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3日，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读书会联合举办“跨学科视野下的新文化运动”工作坊。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于海兵、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季剑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彭姗姗、王波分别作主题报告。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袁一丹

袁一丹以“修身的脱嵌与重构——从晚清到五四”为题，重点关注晚清至五四时期修身从传统思想文化的链条中脱嵌并被重构的过程。她认为，晚清以降，小群体、社会、世界分别取代家、国、天下成为修身得以落实的新场域，修身的方式也因之发生变化。随着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制定，修身由日常生活中弥散性的一种道德实践，被固定为一种具有明确课时、学程、教法、教材的学科门类。这一学科门类不仅吸纳了理学家语录体的相关经典著述，还将重点并不在修身的传统学案、诗歌等文化资源重构为修身的实践指南。近代名人日记，以及互助社团的会议程序中，都能看到“修身术”的影子。尽管一度被趋新人士视为读经运动的附属物而置于新文化的对立面，但修身这一从传统文化脱嵌而出的片玉碎金，仍有成为当代中国文化重要拼图的价值和必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彭姗姗

彭姗姗围绕“教育人还是教育公民---论五四前后教育宗旨的演变”这一议题，以在江苏省教育会1916-1926年的活动为主线，以杜威学说所扮演的角色为辅线，重建五四前后教育宗旨的演变过程，分析其渊源与背景，阐明新教育宗旨及教育本义的不同内涵，探讨其与 1923年后教育宗旨进一步演变之间的关联。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波

王波以“烦闷的兴起：五四前后知识青年心态群像”为题，尝试跳出五四前后青年思想变化的这一研究主轴，关注青年的情感变化，重点讨论烦闷这一情感在五四前后的兴起过程。他认为，新旧冲突的背景下“新理想”与现实间的鸿沟，传统价值崩解后人生观上的困惑，爱情、社交上的困扰以及社会、经济层面的困境是烦闷在五四前后兴起的重要。同时，他还指出，随着烦闷的普遍化，如何解决烦闷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到1920年代中期，作为青年解决烦闷的一剂良药的革命逐渐风行，进而极大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

于海兵围绕“佛化与新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股潜流”这一主题，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叙事之外，关注新文化与宗教革新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佛化与新文化以及革命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交叉、互动关系。佛化新青年积极主动将自身塑造为新青年的一份子，他们也像五四时期的一般趋新青年那样办报刊、组社团，积极修行、发起论战，讨论烦闷、革命、乌托邦等话题。佛化既是这类新青年投身革命的一种方式，也是这类新青年解决烦闷的一条途径。无论是在佛化社团的组织架构上，还是在乌托邦理想的建构上，佛化都与新文化彼此呼应，呈现着某种共性。

北京大学中文系季剑青

季剑青以“五四新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为题，梳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史，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做出展望。他指出，大体上，80年代对五四运动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文化的维度；进而，不少学者关注五四时期文化与政治的纠缠，对各政治派系在五四运动中扮演角色的研究因之展开；学术史、社会史的视野也先后被引入到对于五四的研究中，五四与现代学术转型的关系，五四兴起的社会条件，其社会改造运动的性质等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就研究内容而言，五四思想中启蒙与救亡、传统与反传统的两歧性特征历来备受关注，引发了一系列争论。“五四运动”的广义、狭义之别，五四传统的诠释与建构，“新文化运动”一词的历史化等问题也是学者关注讨论的重点。此外，五四运动的地方史与在地化，五四的国内与国际反响等问题也都吸引了不少研究者的目光。总体而言，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五四研究呈现更加多元、立体的特征，从上述不同领域和角度审视五四，相关研究仍大有可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卢华、冯淼、赵妍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海兵、上海社科院徐佳贵分别评论了上述主题报告。针对各主题报告，他们提出：“修身”的脱嵌过程在民初的断裂性，青年在烦闷等消极心态之外还有积极心态，历史事件、政治利益或其它因素在教育宗旨的演变不同阶段发挥作用的差异，佛化和政治的关系，在历史化的过程中思考广义与狭义的五四这一特殊的复合标准如何变得理所当然等问题，亦有进一步研究、探讨的必要。

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校史馆杨琥

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校史馆杨琥副研究员指出，尽管五四新文化已有诸多既有研究成果，但相关问题仍有诸多细节有待进一步厘清。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既要结合，又要加以区分，应注意两者在理想、目标上的差异。无论是五四还是中国近代史其它方面研究，一方面固然要回应西方汉学提出的问题，但同时也应从中国自身的问题出发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吕文浩副研究员则强调，对于五四新文化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相关思想、言论的表面，亦要从一个相对更长的时段，关注五四新文化思想、言论背后制度性、结构性的变化带来的影响。近代史研究所彭春凌研究员则指出，对五四新文化的研究，要考虑放置在近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人的概念及自我感受变迁这一大脉络下加以考察；人被置诸于自然秩序以及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下命运的不确定性所引发的教育、礼俗、宗教各个领域的重整，乃是五四新文化时期诸多思想文化问题的诱因。

近代史研究所邹小站

最后，近代史研究所邹小站研究员作总结发言，他肯定与会青年学人的问题意识与方法，以及工作坊这种可以带来有效、充分讨论的研讨形式，认为此次工作坊五篇论文看似题目不同，在基本问题兴趣存在着一致性，都体现出研究者对五四时期个体生命与个体状况的关怀，同时他也强调五四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主根源，晚清和五四的的问题意识、思想、概念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代差，对于从晚清到五四这一二十年间思想议题、思想话语乃至概念的剧烈变动可予以重点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