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今天是:
登录  注册  找回密码

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专题栏目>>《闻一多研究》>>正文内容
《闻一多研究》 【字体:

《闻一多研究动态》第一一四期(2015年4月)

作者:闻一多研究会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5年04月15日

 

主办: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研究会      北京·2015年4月

 

========================================================================

 

要 闻

 

【武汉大学闻一多纪念馆揭牌被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武汉大学网1月26日消息:位于武汉大学珞珈山十八栋的闻一多纪念馆于1月25日正式揭牌,同时被定为中国民主同盟湖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湖北省副省长、民盟湖北省委主委郭生练,校党委书记韩进、副书记黄泰岩,湖北省委统战部党派处处长伍启华、知识分子工作处处长阳胜芳,民盟湖北省委员会部分代表出席了揭牌仪式。郭生练说,闻一多是民盟早期领导人和杰出代表,与武汉大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珞珈山人杰地灵,20世纪初,一大批仁人志士、大师鸿儒聚集于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以珞珈山十八栋为基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韩进回顾了1928年8月至1930年6月闻一多为武汉大学发展做出的贡献,其时闻一多被聘为国立武汉大学教授,担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和中文系主任,并与陈垣一起负责《文哲季刊》筹备和创刊工作。他大刀阔斧地进行课程改革,委托朱东润教授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亲自教授西洋美术史、现代英美诗等课程,正是因为大师们的辛勤耕耘,才有了今天的武汉大学。目前学校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武大人将带着前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再接再厉,争创一流。

 

武汉大学闻一多纪念馆展览由“前言”、“学者闻一多”、“民主志士”、“在武汉”四个部分组成,通过大量历史图片、手稿全页、著作原件,记录了闻一多上下求索、奋进不息、融合中西、联结古今、忠诚坦荡、虽死犹生的伟大一生。

 

 

武汉大学是全国闻一多研究的重镇,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闻一多研究室,从事闻一多遗稿的整理工作,并于1993年出版了12卷本的《闻一多全集》。由教育部主管,成立于1985年5月的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也挂靠在武汉大学,是全国闻一多研究的核心组织。武汉大学十八栋是早期历史建筑,2013年学校就特辟10号楼为闻一多纪念馆,自筹划至今,历时两年。纪念馆揭牌后即对外开放,可预约参观。(据严航报导改写,摄影张然)

 

【湖北省全国人大代表建议重建浠水县“闻一多故居”】 据《长江日据》3月5日消息:湖北省全国人大代表、英山县百丈河村党支部书记王金初,今年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所带的提案是《关于恢复重建湖北浠水县“闻一多故居”的建议》。王金初对记者说:闻一多故里巴河镇是湖北文化名镇,“闻一多故居”本身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她将建议,中央批准在闻一多的家乡浠水县巴河镇恢复重建“闻一多故居”,将“闻一多故居”纳入“十三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并将以“闻一多故居”为中心的闻一多故里品牌文化建设纳入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范围。

 

又据荆楚网记者周三春报道:3月11日,全国“两会”人大会议休息日,全国人大代表王金初与罗功英拜访看望了闻一多之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闻立鹏。拜访中,王金初介绍了她今年提出的建议案,呼吁复建浠水县的闻一多故居。

 

【闻立鹏认为修复闻一多故居要慎重】 据光明网3月13日消息:光明网记者王锦宝闻悉湖北省全国人大代表王金初建议中央批准恢复重建浠水闻一多故居后,特走访了闻立鹏。闻立鹏表示:“把一些对中华民族有贡献人物的故居加以修复,能够保护起来,不只是对打造本地的文化品牌有利,同时也在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这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闻立鹏说:“故乡人民为纪念闻一多做出了很多努力,建立了闻一多纪念馆、成立了闻一多中学,现在又提议修复闻一多故居,我心存感激。”闻立鹏还说:浠水闻一多故居原是一个很大的院落,有99间房,但在70年前就已经彻底损毁了,“现在要完全恢复原貌,重新盖座假的闻一多故居,我觉得不符合对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需要慎重考虑。”闻立鹏建议,如果要建故居的话,要本着精简节约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搞得过分的铺张,建一个象征性的、标志性的建筑——树一座门楼、立一个碑,照样能够宣传爱国思想。

 

闻一多中学举行向纪念铜像献花篮仪式】 4月8日,浠水县闻一多中学积极响应团中央“清明节期间组织团员青年缅怀革命先烈活动”的号召,举行了全校3500余名师生向闻一多铜像敬献花篮仪式。仪式上,高三学生代表做了题为《少年强则国强》的演讲,周七零校长做了《缅怀先生我们永远以先生为榜样》的发言。最后,全校师生集体宣誓:我们永远以先生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遨游知识海洋,探求科学真理,勇当时代闯将,爱我祖国,爱我人民,无私无畏,奋斗终生。向闻一多铜像敬献花篮仪式,在师生们的宣誓声中结束。(浠水闻一多中学乐金雨报导)

 

~~~~~~~~~~~~~~~~~~~~~~~~~~~~~~~~~~~~~~~~~~~~~~~~~~~~~~

 

论文介绍

 

【邱雪松评论开明版《闻一多全集》的出版意义】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邱雪松在《合流的抗争与难料的宿命--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出版前后》(《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4期)中指出: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遇刺身亡,清华大学校方于11月正式成立了朱自清为首的委员会整理出版闻氏作品,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文协民主人士自愿加入,辅之以叶圣陶为代表的出版方面的通力合作,两年不到时间即告全集问世。国共两党对文集出版截然相反的态度反应了两党在社会上的得失力量对比。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它预示着1940年代末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标识着文学作品自由结集出版方式的结束。

 

作者认为:1948年8月1日开明书店出版的《闻一多全集》,正值中国处于转折的边缘,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各方面激斗正酣,这就使这一看似普通的文集出版过程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吸引了各方关注。所谓“公共事件”,指它早已溢出了狭小的文学抑或出版领域,不仅有出版界、文学界的人,还吸引了包括学院派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普通学生等抱持各种立场的人一起加入其中,更重要一点它还是1940年代末期国共两党政治、军事“明争”之外文化上“暗斗”个案。上述各种力量共同决定了开明版《闻一多全集》的面貌乃至它在彼时的接受情况,并对新中国成立后作家作品的集结出版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合流的抗争与难料的宿命》对上述过程做了详细梳理,并冀望借此对知识分子抉择原因以及共产党何以获得“文化领导权”的缘由做出合情合理之解释。

 

 

 

出版信息

 

【《闻一多年谱长编》增订本出版】 闻黎明、侯菊坤编纂,闻立雕审订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增订本,已于2014年12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责任编辑冯勤。这部百万字的著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重点课题“闻一多研究”的最终成果之一,编者在《再版后记》中回顾成书过程时写到:

 

闻一多年谱长编》1994年7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付梓,至今已经过去了16年。当年,我编这部书,只是想把尽量系统收集和整理一下闻一多的基本资料,目的不过是希望能对闻一多研究起些助力作用,起码可以节省些研究者们查找资料时间。

 

应该说,我编纂这部书确实下了相当功夫,它出版后也得到了闻一多研究界的认可。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是新版12卷本的《闻一多全集》整理者,主持这项工作的陆耀东教授称它是《闻一多全集》第13卷,让他的研究生手一册。这事让我感到有些过誉,但让我没想的是,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由校内外40余专家学者评选向研究生推荐的阅读书目,在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古今中外必读和选读书目各30部中,它竟忝列选读书目之一。这部书问世前,我的另一部《闻一多传》已出版了两年,并由早稻田大学铃木义昭教授译成日文,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把它作为该社第一部译成外文的学术著作出版。日本闻一多研究者告诉我,这两部书对日本闻一多学会的成立,起了不小作用。后来,我在著名历史学家何柄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还看到了这样一段话:“目前这部1100页、85万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规模之大,内容之富恐怕是自有年谱专类以来所未有”。这些赞誉,和它所获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首届科研成果优秀奖、全国第二届闻一多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说明它在闻一多研究及其相关领域研究上,还是有一些价值的。

 

任何工作都会留下遗憾,这部书出版时就存在着若干缺陷,而16年来陆续发现的新材料,也需要补充进去,何况时间流逝,需要这部书的学者早就望洋兴叹,无处购买。为此,我曾两次向湖北人民出版社提出再版建议,可惜均无下闻。2009年秋冬之交,我赴台湾做了两个月的访问。在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表示了由他们再版的愿望,甚至提出分为两册,于2011年闻一多殉难65周年时推出。说这件事的时候,12月9日接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编辑冯勤先生来信,说正在策划一套现代人物年谱长编系列图书,问我这部书最近有无增订再版计划。我马上回了信,说台湾有出版繁体修订版的意思,但如能列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系列丛书,当然很高兴。第二天,冯勤就寄来了“民国人物年谱长编系列”编纂说明,详细介绍了它的定位、范围、规模、要求等。接着,我们就修订时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完成时间交换了意见。于是,这部书的再版夙愿,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冯勤女士的热情关照下实现了。

 

我很清楚,在眼下追求经济效益的年代,出版如此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有相当大的困难。因此,尽管感谢之类的话似乎未能免俗,但我还是要说的。我要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对弘扬中华文化的远识与魄力,感谢冯勤女士为这部百万字的长编付出的辛勤努力,没有他们对先贤的敬仰和对学术的尊重,这部只是为专业学者利用的书不可能再版。我要感谢闻立树、李思乐、古为民、秦贤次、蔡登山、商金林、黄道炫等,这些我的前辈、朋友、同事,或鼓励过我继续从事这一工作,或为我提出过修改意见,或为我提供过新发现的材料,这部书的增订,和他们的无私帮助分不开。感谢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台湾“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我是在他们的协助下,才得以查阅了保存在宝岛的诸多珍贵档案

 

这部书初版时,我在《后记》中曾简单介绍过它的成书经过,但更多的话未便讲出。这里,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再说一点儿有关这部书起因和经过的话。

 

1977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即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有不少革命家后代,其中不少研究他们的前辈,正在主持开创中华民国史学科的李新副所长,建议我就做闻一多研究。但是,我一直有种意识,就是作为后人不要轻意做自己前辈的研究,因为往往会被人认为不难避免情感因素,难以做到客观公正。我申请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就是因这个原因未能通过,这更加深了自己不做闻一多研究的想法。

 

1985年,我参加了在武汉大学召开的第二次闻一多学术研讨会,从会上看到的论文,感觉与第一次会议区别不大,无论是材料,还是观点,都存在着重复者多,创新者少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供利用的材料比较陈旧,大致仍局限在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朱自清、郭沫若、吴晗、叶圣陶主编的四册《闻一多全集》,和几本传记与回忆录范围里。当时,我已经有了几年的史料学训练,于是想可以把现有材料按史料学方法做一番较为系统的整理,这样,既可免去研究者的检索之苦,又不违背自己不从事闻一多研究的初衷。武汉会议后,我第一次回到祖籍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老家。县境公路入口处耸立的“欢迎来到闻一多的故乡”牌坊,望天湖的湖水和湖对岸的山峦,让我激动不已。这次寻根,坚定了我按照年谱体例编辑一本闻一多资料集的念头,回到北京后马上就付诸了行动。

 

我的第一步工作,是把已经出版、发表的著述和史料,全部查阅一遍,然后将选择的资料依年月日顺序,进行分类编排,建立起年谱框架。第二步工作,是查阅流散在各种报纸、杂志、档案、文献中的未经收集的资料。这是件普查性的工作,我的目标,是只要能找得到的报刊,不管有没有资料,都翻阅了一遍,为的是尽量减少遗漏。这种笨人的笨办法,占用时间最久,也最需要毅力。

 

1986年开春到1988年冬天,三年里我先后到武汉、重庆、昆明、贵阳等地查阅资料,其中仅昆明就连续去了三次,每次两个月。在昆明,除了星期天,我都泡在云南省图书馆。那时图书馆的读者不多,对远道而来的读者,尤其是我这样的身份读者,自然受到不少特殊关怀。至今我仍总是不能忘却,管理报刊的李硕先生热情给我提供线索,他看到我吃不惯云南的辣味,把我请到他家,给我煮面条。这件事已过去了24年,我们也做了24年的朋友。

 

我在昆明查阅的是西南联大在抗战期间的资料,它们大多保存在旧报刊中。昆明人对抗战时期的报纸,曾戏称为“云南正义,扫荡中央”,指的是《云南日报》、《正义报》、《扫荡报》、《中央日报》(昆明版)。其实,还有一份《民国日报》也很重要。对于这些报纸,凡是重要时期的内容,我都翻阅了一遍。至于杂志,我主要看的是联大教授主办的几个刊物,它们有《今日评论》、《当代评论》、《自由论坛》、《民主周刊》、《时代评论》等。现在,有些报纸已做成缩微胶卷,有的刊物在网上也能找到,但是当年非如此不能获得。

 

在北京,我也有两年的冬天是在北京大学度过的,因为我要查阅的对象很多存在北京和清华,住在那里可以节省很多跑路时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和清华大学校史编辑室给了我极大支持,闻一多的学生、从广州请到北京主持编辑西南联大校史的萧荻伯伯,给我提供了一间房子,还把他收集到的图书、报纸,以及采访记录,统统拿了出来。清华大学校史编辑室和孙敦恒教授,给我畅开了他们的资料室,甚至把资料室的钥匙也交给了我,让我任意查找那里保存的任何资料。清华大学档案室也是这样,凡是馆藏档案,任我随意调阅、复印。民盟中央文史资料室、民盟云南省委资料室、中国革命博物馆,也给了我许多帮助。

 

功夫不负有心人,整整三年,我不仅查阅了凡是能找到与闻一多有关的旧报刊、旧杂志和历史档案,还走访、信访了近百位与闻一多有过往来的同学、同事、朋友、学生。顾毓琇、谢冰心、潘大逵、陈岱孙、吴泽霖、蹇先艾、沈从文、张光年、贺麟、冯至、卞之琳、李何林、常任侠、臧克家、冯素陶、王瑶、吴祖缃、季镇淮、范宁等几十位辈前,都热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访。顾毓琇、谢冰心、吴泽霖、王力、张清常等还给我写了亲笔信,回答了我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

 

有些事是永远留在记忆里抹不掉的。闻一多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留学时,写过一首英文诗《另一个支那人的回答》,需要翻译成中文。那时,我住在建门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永安里宿舍,楼下住着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袁可嘉先生。袁先生是西南联大老校友,“九叶派”诗人之一,我请他帮助翻译这首诗,他不仅非常认真地把它译了出来,还热情向我介绍了热爱新月派诗歌的美籍台湾学者廖玉华。与廖女士第一次见面是在袁先生家里,谈话时,我冒昧地提起自己很难得到台湾资料,如果可能的话,想与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取得联系,因为梁实秋《谈闻一多》的插页有封闻一多信的书影,我推想也许还有其它信函,所以很想得到这些信函的复印件。我的这话只是表达一种愿望,没想到竟然成真了。廖女士返台探亲时,真的找到了韩菁清。当时,韩菁清因私自赴大陆而受到台湾当局的处置,关在房间不许外出,心情很是压抑。她看到我托廖玉华转赠给她的《闻一多书信选集》上有我的名字,相信我是闻一多的后人,竟把梁实秋保存了60余年的闻一多十余封信函原件,托廖女士带给了我。这件事埋藏在心底多年了,就利用这个机会公布出来吧。

 

至于我的第三步工作资料编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做学问的人,自会了解该书材料的鉴别与取舍是否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对编辑体例上的长处和短处,也有更多的发言权。

 

最后,不妨讲一下这部书的曾经遇到过的难产。1989年,《闻一多年谱长编》完成后的第二年,我把这部兼有传记性质的史料编年送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心里总记着胡乔木讲过的一句话。好像是在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刚刚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来不久,一次全院大会上,胡乔木院长说到新近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说要把它办成第一流的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后凡是别的出版社不愿意接受学术著作,都可以送到那里来。可是,我把书稿送去后,半年多没有回音。后来,他们告诉我,社长讲了,说这部书很有份量,有出版价值,但社长也说了,出版社正向自负赢亏转型,出版这部书需要赞助费。我问赞助费需要多少,对方马上算了一下――四万元。天哪,1988年的四万元是个什么数字,是天文数字!

 

1989年初冬,叔叔闻立鹏要去武汉,我想,闻一多是湖北人,1928年闻一多就是因为一句为桑梓服务的话才离开稳定的中央大学,到新成立的武汉大学任教,现在是不是故乡也可以为他做点贡献。当年的排版技术还是老式的,书稿摞起来有半公尺之高,叔叔是用小推车拉去的。书送去后的第二年,总编辑卢福咸给我回了信,肯定了它的价值。199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建辉先生到北京,表示经过努力,这部书将与新版《闻一多全集》一起出版。这样,《闻一多年谱长编与新版《闻一多全集》同时于1994年诞生了,同样的封面,同样的装璜,同样的纸张,连印数3千册都没有区别。

 

我在本书初版《后记》里说:“还是故乡的人亲,故乡的水甜,故乡的月明啊!”在修订版出版前夕,我愿再补充一句:“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千年,是由于更多的人意识到,认识文化比文化本身更重要!”

 

 

本刊地址: 100006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

 

电话: (86-10)6527.7905 传真: 6513.3283

 

电子信箱: wenlm1950@163.com


 



上一篇:《闻一多研究动态》第一一五期(2015年6月) 下一篇:《闻一多研究动态》第一一三期(2015年2月)

返回首页 | 联系我们 | 网站地图 | 版权声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5519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