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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文献解读】一个“良民”在沦陷区的见闻与感受

作者:盛差偲 文章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更新时间:2018年05月04日

抗战爆发后,大片国土失陷,沦陷区的人民有的颠沛流离于内迁途中,更多的则留在故乡,不得不在伪政权统治之下,成为一个“良民”。本文介绍的《良民日记》一书,将通过一个身在沦陷区的“良民”的所见所闻,反映沦陷区伪政权的统治与人民的生活。

 

 

 

《良民日记》一书署名“未名”,由香港的申萱出版社出版于1940年。申萱出版社的具体背景不详,不过现存该出版社出版的几本书皆为抗日读物,如《汪日秘密协定》[1],此书自然不例外。在这本单行本之前,《良民日记》最初连载于1939年的《自由谭》(《论语》因上海沦陷而停刊后,其主编邵洵美继而在上海租界创办此刊物)上,署名念萱,连载三期后随着《自由谭》的停刊而不了了之。[2]

 

“念萱”是谁呢?这在今天并不是一个谜,“念萱”是林达祖的笔名。林达祖,苏州人,抗战爆发前曾为《论语》撰稿,并一度担任编辑。[3]抗战爆发后,林达祖在苏州为《自由谭》撰稿,由于苏沪两地因交通阻绝而互不知晓,故而林达祖为《自由谭》写了不少文章介绍日军统治下的苏州。文章写出后,不惟在上海受到欢迎,当期的《自由谭》亦在香港被抢购一空——因为在香港避难有很多江苏籍人士避难。

 

这类文字,林达祖自称是“据实而写,不需多加修饰”,《良民日记》即为其中之一。尽管这本书算是日记体小说,不过从苏州沦陷开始,林达祖即在苏州任教,故而目睹了苏州在日军占领下的社会实态,同时他是每天写作《良民日记》而非临时拼凑,因此这本书对我们了解伪政权的统治仍有相当的价值。

 

据《新闻报》报道,本期介绍的这本《良民日记》的单行本在香港出版后,亦被抢购一空。但是据林达祖所说,单行本的出版不惟他不知情,也不知是何人所为,甚而想与之交涉版权事宜而无果。而后,徐蔚南(时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密特派员,派驻上海,负责向上海租界各报馆传达国民党中央的宣传方策[4])送给林达祖50元加以奖励,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林达祖本人与国民党政权方面当无组织联系,亦非奉命作文,故而他对这奖励感到莫名其妙(这一点从林达祖后面的经历亦能够看出,后面将提及)[5]

 

抗战结束后,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回苏州老家的路上,即在看《良民日记》一书,大概亦是借此了解苏州沦陷期间的情况[6],由此可见此书的价值。需要指出的是,此书虽名为日记,但因为是公开刊行的,在内容与风格上都要应读者的需要——风格上一如《论语》的诙谐、讽刺文风,内容则集中描述伪政权的统治,而不像一般的日记那样,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覆D信。”[7]即如作者在《小序》中所说:我这日记,名为日记,实则杂记。旧小说中每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之语,我则‘有话则写,无话不写’,盖取宁缺毋滥之意”。

 

《良民日记》从1938102日记起,至1939210日结束。书中所记,许多皆为教育领域的内容,的确应当是作者的亲历亲闻。一开篇,该书论及在苏州,由伪政权举行的祀孔大典,作者行文带有的鲜明的《论语》风格即显现出来(我们在《80年前,国人如何度过烽火硝烟中的元旦》一文文末引用的林语堂的言论,发表于《论语》,即有同样的风格)。此次祀孔大典结束后,发行特刊,刊有伪江苏省省长陈则民的《明礼篇》,作者称此文洋洋千言,头头是道,对于孔圣学说,颇多阐发,接着,笔锋一转,嘲讽道:所缺然者:陈省长对于孔子的夷夏之防’及‘攘夷狄’这类思想,似欠研究,所以文中并无说到。”

 

陈则民在施政计划的教育部分中称:“若因灌输科学知识而废弃礼教之熏习,不能成为吾中国人;若欲保存礼教,泥守古训而蔑视科学,亦不能成为现时代之中国人。读经亦然,若将五经一一遍读之,经生难多,何裨世用?必切于日用伦常者,躬行而实践之”。

 

对此,作者借社会上的人之口评论道:“陈‘省长’不废弃‘鞠躬如也’(暗指中国人对日军敬礼)这类礼教之熏习,同时也不泥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古训,读经也只读‘亲仁睦邻’诸句之切于日用伦常者,并不去读‘夷夏之防’及‘攘夷狄’这类无裨世用的话,所以陈‘省长’才是吾中国人,才是现时代之中国人。”

 

武汉沦陷后,苏州城内日军、伪政权四处张贴“庆祝汉口陷落”之标语。对此,作者嘲讽道:“‘庆祝汉口陷落’的六大字,用之于‘友邦’(指日本)人士,当然合理;中国人写这标语,在文义上总欠通顺。汉口是中国人的领土,汉口克复,才得庆祝,汉口陷落而曰庆祝,何从说起?”无论是恢复儒家传统,还是诸如“陷落”之类的名词,这些都反映出了日军与伪政权宣传工作中内生的矛盾,作者的这些看法自非作者一个人的见解,故而这类宣传的成效,可想而知。

 

有意思的是,这一庆祝仪式过后,作为江苏省代表参与“反共救国大会”的潘经耜,盛赞庆祝者的精神,此时恰有一个卖饼的人“力骂苏人之不要脸”,潘经耜则称:“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旁边则有人说:“像你老先生是仁者呢?还是智者?”潘经耜“瞠目不知所答”。

 

总的来说,广州、武汉沦陷后,要悬旗(指伪政权的五色旗)庆祝;双十节、日本的天长节与建国节要悬旗庆祝;伪政权的大员到了要悬旗庆祝,日本的大员到了也要悬旗庆祝;至于一·二八淞沪抗战、八·一三淞沪会战、九·一八事变的纪念日,此时成为了中国的“更生纪念”,自然更要悬旗庆祝;至于苏州成立“自治会”等伪组织的纪念日则数不胜数,同样仍要悬旗庆祝。

 

这样一来,“佳节既多,纪念亦多,大员更多,所以三日一悬,五日一挂,大有‘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之概。弄得商民人等,旗虽遵命悬挂,心却七昏八倒缠不清楚究竟为了什么事。”不久后,苏州伪政权又在立春举行迎春典礼,作者感叹道:“真谁也料不到,‘友军’(指日军)一来,苏州乐事,竟层出不穷。”这类节庆异常之多,当然不是日军为了丰富沦陷区人民的日常生活,而是为了借此宣扬日军与伪政权的理念与塑造他们的形象。

 

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游行庆祝中,其中小学生的参与尤其值得注意。每逢这类节庆,小学生也奉命放假半天,由教师率领,参加游行庆祝,并被发给饼干糖果与手帕,以示奖励。作者感叹道:“我觉得王道乐土中的小学生,仿佛成了公家雇用的小堂名,逢有‘友邦’的喜庆大典,他们总有份的。”作者观察到日军特别喜欢组织小学生参与此类活动,固与作者在学校工作不无联系,但也未必不是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日军将宣传重心放在小学生身上的原因,则是不言而喻的。

 

日军宣抚班在管制人民思想方面,不惟从宣扬孔孟之道、中国传统民俗着手,更是援引曾国藩的相关言行。如以曾国藩虽功高权重但无意于反清引申到“主张抗日者必遗臭万年”,同时令各学校向学生详细解释曾国藩的《讨粤匪檄》,这当然是用昔日的太平天国影射国共两党。

 

至于书店所卖的书,历史教科书已无下册,因为论及中日问题;国文教科书只剩旧书,因为1927年以后所编的国文教科书中收录了国民党要人的作品;此外,印有总理遗像、南京国民政府国旗的书,甚至早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因为当中收录有·一八这一词条,竟也都被从书店中剔除。

 

教育方面,因为苏州沦陷,许多学校迁至上海租界,于是江苏省教育厅订立申请复课办法,要求外迁之学校限期迁回原址,申请复课,如延不申请,当局将查封其校产、校具,发给其他学校使用。这一命令自然没什么效果,直至抗战胜利,苏州的教育事业仍远远逊于战前。[8]

 

同时,伪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秦冕钧发表告青年学生及家长书,称迁往上海租界的学校“设备之不完全,犹其余事;且托庇于外人之下,是否安全,亦宜审之”。对此,作者嘲讽道,此语后应加上一句“托庇于皇军之下,绝对安全,不用审之”。这同样又是日军与伪政权宣传内容中矛盾丛生的体现。

 

经济方面,《良民日记》记载道,江苏全省营业税处处长由陈则民的女婿王伯平充任,他恢复了过去的厘捐,各处设卡,征收过境税,导致商民颇有“方命虐民”之怨。

 

沦陷之初,日军的暴行自不必赘述,沦陷区的日常生活恢复以后,日军的压迫仍然一直存在。苏州电话局登报招收女接线员,因为当时一般人普遍穷困而需要找到工作,故而许多人都争着报名。结果,作者却听到一个面试完结束的张小姐说,面试官为日军官佐,面试时竟然问“你会不会唱歌?你会不会跳舞?你会不会喝啤酒?”她的回答全是“不会”,故而没有被录取,自己也不敢被录取了。对此,作者嘲讽道:“假使我将来生了女儿的话,我定要先予以唱歌跳舞与喝啤酒的训练,否则恐在王道乐土上永远找不到女子的职业。”

 

可叹的是,《良民日记》的作者林达祖,后来却由章克标介绍,用化名入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伪职。尽管他为了不背负骂名,是用化名担任伪职,不过此举用章克标的话来说,则是“无异于掩耳盗铃”。[9]不过,今天所见,林达祖在担任伪职期间所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看不出什么政治色彩的文学作品与回忆文字等,而没有为伪政权摇旗呐喊。在这一点上,异于我们此前在《1933,一个医生眼中的对日作战》一文中介绍的梁心,梁心在抗战前一度是激进的抗日分子,抗战爆发后,却摇身一变而为日军侵略涂脂抹粉。

 

此外,1944年,林达祖在伪政权治下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当万方多难之秋,人间已没有王道乐土,若仍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老话来夸耀苏州之宏福齐天,那是自欺欺人之语。”[10]这一方面反映出直至此时,苏州的情况大概距离林达祖笔下的19381939年苏州的情况,不会相差太远;另一方面,林达祖此时尚能发表这类异于日军与伪政权宣传的言论,除了反映出当时伪政权治下微妙的舆论环境外,同时多少也折射出了像他这样,普通的知识分子在接受伪职之后,心中存在的自身生存需要与民族大义之间的张力。

 

最后,回到《良民日记》本身,本文仅仅是介绍整本书中突出的以及笔者所认为近于事实的部分,此外,这本书对于日军与伪政权在苏州的奴化教育、组织各类伪组织、伪政权内部的人际网络、政府人员的知识结构、社会上一般人的观感与流传的传言均有记载,如果善加利用,并结合其他史料,将更有利于深化我们对沦陷区的了解。

 

注释:

 

[1]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历史·传记·考古·地理》(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4年,第284-286页;万湘容、干亦铃:《民国时期宁波文献总目提要》,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2页。

 

[2] 吴俊、李今、刘晓丽、王彬彬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87-2989页。

 

[3] 阎纯德主编:《中国文学家辞典 现代》(第五分册),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502页。

 

[4] 《毛庆祥呈蒋中正苏满国境事件外人记者欧利巴等言苏俄基于与蒋中正密约牵制日本之攻击表明援助中国最终无与日本一战之决心等敌方情报日报表等七则》,19388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002-080200-00508-054

 

[5] 林达祖、林锡旦:《沪上名刊<论语>谈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57-60185-186页。

 

[6] 顾颉刚194669日日记,顾颉刚:《顾颉刚全集 顾颉刚日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73页。

 

[7] 鲁迅:《马上日记》,赵景深编:《现代日记选》,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第20页。

 

[8] 苏州市教育局《苏州教育志》编纂组编:《苏州教育志》,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第7348383-385页。

 

[9] 章克标:《世纪挥手:章克标回忆录》,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第215页。

 

[10] 林涵之:《孵茶馆》,《作家》1944年第1期,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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