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山先生的日本朋友

　　孙中山先生日本朋友之多是众所周知的，如犬养毅、富崎寅藏、清蘑幸七郎、内田良平、大隈重信、平冈浩太郎、头山满、山田良政、福平诚、宗方山太郎、南方熊楠、日野熊藏、萱野长知、池亨吉、平山周、缣田荣田、德川赖伦侯、坂本珍弥等，都与先生有一定友谊，其中与宫崎寅藏的关系最为密切。

　　一九OO年七月，富崎寅藏自香港抵新加坡，准备规劝康有为与中山先生合作，但被人指控为刺客，而被英国殖民当局扣留。先生闻讯，立即赶往新加坡，设法营救。结果，当局勒令先生和官崎限期离开新加坡。后来，先生致函官崎寅藏说。“足下为他人国事，坚贞自操，艰苦备尝如此，人人皆为感激奋励。”

　　日本友人对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热情支持，一九0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就是在东京赤坡区日本子爵坂本珍弥的住宅举行的，同盟会成立不久，创办机关报《民报》，发行所的招牌就挂在宫崎寅藏住宅的门前。宫崎寅藏别号白浪庵滔天，简称滔天，对帮助中国人民推翻专制，建立民国，起了积极的作用，所以当时革命党人称他为民国恩人之一。
 

　　中山先生不仅在日本上层社会有许多朋友，而且和一般日本人民也极为友好，口本群众也都同情他，支援他。我曾亲眼见到日本人民欢迎先生的热烈场面。一九一三年二月，先生从上海出发，前往日 本考察。因为乘的是日本轮船，先在横滨上岸，其后乘火车到东京。许多日本朋友如官崎寅藏等都赶往横滨迎接，我和中国留学生一起，也从东京到达横滨。在从横滨至东京的火车上，我向先生汇报了和朱克刚、张浩等在东京筹设国民党分部的经过。他问“创办时遇到什么困难？目前有多少党员？”我一一作了回答。他连说：“很好，很好。”

　　车行极速，没有多少时间就进了东京车站。站上涌满了欢迎的人群，有的手举中日国旗，有的在帽上插了中日小纸旗，大家高呼“欢迎世界伟人孙逸仙！”“欢迎大东亚伟人孙逸仙！”“孙逸仙万岁！”等口号。在欢迎的人群中，有日本各界名流如犬养毅、头山满、萱野长知等，先生同他们一一握手。群众纷纷挤到先生面前，要求签名留念，有的准备好毛笔，放在自己大礼服的夹缝里，请先签写“孙文”两字。东京车站的月台并不长，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出车站，真是寸步难移。

　　当天，先生下榻东京帝国宾馆，访问的宾客纷至沓来。先生指定我和戴季陶分别做接待工作，因为戴善日语，负责接待日本朝野人士，兼做讲演时的翻译，我则招待留日学生、华侨和党内同志。翌日，东京《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各大报纸，都以特大标题，刊载了先生访日的消息，记述颇为详尽，并夹有几张巨幅照片。
 

　　二、在日本筹建中华革命党
 

　　三月五日先生离开东京，在横滨、大阪、神户、富岛、长崎等地参观一周后，于三月二十三日启程回国。回国前，先生对我作了不少指示。他说；我不久还要来的。国民党这块招牌不行了，成员中蜕化变质的一天天增多，实在有愧于先烈，要纯洁组织，非彻底改组不可。将来到底用什么名称，等我下次来的时候再同大家仔细商量。又说：南京国民党本部即将撤销，你们的东京支部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不过结束后，人事方面还得继续联系。孙先生回国后，我仍留在东京，并遵照先生之命，结束了在东京的国民党支部。我无事可做，不甘寂寞，便与朱克刚等商量，发起了一个组织，定名为“科学研究社”，社员以原来东京国民党分部的党员为基础，推举黄申芗为社长。黄申芗，湖北人，行伍出身，能诗善文，尤其擅长演说，清末时为日知会会员。武昌起义后，任湖北革命军第七混成协协统。是时，日知会另一会员孙武任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部长，两人有隙，黄申芗便用武力推翻孙武，自称为湖北军总司令，引起群情 激忿，纷纷拥至督府要求都督黎元洪将黄捕杀。黎元洪一面下令通缉，一面暗中赠黄三万元，嘱其远赴日本，不了了之。黄申芗任科学研究社社长后，长袖善舞，大显神通，转眼之间，社员发展至一百数十人，初具政党规模。一九一三年，讨伐袁世凯的战争失败，袁于七月二十三日下令撤销孙中山的筹备全国铁路全权。八月二日，先生离开上海，经福州、基隆到达日本。接着就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我虽为中华革命党筹备人之一，但革命党人对我另有科学研究社的组织，深为不满，严加谴责。丁景良说我是“叛徒”，苏曼殊说我是“奸细”，胡汉民也说：“党内无党，派内无派，加入其它组织，就是违反党纪。”中山先生知道我之所以组织科学研究社，是在国民党支部解散之后，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前，并无对立之意，他和蔼地劝导我退出科学社。我即同朱克刚一起退出科学研究社，并带出一部分人，介绍他们参加了中华革命党。黄申芗为此对我们大发脾气，说我捧他上台，又拉他下台，“不是好东西”。

　　这时，革命党重要人物，除汪精卫接受袁世凯的八万元贿赂正在遨游欧洲外，大部分都云集东京，参加中华革命党，只有黄兴与先生意见不一，暂不参加。其时居正住在京都，张汇滔住在长崎，先生派我为代表到新宿站欢迎居正，派我的哥哥田桐去东京站迎接张汇滔。他们两人抵东京后，下榻于天健学社，天健学社一时成为建立中华革命党的主要场所。
 

　　中山先生命令筹备出版党刊，定名为《民国》，系月刊性质，租赁芝区南佐久间町的房屋为编辑场所，挂出了“民国社”的招牌，隔壁的一幢房屋，被名为“林蔚陆”，作为革命党人办公的地方。在左右约二百米的附近，又租赁了两栋房屋，作为招待所，一栋由田桐负责接待，被称为“大田寓”（因为中山先生称田桐为大田先生），一栋由我做接待工作，被称为“小田方”（因为中山先生称我为小田先生）。居正、夏仲民、萧萱、岑楼、陈冬青、曹亚伯住在民国社，其余党人如苏曼殊和天健学社同人分别住在大田寓和小田方。大田寓由管曙东司帐，小田方由凌昭和田青轮流司帐。大田寓每天总是食客满堂，如熊秉坤、阮复、吴醒汉、蔡济民、熊持中等几乎天天前来吃饭。先生说：“此可称为湖北饭店矣。”田桐系湖北蕲州人，听后心中不快，先生说：“这是戏言而已。”中山先生生平好客，喜留餐宿，甚至亲为客人送茶添饭，十分亲热。

　　中山先生眼见筹备就绪，于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召开中华革命党预备会议，到会者二百多人，一致选举先生为总理。七月八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到三百余人。大会规定宗旨为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又按照入党时间的先后，将党员分为首义、协助和普通兰种，所有人员入党时必须立誓约，按指印，我也和大家一起，办理了入党手续。

　　中华革命党的办公地点，主要在民国社，总务部和军务部人员都住在那里。当时日本当局不许我们以中华革命党名义对外，所以门口仍以民国社为招牌。其他如军务部、财务部的人员则在“林蔚陆”工作。《民国》杂志只出了三期，大家都要回国奔走革命，无暇及此，遂告停刊。民国社社址随之撤销，中华革命党本部搬至青山区，仍名曰。“林蔚陆”。“林蔚陆”这三个字到憔是什么意思，我始终搞不清楚。
 

　　翌年，革命党人归国的越来越多，东京已经没有存存组织的必要，便将本部迁至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称为“中华革命党事务所”。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先生偕宋庆龄、廖仲恺、戴季陶由日本启程回沪，寓居于环龙路六十一号，即党本部的対门。后来先生夫妇迁至莫利哀路二十九号，即现在的“中山故居”。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白崇禧和杨虎、陈群派人将环龙路四十四号封闭，从此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就不存在了。日人萱野长知着有《中华革命党>）一书，记载极详，把各人所填的《誓约书》全部影印在册内，可惜我手头没有这本书。

　　三、建党中的一个插曲
 

　　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初，下设五部，由总理提名，推选陈其美为总务部部长，居正为党务部部长，许崇智邓铿为军务部正副部长。
 

　　胡汉民、杨庶堪为政治部正副部长，张静江、廖仲恺为财务部正副部长，我任总务部第四局（印铸局）局长。
 

　　除了本部以外，在各省市分别设立分支机构，较大的地方设分部，小地区设支部。支部由分部管辖，也有直接隶属于本部的。各省分部部长，由各省在东京的党员中选举产生，对人选的要求极为严格，必须忠于党，有革命历史，在本省有较高的威望。
 

　　有湖南省党员陈家鼐者，是乙巳同盟会会员、南社社员陈家鼎的胞弟。此人有政治野心，善于钻营，见到在东京的党员不多，就千方百计拉拢一些与自已有关系的同乡介绍入党。当时大家都认为他热心党务，其实他另有企图。他未经本部许可，擅自用个人名义，召集有关党员开会，选举他为湖南省分部部长。

　　本部得讯以后，认为陈家鼐的行为触犯党纪，但他手下有一批    喽罗，如果采取断然处置，深恐发生事故，于是先生决定暂时淡然处之，等条件成熟时再讲。当时我任印铸局局长，陈英士叮嘱我不要为陈家鼐刻公章，接着先生也交来了一张手谕，上书：“湖南省分部印缓刻，文。”陈家鼐常米找我，要我赶快刻制湖南省分部公章，并送给我白兰地、巧克力、高级饼干等物。为免事态激化，我都予接受，对刻印事则借故拖延。后他又邀我到会芳楼吃饭，我婉言拒绝。不久，居正以本部党务部名．义发出通知，内定于某月某日在某地召开湖南省全体党员大会，并进行选举。陈家鼐接到通知后，大为恼火，立刻赶到民国社，大骂居正，准备挥以老拳。这时，陈冬青适在陈的背后，赶快把他拦腰抱住，居正举起板凳在陈家鼐头上敲了一记，又打了两拳，陈家鼐囚被陈冬青抱住，无法回手，被打得头皮出血，咆哮不已，声言决不甘休，但居正已去如黄鹤。
 

　　事后居正将前后经过面告中山先生，陈家鼐旋也赶到，居正退藏于隔壁房间内，陈不知居已来过。先生见陈脸上有血痕，便间：

　　“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陈答：“是被居正打的。”先生说：“现在还行打人么l打人是野蛮行为。是不是你先动手打他，而他因自卫才打你的呢”陈说：“先生可以找居正来，看他有没有伤。”先生说。照这样讲，你是吃-亏，我不能让你吃亏。明天，你和居正都米这里，请陈英士为你们仲裁，决定谁是谁非，这也算是帮你申冤吧”陈家鼐赶忙说：“这不行，英士与居正是一党。”先生风趣地说：“他们两入是一党，那么你是哪一个党的呢？难道大家都不是中华革命党党员么？叫英士做仲裁，既然不行，那末你只好自己去打居正了。”陈说：“居正的人手多，我打不过。”先生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你说叫我怎么办？”陈说：“请先生替我作主。”先生笑着说：“看来，你是想叫我打居正了。我是中华民国的开国总统，不能随便打人。总统打人是要支付代价的，打一记，要付一万元，多打则以此类推。你想，你或我手头能有这么多的钱吗？”中山先生的一场打趣，说得陈家鼐哑口无言。“捉鸡不着落把籼”，陈家鼐不仅没有做到湖南省分部部长，而且被白打了一场。

　　四、民智书局的由来
 

　　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中山先生在广州向非常国会辞去大元帅职务，并发表通电，表示“仍愿以匹夫有责之身，立于个人地位，以尽其扶助民国之天职”。二十日，国会举行非常会议，悍然废除大元帅制，改用合议制，选举岑春煊、唐绍仪、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唐继尧七人为政务总裁，并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

　　五月二十一日，先生离开广州，随行的有朱执信、叶夏声等人。

　　六月二十六日抵达上海，寓居于环龙路六十一号。在这一年内，他深居简出，闭门着书，写成了《建国方略》一稿，并由胡汉民、廖仲恺、田桐、萧萱、邹鲁等分别抄写整理，作为定稿。

　　该书定稿后，曹亚伯见到，极为高兴，对先生说：“应该赶快付印，以飨国人，让读者先睹为快。”先生说：“好，那么交哪一个书店印刷呢？”曹说：“上海最大的书店是商务印书馆。”先生就叫曹亚伯携带《建国方略》原稿到商务印书馆联系。该馆人员把稿件翻来翻去。知道是革命党的着作，露出不欢迎的表情，说：“让我送给编辑处看看。”他把原稿拿进去以后，一会儿就出来对曹亚伯说：“商务印书馆不出这样的书，你们到别处去印吧。” 曹说：“你们是营业性质，我们一样出钱，为什么拒绝？”那人说：“营业有营业的自由，不印孙文的书是我们的自由，有何不可” 曹亚侣见无理可讲，便忿然归来，先到环龙路中华革命党事务所。这时，我正在与孙镜（字铁人）聊天，曹气冲冲地说：“我在商务印书馆碰了一个大钉子”，就把事情的经过对我们讲了一遍。我说：“你的主意出的不好，商务印书馆里有许多人是封建头脑，先生是革命党人，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他们怎么肯印革命者的书？今天不把你打出来，已经很好了，你赶快去汇报先生吧。”曹亚伯向先生汇报后，先生大怒。第二天，本部同人晋谒先生，谈及此事，有人主张对商务印书馆进行报复．，在社会上宣传该馆出版的教科书如何如何不好，让它的营业一落千丈，并建议由田桐主持其事。先生虽然余怒未息，但对此并未表示意见。田桐说，．商务印书馆以牟利为目的，我们革命党人天天考虑国家大事，尚嫌精力不济，哪有功夫顾及这些小事？先生同意田桐的见解，劝大家说：区区小事，我们不必多计较了。

　　从商务印书馆这个事件中，先生认识到中华命党有自办印刷厂的必要，因为我们要出版的书刊很多，到处求人实属不便。于是先生就与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商量集资创办一家书店，大家表示赞同。先生提议定名为“民智书局”，派林业明（焕廷）为总经理。后来，民智书局出版了《建设月刊》，并发行了许多书籍，如《三民主义》、《建国方略》>《民权初步》、《建国大纲》和《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等等，在北伐战争中起到了一定的宣作用。
 

　　反袁时期孙中山与黄兴的分合   田桓遗作

　　1894年1 1月24日，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组织兴中会。在入会的秘密誓词上，规定其任务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的革命主张。1904年2月1 5日，黄兴在湖南长沙成立华兴会，也主张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与会的有刘揆一、宋教仁、扬笃生、陈天华、刘道一、谭人凤等500人。在这两个会中间的一段时期里，各地所建立的会、社、团、舍、馆、所、室之类，名称繁多，不胜枚举，而其领导的核心，则为兴中会和华兴会。

　　1905年7月，中山先生赴东京，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认识了黄兴，两人畅谈革命形势，极为契合，主张将兴中会和华兴会合而为一，以便壮大革命力量。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任总理，黄兴任协理，随后他们同心同德，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前赴后继的斗争，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和国然而，在二次革命中，孙中山和黄兴产生了分歧。逃亡日本后，双方分歧更加扩大。l 9 1 3年年底和翌年春，正当中华革命党酝酿期间，黄兴也在东京。但陈其美在筹备工作中，事事不与黄兴商量，个人独断独行，形成了一个宗派，上有胡汉民、张继、居正、许崇智、戴传贤、谢持等人的支持，下有1 5兄弟（一说1 3兄弟）的拥护，他们是方剑飞、王介藩、俞奋、宁武、李元箸、杨虎、丁士杰、石子奇、曾孟启、张宗海等人。

　　19 1 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举行成立大会，孙先生宣誓加盟，就任总理职务。入盟誓约由我的哥哥田桐以小楷书写，用道林纸石印。 《誓约》中有“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规定入党要有党员一人或两人介绍，由党的上级人员主盟，宣誓后还要在《誓约》上打手印。克强先生对此表示不满：（一）认为党员只能服从大众，不能服从个人，所以不赞成“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语；  （二）反对打手印，因为犯罪的人才打手印，我们入党何必如此呢？其实，上面所述只是克强先生反对的一个方面，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反对陈其美、胡汉民的独揽大权。仅以《誓约》来说，他们事先没有向黄兴商量过，黄兴 因而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田桐既为中山先生的信徒，又为克强先生的至交，一再在两人之间从事斡旋。早在1901年，黄兴在湖北两湖书院求学时，即与田桐相识，并以宣传革命相砥砺。不久黄兴走日本，越一年，田亦去日本，两入朝夕过从，称为莫逆。 19 1 1年武昌起义爆发 黎元洪为都督，黄兴为总司令，田桐以秘书长的名义参赞军机，两人交谊之深，更不言而喻了。中华革命党酝酿成立，田桐建议在《誓约》问题上稍事修改；在人事安排上，仍按同盟会的办法，孙为总理，黄为协理。中山先生对人选无异议，但对《誓约》表示不能更改。至于陈其美、胡汉民之辈，更不肯丝毫让步，他们早已想把克强先生排斥于门外了。
 

　　当时，支持黄兴的大有人在，曹亚伯即为其中之一。他原来住在民国社内，民国社即中华革命党党务部的所在地。该部部长垫居正，居正看到曹亚伯支持黄兴，就叫他即日搬出民国社，曹不答应，居正就命令仆人将他的行李丢出门外。后来日本警察前来干 涉，经了解情况后，代曹亚伯将行李搬至附近的旅舍。
　　白逾桓和杨时杰都是湖北省人，也支持克强先生时常到民国社与居正吵架。一天，白逾桓被居正和夏重民、丁景良诸人打倒在“他他米”上，狂喊救命：“居正要打死人了。"这时，白逾桓小便急，居正不许他到厕所，便溺在“他他米”上结果，许多人把白拖出门外。还有向海潜，在黄申芗的指使下，也到民国社来吵闹。虽然其势汹汹，但究竟民国社的人多，他不敢动手，悻悻而去。支持黄兴的还有李烈钧、周震鳞等十余人。
　　黄兴见到事态日益恶化，决定买船票至旧金山，以息争端。临行前夕，他为了顾全大局，邀请中山先生小酌，以志话别，便致函田桐，文曰：
 

　　“梓琴（按田桐的号）兄鉴：弟将远适，特于明日（27日）午刻备小酌，恭请中山先生叙别（不谈国事），乞届时驾临寄寓，藉慰离绪。此颂大安，弟兴启，6月26日。”

　　从信中可以看出黄兴颇有情绪。他于1 9 14年6月29日由东京动身赴美。孙黄两人分道扬镳，此亦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大损失也。不过，中山先生对于黄兴还是很谅解的5月29日，他曾经致函黄兴，指出“二次革命”的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所以坚持今后要做真党魁，庶几事权统一。对于黄兴之不参加中华革命党，并不苛求，因为各入主张不同，“则不入会者宜也”。
 

　　黄兴旅居美国期间，在华侨中继续作反袁宣传，护国战争爆发后，孙中山与黄兴又恢复了联系，共同致力讨袁。黄兴在国外为国内的反袁军积极筹措军饷。袁世凯死后，黄兴到上海，与中山先生来往密切。1 9 1 6年1 0月3 1日，克强先生病逝于上海福开森路393号寓所，时年42岁。孙先生亲自视殓，主持丧事，并发函给国内外各党部告哀。
 

　　函中说：“遽此凋谢，为国为友，悼伤百端，谨告同志，共鉴察之。”翌年黄兴归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