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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研究》 【字体:

《闻一多研究动态》第一一九期(2016年2月)

作者: 文章来源:闻一多研究会 更新时间:2017年04月05日

快 讯

 

【闻一多中学将建红烛文化广场】 黄冈新视窗网20151221日消息:20151217日,武汉闻一多基金会负责人到闻一多中学指导红烛文化广场建设工作。以闻一多先生红烛精神为主题的校园文化广场,选址在校内闻一多曾就读的私塾“绵葛轩”旧址,面积约4500平方米,广场建成后可以解决学生活动场地不足的问题。闻一多基金会将把援建红烛文化广场项目列入2016年工作计划。(通讯员吕艺林、乐金雨报道)

 

论文简介

 

【鲁洪生评闻一多对《诗经》中“兴”的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鲁洪生在《闻一多的〈诗经〉研究——以“兴”为例》(《北方论丛》2015年第4期)中认为:民国时期,闻一多对《诗经》的研究用力最多,成果最为丰富,对《诗经》研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 《诗经》研究的观念、方法是正确的,但理论与实践有时不尽相符;其二,他以廋语解释 《诗经》之兴,与兴之本义、《诗经》创作实际以及古人对兴的认识皆不符;其三,闻一多认为《国风》中凡言鱼,皆两性间互称对方之廋语,无一实指鱼者,对理解《国风》比、兴喻义有启发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以此言《国风》中的喻义也许是可以的,以此言 《诗经》中鱼”的喻义则不可。因为天人物我之间只要存在相似相关的关系便可比、兴,鱼与人之间存在太多的相似相关的地方,以鱼可喻多义,以鱼喻男女之事只是众多喻义之一,而不是唯一,可以偏概全。

 

【杨洪勋论青岛大学时期闻一多的文化活动与特点】 中国海洋大学档案馆杨洪勋在《闻一多任教青岛时期文化活动的内容及特点探析》中,认为1930年至1932年闻一多任职国立青岛大学时期,是其从诗人向学者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其一生文化活动的缩影。梳理闻一多任教青岛时期的文化活动,总结其中的特征和意义,有助于促进对其文化角色转变原因的研究,深化对其文化人格和人生追求的认识。该文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闻一多任教青岛时期文化活动的内容”,从教书育人、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学术讲演、艺术创作五个方面介绍了闻一多在青岛大学的基本工作与活动。第二部分闻一多任教青岛时期文化活动的特点,总结出三个特点,即:“任教青岛时期是闻一多人生轨迹的缩影”,“诗歌是任教青岛时期文化活动的核心”、“教青岛时期是诗人向学者转变的关键时期

 

【李乐平论闻一多梁实秋文艺思想之异同】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李乐平在《闻一多梁实秋文艺思想异同比较及其他》(《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中认为:闻一多和梁实秋清华前后都推崇浪漫主义,归国后都转为古典主义倾向,但却始终贯穿着唯美主义追求。前者倡导新诗的三美理论,后者则坚守文学的人性价值。因为他们都是承继古今借鉴中外的优秀理论家,这才铸就他们留待文学史评说,并永远也说不尽的重大理论,并且敢于引领潮流挑战权威。但闻一多最终又由唯美艺术追求者,转变为功利文学强调者,发展为时代的鼓手。梁实秋却始终坚守古典主义追求。即便抗战烽火中,仍沉浸在《雅舍》,随想着他之《修养篇》等。他们这最终差异,最重要者是梁实秋没有闻一多那种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种高尚情操。其在阶级矛盾尖锐年代主张节制而反对阶级斗争,这就必然不合时宜。闻一多适应时代潮流需要,他虽然献出宝贵生命,但其生命不死,必将彪炳中华民族史册。

 

【邱茗评闻一多的篆刻艺术】 《中国书法》杂志社编辑邱茗在《身在民国心在秦汉——闻一多的篆刻艺术》(《中国书法》2015年第10期)中认为:闻一多书法取法于北魏,受《张猛龙碑》影响很大,因此他的楷书以及行书线条均写得迟涩厚重、笔力千钧。在随意的信札体上,又流露出唐人的书法气息。他在篆刻上的造诣,与其常年习书作画不无关系。他精通篆法,善写篆书,常在甲骨文、钟鼎文以及古玺汉印中寻找艺术灵感,同时他还对文字学及训诂学颇有研究。通过不断地实践探索,终于形成了其古朴浑厚,又不失生动活泼的印风。风格融合了丰富的书法元素、浓厚的古文字造诣及中西结合下的绘画构图程式,同时印中又带有强烈的楚风地域色彩和思想情感。再加上他在印面布局上敢于大块留红或留白,方寸之间,运用得游刃有余,印文或大小、或长短、或曲正、或聚散,印迹匀称适中,古拙含蓄中蕴含着圆融秀劲,显示出浑厚雄伟之风,印里印外都透露出秦汉格调的苍茫浑厚之美,可见他对篆刻的深刻领悟。”

 

文中还认为:“闻一多的篆刻在古玺印和秦汉官印的基础上继承创新,富于想象力,其突出特征就是在形式上善于界格的灵活运用,将印文和边框结合处理,与文字相辅相成,使印章既深入秦汉古韵,又不失个人特点,整个布局变化错综,生动活泼,富有生命力,又充满古朴醇厚的意味。界格参与印章始于商周时期,在秦印达到高峰,它的使用是文字审美特征、政治文化背景多重原因所致,却成为印章发展史上别具一格的典型。闻一多的印章师承秦汉,中得心源。有些作品添加了界格加以修饰和规范,朱文印和白文印都融合其中,形式变化无穷,笔画自然天趣,呈现出自由空灵的审美效果。尤其是《一多印信》,金石之气、古拙之味十足,界格运用恰到好处。

 

文中又说:“闻一多篆刻是将书法的笔意与绘画的构图融合其中,将文人气和金石气有机融合,把篆书的运笔造型运用于篆刻的方寸之中,更具传统,更有渊源,更加流畅自然、自由空灵、朴拙劲挺。绘画上的空间审美意识投射于篆刻之中,加之以情感的注入,印章方寸之间的意境更加玄奥。三者的糅合,是闻一多艺术修养的真实体现。他的整个印章风格别具匠心,又深层次体现出他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

 

作者在文末指出:“闻一多生活于重大变革的民国时期,正是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传统文化处于危急之时,此时的文化艺术更加强调的是学术精神和文化底蕴。闻一多博学多才,诗书画印兼得,他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并不只是表面所显现的艺术现象,更重要的是他对人生的思考与感悟,以及人生价值取向的选择,正是这些修养的集合,造就了他在篆刻艺术中将浪漫主义和爱国主义有机结合。作为一名爱国民主战士的学者,他在艺术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品格与思想内涵,更重要地体现了时代价值。这正是闻一多所具有的深层次魅力,是他触动当今艺术从业者心灵的真正原因所在。”

 

作者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书法系美术学(篆刻)专业,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书法家协会会员,书法作品参加过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报》、西泠印社、中央电视台、中华总工会等举行的展览,并获得不同奖项。

 

【丁晓莹对闻一多学术研究的建议】 青岛大学文学院丁晓莹在《近年来闻一多学术研究微探及思考》(《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33期)第三节对于近年闻一多研究的几点思考中,对目前学术界的闻一多研究提出若干建议。

 

文中说:就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更要摒弃国家意识意识形态主导时期‘遗留’的二元对立论,进行文学研究时也许可以从更多角度来入手来进行探索。就近几年闻一多的学术研究而言,笔者认为不必拘泥于其诗歌创作、美学风格,以及学术成就考究等方面的研究,可以多关注闻一多的戏剧理论及观点。纵观闻一多生平可以发现,闻一多先生在求学期间对戏剧十分感兴趣,他甚至亲自参演各种剧本,甚至在美期间,闻一多先生与梁实秋等人还一心策划着筹办相关戏剧社。在现代文学史上,闻一多先生对于后来的‘国剧运动’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近年来对于闻一多先生的戏剧观研究来看,许多学者还未真正地进入这一新的研究视野当中去,而且多数研究都局限于闻一多对于戏剧的基本观点与看法上,极少有人能从闻一多对于中国现代戏剧的贡献方面入手来进行探讨。此外,有部分学者选择从教育学、国学、人格研究等视角来审视和探讨闻一多先生在这些方面的贡献和意义,笔者认为是一种多元化的思维维度。在今后的研究当中,需要基于历史事实,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多角度的闻一多学术研究。”

 

文中又说:“闻一多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文学家,对于闻一多先生在古代文学方面的贡献研究比比皆是,可是却都忽略了闻一多在现代文学史甚至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重要的意义。大多数的优秀研究成果都是关于其诗歌创作思想或是风格的研究,比较微观和细化,缺少一种现当代文学史出发的宏观把握。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闻一多先生的各项研究及作品是联系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关系的重要资料,尤其是在具体的诗歌创作领域,闻一多先生在对许多古典诗词与文化进行探索之后,结合西方的先进文艺理论,提出了新诗的格律问题。在闻一多先生看来,做学问、做诗都需要做‘中西结合的宁馨儿’。因而,在今后的学术研究当中,笔者认为需要多关注其处在中西方艺术交融,以及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交合点上的位置与意义。”

 

文中认为近年来许多学者将闻一多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中外比较方法上来,这方面的论文以及相关著作层出不穷。不过,“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对于阐释的重要性和意义进行了一番探讨,他认为对于文学文本的具体阐释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阐释者自身的‘成见’和‘先结构’,简单地说可以称之为个人视界;另一个则是将文本放入到具体的历史中来进行过去和现在的对话。而两个方面需要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对现有文本进行阐释和再解读。这也提醒我们在以后的闻一多研究当中,既要意识到个人视界中的成见问题,又要关注在历时维度的发展变化中对文本研究阐释的变化情况。要大胆地跳出前人或是个人的研究‘见’视角中,积极地寻找和寻求更有意义的视野来进行研究。”

 

关于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文中说:文学接受学家尧斯曾引入“期待视野”的观念,“指出我们要从自己以往的阅读经验以及前人的研究当中走出来,通过自己切身的经验和世纪阅历去研究和感受文本。当然尧斯在其接受理论当中最看重的是对于文学史的阐释和研究。在他看来,文学史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历时、共时以及一般的历史中的考察。这种理论的实质是强调一种文学史角度的文学接受考察,是一种宏观意义上的阐释学。而恰恰是这一理论基点提醒我们,对于闻一多的学术研究,可以在历时维度与共时维度的综合前提下,更多地探讨一下闻一多在文学史,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接受过程。笔者认为这一个方面是许多学者还未曾真正关注到的一种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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