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9日下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史研究群和青年读书会共同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昭军教授为本所学人作了一场题为“从新史学到新文化史——关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思考”的学术报告。本次活动在中国历史研究院阅微厅举行，由近代史研究所罗检秋研究员主持，贾小叶研究员、唐仕春研究员和魏兵兵助理研究员担任与谈人，所内青年学者约30人参加。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昭军教授

张昭军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研究，新近出版的专著《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受到学界同行的广泛关注。该书系统考察了近120年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对从“新史学”到“新文化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学术实践作了认真总结和反思。

在此次学术报告中，张昭军教授结合教学和科研经验，阐述了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思考。文化史是史学大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但近一段时间却出现了“碎化”和“泛化”现象，甚至有学者一味强调文化史仅是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张教授认为，这些做法程度不同地虚化了文化史研究的实体和领域，不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历史。学术研究离不开它的时代。今天，文化史研究拥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和肥沃的土壤。文化在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文化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文化产业在全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超过了十分之一。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华文化的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需要从文化史中汲取智慧。文化史研究者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思维，自觉加强学科建设，在传承前辈学术的基础上，努力开拓创新。

关于如何深化文化史研究，张昭军教授从概念、结构和路径三个层面，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第一，改进对基本概念和核心范畴的认知。概念是理论研究的基石，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社会”和“语言”，是文化史研究需予以重点关注的三个概念。张老师强调，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我们对于“文化”的理解不能停留于工业革命的时代。要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积极吸收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兄弟学科的理论方法，借鉴“文化研究”理论、文化阐释学、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等对于“文化”的解释，激活思维，提高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文化与社会相互依存、不可分离，文化必须在时（历史）空（社会）中才能确定。文化史研究需重视文化的社会实践层面的考察，吸收社会史的理论方法，以提高实证性。语言不仅是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也是研究方法。所谓“文化转向”，主要是语言转向。语言、文本和话语分析是改善史学研究的有效手段，对于文化史研究尤具意义。

第二，根据中国文化传统，优化文化史的学术结构。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中国文化延续数千年以至今天，由其历史演进之总全程，包括一切方面，而来研究其汇通合一之意义与价值者，乃是所谓文化。”文化史研究是避免“碎片化”的有效手段之一。但这里存在一个如何处理“一”与“多”、整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新文化史学的传入，启发和推进了中国的文化史研究，但我们不能跟风、泛化。中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新文化史是西方的社会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其理论方法需加以辨析，不可陷入“方法论主义”，将中国历史沦为方法论的实验场。文化史研究应首先关注主体性色彩比较鲜明的领域。中国是典籍大国，精英文化史特别是思想文化史和学术文化史资源丰厚，其主干地位不能动摇。社会文化史和新兴的大众（媒介）文化史，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第三，在路径和方法上提高学术自觉。如何解决文化之“虚”与历史研究求“实”的关系，张老师用“体用三分，一实二虚；即器求道，以实征虚”来概括文化史研究的路径。他引用章学诚所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主张将文化史分为“事-文-义”三个层次，即史事、书写史事的史文和史文背后的史义，前者为“实”，后二者为“虚”。相应地，文化史研究需要从史实出发，“即器求道”，具体分为考证确立事实、综合分析事实之间的联系、抽象提炼出价值和意义三步。对于文化史研究者而言，不能“重实轻虚”，不能仅停留于基础性的考证工作；而是要继续前行，“观象索义”，揭示出实事之意义和哲知。换言之，文化史学应在求真、求实的基础上，以追求人的真善美为终极目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以实征虚”，回过头来，通过具体的史事、实证性的文字，将史义表述出来。这样，就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实现了文化“以人化文、以文化人”的目标，完成了文化史的一个“闭环”。

在交流环节，所内同仁围绕中国文化史学的传承与开拓、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区别与联系、新文化史的正面性与负面性、文化与文化史的眼光以及文化史与进步史观等问题，与张昭军教授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对张教授新著的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张教授对文化概念和文化史研究边界及其本土性等问题的思考，有利于中国文化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无论是作为研究对象还是研究视角，“文化史”都值得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