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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日下午,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读书会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心共同邀请,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蔡涛副教授作了题为《“回归”绘画的木刻:“新启蒙”与抗战八年木刻展》学术报告。本次活动由近代史研究所魏兵兵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肖、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杨凡舒、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志毓、王康、博士后韦昊昱担任与谈嘉宾,来自本所、中国美术馆以及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等机构的30余位青年学者参加了本场报告。
抗战八年木刻展与“新启蒙”概念的提出
讲座伊始,蔡涛老师首先介绍了自己立足于“战后美术史(1945-1949)”概念的研究背景,在这个衔接抗战与新中国建立的历史时段中,涌现了大批极富才华的艺术家,现代中国最具人文深度和原创力的艺术创制,也大部分产生于这个历史区间,其中,艺术家们直面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的艺术感知力,极大调动了创作主体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在“自然而然有现实感”的创作实践中,进一步形塑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主流局面,构成了美术史的中枢段落。然而,现行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尚不能完整把握这一时段的历史重要性和丰富性。
蔡涛在讲座中则梳理了以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现代版画会”和“新启蒙”运动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具有独立艺术倾向的中国现代木刻艺术运动的一个分支,尤其关注了抗战美术在绘画语言、组织形态与价值观念上对于中国现代美术面貌的形塑和影响。他从1946年9月18日在上海举办的“抗战八年木刻展”入手进行了深入考察,这次展览由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的骨干成员李桦、野夫、麦杆等人策划,展品在国内外多个城市巡展,成为抗战结束后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展览之一。围绕这一展览个案与广东“新启蒙”木刻运动的关系,他从三个层面作了分析与讨论。
首先,通过回顾战后的重要作品,蔡涛揭示了抗战爆发后木刻“回归”绘画的特殊现象,当时许多艺术家乐于自主选择媒介进行艺术表达,折射出美术界在关于艺术服务政治宣传的时代背景之下,针对艺术能动性的一种反思和反弹,也反映了战时状态中艺术家的主体意识介于“木刻工作者”和“画家”之间游移摆动的复杂状态。其次,蔡涛关注了在“抗战八年木刻展”期间木刻家李桦所提出的“新启蒙运动”概念,在李桦看来,五四运动启蒙精神的核心内容是民主与科学,倡导的是反帝反封建的个人主义,而抗战美术的“新启蒙”概念则开始强调国家主义、救亡意识与战斗精神,这和五四时期相比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是一场艺术救国运动。在这种思想氛围之中,青年木刻工作者既不能放弃艺术创作中的自由表达,又要为国家利益而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主义。展览期间李桦与昔日木刻界同人唐英伟在书信往来中所发生的一次观点冲突,就正反映出这一矛盾的难以调和。最后,蔡涛介绍了在“抗战八年木刻展”策展团队中的木刻家王麦杆的生平经历。抗战期间,王麦杆在“孤岛”上海也创作有形式多样的木刻作品,这一个案提供了在共产党根据地延安和国统区大后方重庆之外的特别视角,让研究者得以思考木刻工作者自身是如何将政治能动性与艺术能动性进行有机结合,并共同推动了战时和战后中国现代艺术创作机制的形成。
从木刻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与艺术的复杂关系
报告结束后,五位与谈嘉宾围绕各自研究领域发表了精彩评论。杨肖指出,蔡涛的研究立足宏阔的历史视野,力图贴合艺术家的创作逻辑,在以往中国现代美术史的主流叙述之外,呈现了一幅被遮蔽的历史图景,揭示出中国现代美术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结构性变化。报告中针对中华全国木刻协会骨干成员李桦、野夫、麦杆等人的个体艺术探索、社团组织形态、价值观念取向等史实细节,涉及的并不仅是1946至1949年间的“战后美术史”议题,同时也为重新思考新中国成立后美术创作主体身份、美术界机构组织形态等问题提供了研究线索。
杨凡舒介绍了1939年在广西桂林出现的“漫木合作”现象,即抗战时期漫画家和木刻家应战争宣传的需要而出版杂志,创作“漫木”作品的组织机制。同时,杨凡舒认为,报告中所谈到的艺术家群体的跨媒介创作现象,也是值得关注的研究命题,正如战时漫画家亦在致力发掘自身创作语言中的“刀与笔”特质,艺术家在战时和战后的各种实验性创作,都构成了理解这一复杂时期社会语境的关键入口,需要从艺术家自身特殊的技术训练与理念养成角度深入加以分析。
李志毓从个人研究领域出发,认为蔡涛通过追溯李桦等艺术家在四十年代对“新启蒙”和“新现实主义”的跨媒介探索,突破了以往对于艺术和政治关系的僵化理解,提出探讨艺术能动性与政治能动性共时交集的主体意识这一研究路径,这为研究20世纪中国革命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值得历史学界与艺术史学界合力开掘,进一步展开考察与阐释。
王康认为,蔡涛的研究揭示了抗日战争史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新面向,既往研究大多强调木刻版画是战时宣传工具,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而蔡涛深入艺术家的人生经历与情感世界,力求呈现他们在战争环境中独特的艺术实践与美学体验。同时,王康发现“刀”与“笔”的意象在中国古代就早已出现,而以李桦为代表的版画家在面对民族危亡之际,“以刀代笔,以笔代枪”,积极发挥木刻艺术的先锋宣传作用,也可看作是在延续中国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韦昊昱从“新启蒙”的概念出发,引申出对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大众化”思潮与“雅俗融合”思潮的理解问题。韦昊昱认为,“艺术大众化”思想在版画领域中体现为对于“版画艺术民族化”目标的呼吁。在新中国成立前,以李桦为代表的广东现代版画会受到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与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借助西方现代主义、表现主义与日本民艺运动的创作手法,尝试表现中国的现实题材,形成了一种介于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幻想与现实之间的“怪诞”艺术风格,但这也为随后延安木刻运动的艺术大众化融合探索作了铺垫。延安木刻工作者注意向民间艺术回归,与年画、剪纸、拉洋片、连环画等形式结合,初步开始了“版画艺术中国化”的进程,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真正实现。因而我们在研究中应当将国统区木刻运动与延安木刻运动加以勾连看待,以此共同构成一幅较为完整的抗战木刻艺术图景。
与谈环节结束后,现场的所内外青年学者还就李桦日记手稿的整理出版现状、延安木刻艺术的后世影响、版画艺术民族化过程中的形式探讨、艺术史研究中对于“物质性”的重视等感兴趣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与自由发言。现场听众纷纷表示,通过学习蔡涛老师对于抗战木刻艺术的专题报告,进一步深化了对于中国近现代艺术发展与文艺思潮转型历程的理解与认知,促进了关于20世纪中国政治与艺术复杂互动关系的思考,感受到了艺术史研究的治学方法、独特魅力与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