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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对待著作得失——近代史所青年读书会研读《秩序的沦陷》

作者:青年读书会 文章来源:《社科院专刊》2016年4月8日总第338期 更新时间:2016年04月12日

4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读书会举行读书活动,共同研读了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该书责任编辑倪咏娟作为特邀嘉宾,在读书会上介绍了相关的出版过程。

 

这部著作从生活史的角度叙述了抗战初期嘉定、镇江、南京、上海与崇明等五个城市的地方头面人物与日军占领者的“合作”历程,以外观、成本、共谋、竞争和抵抗作为基本的研究架构,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沦陷区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政治观念以及行为的不确定性。该书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抗战时期中国政治史与社会史的研究,自2015年10月在大陆问世后,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既有充分的肯定,也有严肃的批评。

 

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读书会邀请对该书感兴趣的所内青年学者共同研读,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其长短得失。在读书会上,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学者擅长对历史事件的过程叙述,希冀在过程的叙述中呈现自己的观点,而西方学者则注重观点的提炼,往往开宗明义提出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使用的途径,以及所倚靠的依据,逻辑清晰,线索清楚。对于观点的提炼是训练研究者最好的途径之一,因此,中国的研究者在这方面应该多向西方学者学习。就该书的研究内容而言,其一大长处是对“宣抚班”概念的揭示,这让读者更多了解日本人进入中国以后是怎样对地方实施控制的,或者说认识了日本人对地方控制的途径。还有学者认为,与中国学者的一些著述相比,西方学者的不少著作往往引人入胜,让人产生想读下去的兴趣。此书也不例外,作者用通俗流畅的语言,展现了战争时期城市秩序的维持,以及生活于其间的个人的心态、处境与选择。

 

在肯定该书价值的同时,与会学者还指出了其在材料使用、文献解读、用语表述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书中某些预设的理论前提和分析逻辑实属荒谬,令人惊奇。虽然作者在书中谴责了日军在沦陷区的暴行,但其使用的一些分析逻辑又涉嫌为合作者与侵华日军的暴行进行辩护。事实上,这些辩护都是无力的,因为不能把日本侵略者造成的悲剧和中国人因抵抗侵略造成的悲剧等量齐观。吊诡的是,作者一方面强调去道德化、去政治化、去民族化,另一方面却又强调这些合作者未必都是道德有瑕疵的人,以至于作者的判断和逻辑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在讨论过程中,与会者对相关研究提出了展望。有学者认为,对侵华日军“宣抚班”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对于其由来、建立的过程缺乏深入探讨,若能进一步研究“宣抚班”这一组织机构,将有助于深入了解日军在华进行社会控制的机制及其特性。也有学者提出,政治伦理的讨论在目前国内政治史研究中还很不充分,卜氏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反观,也引发了对某些问题的思考,比如曾经在沦陷区生活过的人们在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心态是怎样变化的。还有学者认为,学界研究抗战时期底层社会通敌者的成果比较少见,可能与核心材料不够有关。讨论这一问题,可以从“生存”的角度理解人们在沦陷区的政治选择,但又不能仅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还要考虑到民族大义。抗战爆发后,北洋出身的人跟日本合作比较多,而黄埔军校培养出的人则跟日本合作比较少。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倪咏娟讲述了该书在出版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波折,还向大家介绍了卜正民教授为即将出版的精装本《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所写的中文版序言。

 

在这次研读活动中,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宽视野,积极学习海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之长,同时也应注意保持历史学者应有的人文精神与正义观念,谨慎对待所谓“去道德化”的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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