的军事压力不同所导致的。

 

组织上,日军的警备部队分为地区警备队与小地区警备队。地区警备司令由旅团长或联队长充任,小地区警备队长由大队长或中队长充任。对于前线的重要地点与重要交通路线,由地区警备队直接配置相当兵力进行警备,这样一来,国军进攻时可以挫败国军企图,甚而则可以进一步作为谍报之用以及将来日军进攻之准备。对于后方的警备,则是在重要交通路线与地点配置相当兵力,以防国军侵袭,同时设法封锁国军的游击队,进而确立地方治安。

 

日军对于警备部队的统率方针,大致可分为四项,分别是:

 

一、锻炼干部的指挥水平与士兵的体力。

 

二、完善给养能力。

 

三、严格官兵风纪,但对于官兵的日常生活,则力图避免使之陷入枯燥无味之中。

 

四、防止官兵滋长悲观与反战情绪。

 

事实上,这其中的第三、第四两项所要克服的,往往却是从日军内部中生长出来的,对日军警备作战的阻力。有关日军方面史料所证明的日军军纪紊乱、行伍生活枯燥无聊与日军士兵内部悲观情绪的滋生,我们此前推送的多篇文章中亦有所提及。

 

 

 

地区警备队旬报

 

警备部队的具体配备,则有如下四个要点:

 

一、避免兵力过度分散。

 

二、对于较大村落的警备,其部队的配备位置是避开较大的村落,而是选择较小的且有独立性,并可控制的小的乡村。

 

三、警备交通线路的警备部队,则是以最低限度的兵力配置于主交通线上,或是重要桥梁、特别建筑物处,以作为固定的警备,其余则配置于交通线路上之要点,进行流动的警备。

 

四、警备要地的警备部队,通常是以三分之一的兵力直接守备,其余则处于机动状态。

 

 

 

日军中队“讨伐”编成表

 

警备部队出动讨伐国军时,大多数为轻装的小部队,行动迅速。同时,为了迷惑国军耳目与弹压地方民众,常常以混合部队来往调动于警备地区内,以虚张声势,同时进行宣抚与治安工作。当警备部队出动讨伐时,其后方留守部队往往较为单薄,故而为了防止国军突然袭击,日军的后方留守部队则缩小警备范围,将其残留兵力集结于要地加以死守。

 

宿营方面,日军往往利用当地房屋作为营地,但为了实现集体宿营,则利用当地学校、兵营、祠堂、寺庙等公共建筑作为营舍,若无这类房屋,才利用民房。至于小部队的宿营则是避开较大的村落而选择适宜防御的独立房屋。若日军是为永久宿营,则专辟军队区,将该区域内所有居民一概勒令迁出,以防传染病、间谍与水灾、火灾等问题,同时亦区别出军队区内的井水与河流,甚至限制当地居民的使用。宿营地内,为了防止间谍,则防止一切居民入内,对于当地被征用的民夫等因工作需要而进入宿营地的地方民众,亦限制出入,并暗中监视而使之佩戴臂章,以供识别。

 

 

 

天门地区警备队区分兵力配置要图

 

总而言之,因应不同的军事压力,日军在不同地域配置的警备部队尽管有差异,但总的来说,国军认为这两个师团“均属过广,兵力亦极单薄,甚且过度分散”,但是如此少的日军是如何控制这么广大的占领区呢?国军总结出如下五点:

 

一、日军的警备部队配置不采取平均普遍警戒主义,而是布置兵力于重要地点与重要交通路线。

 

二、极力发挥各种搜索机关、通讯联络机关。

 

三、利用快速部队的机动性。

 

四、利用完整工事与炽盛火力。

 

五、伪组织加以配合。

 

 

 

各地区必须特别警卫之汽车道、水道与通信线要图

 

对于整体日军兵力捉襟见肘与其本身顽强的战斗力,国军该如何应对呢?国军亦总结出如下八点:

 

一、国军应该发动全面攻势,以分散日军兵力,并使之疲劳。

 

二、国军对于后方有战略意义的要点必须控制强大的预备兵力,以防日军抽调兵力进攻;或者乘虚进攻日军的重要地点与重要交通路线,以动摇日军军心。

 

三、日军如果抽调兵力转移到其他方面,国军则应该断然实施反攻以打破日军转移的企图。

 

四、对于日军的机敏与机动性强,国军应该实施欺骗或佯攻使之疲劳并消耗其给养。

 

五、以轻装的小部队活动于日军的重要地点与重要交通线附近,引诱敌人于阵地之外,然后则集中主力袭击日军后方或者是其重要地点与重要交通路线。

 

六、彻底破坏日军后方的交通路线,或在此设伏。

 

七、加强情报与防谍工作。

 

八、加强政治工作与地方工作。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以上八点,事实上国军许多都未必能做到。不过,这却未必意味着日军警备作战的成功。《敌13D22D警备配置之研究》一书中有关日军警备作战的描述,基本上是制度设计而非完全是作战中的真实表现。军令部次长刘斐在《敌我战略战术之研究》一书中曾引述缴获日军文件指出,日军在警备作战时仍有一些常易犯的缺点,如时而在广大地域无重点分散兵力,时而极端集结兵力;不顾后方联络线,发生补给上的困难;对危险且远隔的地点配置微弱的兵力等。这些缺点恰恰与日军《敌13D22D警备配置之研究》一书中规定的相关内容相反。

 

 

 

同时,刘斐引用的缴获日军文件并指出,日军占领区内,“游击部队遍地活跃行动,极为猖獗,应付不胜其烦。”故而日军必须进行相应的警备作战,但是日军“移于静止态势时,常养成踌躇不前,缺乏果敢之出动,尤懒于出征的心理。”由此,日军认为,“假使敌人看破我警备部队行动消极,则其行动益见活跃狂暴,增强其兵力,培植其牢不可拔的民众势力,遂至难于戡定。”[4]

 

一方面,日军警备部队处于长期并且无聊的异国驻守与“讨伐”作战中,另一方面,日军警备部队又为广泛开展的敌后游击作战与“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对日敌意”[5]所包围。因此,警备作战自然要比《敌13D22D警备配置之研究》中所描摹的要困难与复杂,否则也无以解释抗战期间敌后战场的壮大。但是,这本书描述了日军警备的大致形态与内容,给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日军在占领区内的驻扎与警备提供了基本框架。

 

注释:

 

[1] 周树嘉:《我在军令部的所见所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一四五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100-101页。

 

[2] 周树嘉:《我在军令部的所见所闻》,《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一四五辑),第109页。

 

[3] 支那派遣軍司令部:《武漢廣東両作戰後ニ處スル為ノ情勢判断》,昭和十三年九月六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C04120667900

 

[4] 刘为章:《敌我战略战术之研究》,重庆:胜利出版社,1942年,第55-57页。

 

[5] 黄道炫:《敌意——抗战时期冀中地区的地道和地道斗争》,《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4页。

 



上一篇:【平台文献解读】清明与抗战 下一篇:【平台文献解读】“无论任何兵团,皆毫不足惧”——日军对国军的战术观察

返回首页 | 联系我们 | 网站地图 | 版权声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5519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