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张老师，您好！201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是今年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党和国家也将隆重举行高规格的纪念大会。作为中国史学会会长，请问史学会在纪念辛亥革命这方面有什么具体举措吗？

 

　　张海鹏：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是2011年史学界的一件盛事。早在2010年，各地史学界就已经开始筹办或举办相关的学术会议。中国史学会更是责无旁贷。按照逢十纪念的惯例，全国政协正在统筹各方面的纪念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湖北省人民政府将于2011年10月，在武汉联合召开高规格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湖北省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联合筹办。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将总结百年来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推进辛亥革命研究。

 

　　记者：最近一些年来，学术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清政府的新政本来是可以救中国的，辛亥革命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是不应该发生的。请问张老师，应该如何评价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张海鹏：这种观点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腐败与落后，是中国社会难以进步的根本原因。就辛亥革命来说，产生革命的深厚根源在于那个时期的社会。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慈禧太后在洋务运动时期积极推动维新，有可能出现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局面；如果她能积极支持戊戌变法，也许前景将是另一个样子。实际上，一切可能改革社会的机遇都丧失了，能够挽救国家于危亡的就只有是革命。

 

　　客观来说，清末新政比百日维新的力度还要大些。如：编练新军，修订法律，出台若干推动公司发展的律令条例，废除科举办新学，等等。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7年呈交政治考察报告：提出成立内阁，内阁总理大臣领导行政，取消军机处。但其前提是皇位永固，所谓大权统于朝廷。慈禧太后说，内阁你们要搞就搞，就是军机处不能撤。这样就把政治考察报告根本否定了。因为军机处是当时皇权专制的核心机构，保留军机处，就等于否定了政治改革的方案。社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统治阶级试图从内部进行改良的道路也没有走通，革命的发生是难以避免的。说清末新政期间中国社会欣欣向荣，这是毫无根据的片面的观察。庚子赔款4.5亿两白银，每年需要付出本息1800万两，最终都分摊在老百姓身上。实行新政、练兵、办新学堂也要摊派，这就使得民怨沸腾，各地民变甚多。清末社会动荡，人民生活痛楚，这是真实的历史现实。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怎么会发生革命？真是奇谈怪论！

 

　　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很远。就最近的背景来说，必须指出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两件大事。甲午一役，中国败北，损失巨大。条约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辽南半岛，赔偿2亿两白银。由于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清政府被迫答应用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南半岛。条约规定2.3亿两白银要在三年内交清。清政府拿不出钱来，只好到俄法银行、英德银行借款，借3亿两白银，加上回扣、佣金，本息共借了六七亿两白银。

 

　　《马关条约》的谈判、签约和批准，对清政府和全国人民心理的打击极为巨大。谈判过程中，不少朝廷官员连上奏章，反对割让台湾。签约以后，更多的官员反对批准条约。康有为、梁启超等率进京赶考的举人先后约3000“公车”上书，要求拒和，反对签约，主张变法。近代中国革命和改良的两大源头起源于《马关条约》的签订。革命派的首领孙中山也是在这个时候产生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思想。1894年11月，孙中山在夏威夷成立兴中会，第一次在近代中国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发出了“驱除鞑虏”的呼喊。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的呼吁，也从这时候开始。

 

　　《马关条约》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看到蕞尔小国日本都能打败中国，大大刺激了它们的侵华欲望。它们以为中国已经躺在“死亡之榻”上，谁都想来分一点财产，于是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国势岌岌可危。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就是在这时候开展起来的。戊戌变法的失败，对社会人心又是一次沉重打击。改良派人士对改良失败很灰心。革命派人士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决心。这些人开始更高地举起反清革命的旗帜。戊戌变法的失败，紧接着是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和八国联军的侵华，其结果是1901年9月《辛丑条约》的签订。《辛丑条约》对中国的损害，这里只列举两条：一条是赔款，规定赔款4.5亿两白银，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白银。再一条是在中国境内驻兵。不仅北京的东交民巷使馆区要由外国驻兵，且由北京至山海关共12处地方由外国驻兵。美国学者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评价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中国的国家地位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了。

 

　　《辛丑条约》带给中国的损失和屈辱，是自《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在条约谈判过程中，列强感到无论是单独一国还是多国都无力统治中国，便放弃了惩罚慈禧太后的设想，扶植慈禧太后继续统治中国。1901年2月，清廷在批准奕劻、李鸿章报送的，由列强提出的《议和大纲》时，感激涕零。慈禧借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说：“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为了感激列强不杀之恩，上谕特别提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句话，是以朝廷的名义，以“一切委曲难言”的心态，向“尔天下臣民”“明喻”的。这句话与后来革命派常常引用的“宁赠友邦，无与家奴”是一个意思。这是以国家的物力、财力求好于侵略者的表示。说朝廷卖国，莫过于此了。年轻的邹容就是在看到了这个“上谕”后于1903年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革命军》，大声疾呼地号召革命；青年革命家陈天华也是在这时候写下了著名的《警世钟》、《猛回头》的通俗宣传品。陈天华认为，清政府已经成了“洋人的朝廷”，这个朝廷，只不过替洋人做了个“守土官长”。这样的朝廷，还不起来推翻它吗？

 

　　记者：通过您的讲解，使我们明白了辛亥革命的发生绝不是少数人制造出来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那么辛亥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湖北武昌呢？这又有什么局限呢？

 

　　张海鹏：20世纪头十年，全国各地犹如干柴，哪里都有爆发革命的可能性。问题是革命的火种是否有人去点燃，革命的分散的力量是否有人去集结去整合。辛亥革命首先爆发在武昌，主要是湖北革命党人长期扎实的革命工作的结果。武昌起义前的各次起义，多依靠会党，后来转到在新军军营中发动革命，由于未能在新军基层做士兵的工作，起义难底于成。同盟会领导人没能解决的困难，被湖北的革命党人解决了。

 

　　湖北有新军一镇一混成协，其军力配备、军人素质，除北洋六镇外，在全国是最好的。武汉地区的革命党人（主要是湖北人和湖南人）坚持了扎实细致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各界群众特别是新军中聚集了雄厚的革命力量。自湖北科学补习所于1905年11月被迫停止活动后，在武昌陆续有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湖北共进会等革命团体的建立。1911年1月，武昌革命党人在振武学社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革命组织——文学社。文学社主要在新军士兵和学堂青年学生中发展成员，起义前已达三千多人。文学社还以《大江报》作为机关报，报纸免费送新军各营队，扩大了宣传阵地。湖北共进会自1909年由一批留日学生建立后，很快就把工作重点转向新军，原属群治学社的一部分人参加到共进会里来，起义前，共进会成员发展到两千多人。正是由于这些革命党人采用借矛夺盾的办法运动新军，把清朝的干城转变为革命的劲旅，在湖北新军中造成了雄厚的革命基础。湖北新军有良好的武器装备，武昌、汉口有兵工厂，有新军弹药库，这些都已为新军中的革命士兵所掌握。他们不需要像组织沿海起义那样花许多钱（湖北革命党人只从同盟会领导人手中收到过八百元钱，另有湖北同盟会会员刘公捐出了五千元作为活动经费），去购买武器弹药。黄花岗起义失败后，1911年9月，湖北两派组织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实现了联合。由于全国政治局势的迅猛发展，四川保路运动的推动，武昌起义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作为辛亥革命胜利标志之一的武昌首义是未经中国同盟会讨论决策、没有同盟会领导成员参与领导指挥，而是由一些中下层的同盟会成员和其他革命党成员，在孙中山的旗帜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后独立发动、指挥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所包含的优点和缺点是同样明显的。其优点在于：由于基本群众组织发动起来了，在脱离领导的情况下，起义终于能够掀起；缺点在于：起义士兵面临没有众望所归的领导人的苦恼，他们不仅找不到早已期望来汉的黄兴、宋教仁等高层领导人，也找不到起义前确定的临时总司令蒋翊武和参谋长孙武。在战火纷飞中，起义士兵找到一个久已脱离革命行列的下级军官作临时指挥，而在攻下督署后，请出一个清军协统作了革命军的总首领。如果黄兴、宋教仁在起义现场，或者蒋翊武、孙武能冒险挺身而出指挥，武昌起义的前景要辉煌得多，对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其结局将是另一个模样。

 

　　记者：近年来，史学界有人认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主要是立宪派和旧官僚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他们才使辛亥革命以很小的代价赢得了清帝退位的胜利。请问张老师，如何评价革命派、立宪派在辛亥革命进程中的作用？

 

　　张海鹏：有些人说辛亥革命是妥协的产物，不是斗争的产物，这些说法不是完全正确的。辛亥革命首先是武装起义，是打出来的。汉口、汉阳保卫战都打得相当惨烈，据当事人的回忆，汉阳战事血流成河。汉口十里商场被北洋军焚之一炬。攻下南京也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是相当大规模的战争行为。由于清政府众叛亲离，由于立宪派倒向革命派，由于掌握清政府实权的袁世凯上下其手，更大规模的战争没有发生。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得并不是很好，资产阶级的力量也不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就面临财政匮乏，革命派无力实现北伐，直捣黄龙。在这种情况下，为达到推翻清廷的目的，南方革命军与袁世凯进行了和谈，促成了宣统皇帝退位。

 

　　如果我们把辛亥革命时期定位在1901－1911年的话，这十年期间活动在政治舞台上的力量至少有三股：革命派、立宪派、清朝统治阶级；还有一个隐性政治力量，那就是人民群众。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革命派和人民群众共同推动的。立宪派也发挥了一定作用。革命派的存在及其活动是关键，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革命派这股政治势力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基本面貌。没有革命派，就不会产生立宪派。因为立宪派是要反对革命才主张君主立宪的。清政府得罪了立宪派，促进了立宪派的态度转变，立宪派的态度转变，使辛亥革命的成功变得更加容易了，成为推动辛亥革命的一股力量。武昌首义后，各省纷纷响应，这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记者：辛亥革命之后，社会、经济发展出现阻滞与倒退。有人据此认为辛亥革命搞糟了，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

 

　　张海鹏：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进入20世纪后发生的一次伟大的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个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还可以说是自秦统一以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历史性转折。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方面来讲。

 

　　第一，推翻皇帝制度，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辛亥革命的最大意义在于，革命的发生动摇了中国人对两千年来似乎万古不变的封建专制——皇权统治的崇拜，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掀倒了皇帝的宝座。中国历史上掀倒皇帝宝座的例子很多，每次掀倒后，又有新的皇帝重新登上那个宝座。近代中国也是这样：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虽然号称建立新天新地新世界，也免不了要登上皇位；戊戌变法也是一场以拥立皇帝为目的的改良运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旗帜上写的是“扶清灭洋”，就是说反对外国侵略，拥护皇帝。辛亥革命则不同，不是以拥立新皇帝为目的，而是推倒任何皇帝。皇帝掀倒了，皇帝宝座废除了，人民接受了与中国传统政治完全不同的共和立宪观念，成立了共和国，这就是中华民国，从而结束了几千年来习惯了的对皇帝、宰相、大臣的顶礼膜拜，转而向总统、总理、部长行礼致敬。从此以后，形成了一个新的观念：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便是天下共击之的例子。政治鼎革，带来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一系列的变化，带来了对外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影响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影响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第二，以共和制代替帝制，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从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的角度说，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以共和制代替帝制，是中国历史了不起的转折和成就。陈胜在秦末农民起义时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过是说，你可以称王称帝，我为什么不可以称王称帝。这句话打开了中国历史发展不同于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局面；换句话说，中国历代的皇帝各有自己的姓。辛亥革命开创了这样一个局面，中国人从此抛弃了对皇帝的信仰，不管这个皇帝姓爱新觉罗，还是姓袁，不管是满族皇帝，还是汉族皇帝，都不能让它存在！这当然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一成立，各种政党组织、群众团体公开成立，纷纷表达各个不同利益集团对时局的意见。这也是辛亥革命带来的一种思想解放。封建时代，中国政治一向反对结党，结党就是营私，“党人”往往是政敌攻击对方的有力话柄。结党就是对皇帝的不忠。不能结党是封建时代的特征。否定了封建皇帝，自然就要肯定结党的正当性。在时代的碰撞、打磨中，有两个政党逐渐成为大众关注的重心。这就是1921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192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加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国共两党的联合与斗争，成为此后半个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现象。

 

　　武昌首义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随即发布文告，宣布“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不久就颁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鄂州约法》以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构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制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地区性资产阶级民主立法形式，为以后南京临时政府制定和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提供了范本。《临时约法》贯彻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宪法的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色彩，是中华民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国家根本大法。与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颁布的具有君权宪法性质的《钦定宪法大纲》相比，《临时约法》具有鲜明的民权宪法性质，人民的民主权利在此得到较为充分的肯定；与湖北军政府颁布的具有宪法性质的地区性民主立法《鄂州约法》相比，《临时约法》则更具有全国性意义，内容也更加系统完备。因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中国宪政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用宪法代替封建专制，这是共和宪政最大的特点。尽管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破坏了《临时约法》，法制观念仍为民众所接受。共和国的执政者只能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这是辛亥革命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

 

　　第三，辛亥革命是以民族革命为起点的革命，从民族革命角度上说，反满是推翻以满族作为统治阶级的少数民族对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及其他各少数民族的统治。满族统治中国，不是以满族中的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而是以整个民族作为统治阶级。满族作为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相比，具有民族优越感，是中国社会的特权阶级。反满，是要反掉满族作为统治阶级的特权。这种统治特权反映在民族关系上，就是民族不平等。因此，孙中山曾说，民族主义，是要扫除民族的不平等。当然，这个民族不平等，也包括后来他所说的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不平等。由于辛亥革命的成功，1912年以后，满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在政治上的不平等取消了。取消民族不平等，是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立即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就是“五族共和”的主张。五族共和是以取消民族不平等为先决条件的。随着五族共和主张的提出，就是中华民族新概念的出现。中华民族新概念规定了中国境内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民族平等，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核心观念。用中华民族概括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和，最为恰当，没有厚此薄彼之嫌。使用这个称呼，为中国各民族消除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在中国历史上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辛亥革命以来，中华民族这个称呼为全国各民族人民所接受。民族平等和中华民族，是辛亥革命留给现代中国人的珍贵的历史遗产。

 

　　第四，辛亥革命为近代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打开了闸门。近代中国的政治进步与觉醒，是辛亥革命开启的。毫不夸张地说，辛亥革命为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打开了闸门，拉开了序幕。不否定皇帝专制，就难得辛亥革命后的大幅进步，就难以发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就难以有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就不可能取得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直到最后胜利的结局，就不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不会有现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甚至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辛亥革命反帝不彻底，辛亥革命未能成功地发动和解决农民的问题，都对后来的革命者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让他们思考，要完成全面地、胜利地社会革命，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些。

 

　　有人会问：辛亥革命后不是有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吗？不错，是有北洋军阀的统治。一次大革命后，社会不会马上平静，立即进入发展的正轨，不独中国如此，欧美也是如此。1640年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其后动荡数十年，又有王朝复辟，直到1688年所谓“光荣革命”后，才安定下来。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又有几次王朝复辟，直到1848年2月革命，最后确立资产阶级的全面统治。美国独立战争发生在1775年，1783年美国获得正式独立国家的地位以后，到了1860年还发生了南北战争——一场统一战争。在辛亥革命38年后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比而言，我们用的时间不能说太长。

 

　　另外，需要指出，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统治，军阀混战，政治不上轨道，但是，经济却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是清末以来最好的时期。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不能抹杀。

 

　　记者：既然辛亥革命有这么大的历史意义，又为什么说是一次失败的革命呢？

 

　　张海鹏：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辛亥革命又是一次失败了的革命。如何看待辛亥革命是一次失败了的革命，很值得认真思考。辛亥革命的失败表现如下。

 

　　第一，革命派奋斗的目标未能实现，中华民国的政权为清朝大臣袁世凯所夺取。响应武昌首义成立的各省军政府，大权往往为立宪派掌握。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权虽然为革命派掌握，立宪派势力也不小。革命派内部发生变化，立场观点不尽相同。许多人希望宣统下台后由袁世凯掌权。由于革命派的势力不能打到北方，直捣黄龙，宣统皇帝只能由袁世凯以逼宫的形式赶下台，临时政府大总统的权位不得不由清朝最后一任内阁总理大臣取得。

 

　　孙中山虽然以中华民国临时议会的名义制定《临时约法》，试图从总统权力上、首都地点上约束袁世凯，无奈袁世凯掌握了军队，反掌之间，就把《临时约法》对他的约束解除了。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4月5日，临时参议院随即决议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就夭折了。袁世凯终于实现他的愿望，夺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辛亥革命后在同盟会基础上组建的国民党，虽然在议会占了多数，也发生不了实质作用。追求议会政治的国民党人宋教仁被刺杀，“二次革命”接着失败，国民党被袁世凯宣布非法，国民党议员都被剥夺了议员资格。革命派通过辛亥革命获得的权力丧失殆尽。

 

　　1913年10月，袁世凯强迫国会通过了《大总统选举法》，又强迫国会“选”他当了正式大总统。1914年初，他下令取消国会和省议会。接着，他很快炮制了所谓《中华民国约法》，给他的独裁专制披上合法的外衣。根据这个约法和选举法的规定，大总统有无限的权力，可以不对任何民意机关负责。同时，他解散了国务院，在总统府下设政事堂。政事堂首领称国务卿，协助总统处理政务。政事堂和国务卿，是脱胎于前清的军机处和首席军机大臣的。至此，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为中华民国所设计和规定的一套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便被完全破坏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辛亥革命到这个时候是失败了。

 

　　第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略方针。南京临时政府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不敢以独立国家的姿态对帝国主义示以颜色。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的对外宣言，对于革命以前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均认为有效；对于革命以前清政府所承担的一切借款与赔款，均继续偿还；对于革命以前清政府让与各国的一切特权，均照旧尊重。临时政府企图以这种举措，邀得列强的支持和承认。但是，列强并不领这个情，直到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列强都不承认这个襁褓中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一心想学习西方，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使中国富强起来。但是，早就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并且发展了资本主义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却不希望中国也成为一个民主共和的强大国家，与他们鼎足而立。它们不希望中国富强起来。它们宁愿在中国保留一种比较落后的社会制度。在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前后，孙中山多次呼吁美、欧各国，支持中国的革命，支持中国的革命政府，美欧各国丝毫不为所动。但是，一旦袁世凯取得政权，当上了大总统后，事情就起了变化。英、美、法、德等国公使纷纷登门，向袁世凯表示祝贺，美国众参两院一致通过议案祝贺袁世凯政府的成立。1913年5月，美国宣布承认北京政府，当然，美国也从袁世凯政府手里拿到了不少好处。10月，日本在取得了我国东北修筑铁路的权利后承认袁世凯政府。英国在取得中国政府同意与英国谈判西藏问题的允诺后，为了支持袁世凯政府，也承认了中华民国。11月，在与沙俄签订的《中俄声明》中，表示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自治，以及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权利后，沙俄承认了中华民国政府。这就是说，帝国主义不管中国强大不强大，不管是谁执政，只要能给它提供新的政治、经济权利，它就支持谁。袁世凯做到了这一点，袁世凯的地位就稳固了。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始终不支持一切进步事业和一切推动中国进步的政府，却支持对它奴颜婢膝，愿意给它提供好处的政府。袁世凯能够上台的总后台，就是帝国主义国家。

 

　　第三，近代中国的历史使命是两个：一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事业，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另一个是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这两个历史任务，辛亥革命都未能完成。

 

　　第四，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其目的是要在中国推进资本主义，是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国民党曾经试图这样做，宋教仁为此献出了生命，但是历史事实证明此路不通。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完成以前，要想在中国试验资本主义道路，试验政党政治，都是走不通的。

 

　　记者：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辛亥革命历史遗产的真正继承人？

 

　　张海鹏：辛亥革命为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步打开了闸门，但是辛亥革命毕竟未能完成历史给中国提出的救国使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现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孙中山有关振兴中华的理想，有关中国现代化的蓝图，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实现。孙中山的理论创造与实践活动，与辛亥革命是联系在一起的，他是辛亥革命历史的真正代表。孙中山早在1894年11月就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号召。他在失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职位后，精心设计了中国现代化的蓝图，他提出中国应追上世界的发展，中国应该“驾乎欧美之上”。他谆谆告诫中国应该统一。这些都成为中国人的奋斗目标。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一定意义上说，都在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社会理想而努力。除了台湾与祖国的统一尚待完成，其他各项大体上达到或者超过了孙中山先生当年的预想。毛泽东在1964年写道：“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我们今天可以说，这个预见已经实现了。美国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韦慕廷（C．M．WILBER），在他所著《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一书的最后一章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孙中山为中国谋求解放的梦想，只是在半个世纪后才逐步实现的”，这的确是正确的结论。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憧憬，在今日已成为现实。

 

　　第二，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救不了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近代历史演变来看，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中国，哪一种政治势力能够领导人民赢得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它就能够取得引导中国走何种道路的主导权。晚清时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有可能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戊戌维新未能成功。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以及民国初年由同盟会改组的中国国民党，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有可能通过推翻清政府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软弱，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被袁世凯窃夺了。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国家分裂，人民涂炭。五四运动后，国家情势发生很大变化，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1921年，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逐渐主导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前进方向有着清楚阐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了走向社会主义，第一步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根据地和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一向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号召，鼓舞着广大人民。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悍然发动以消灭中国共产党为目的的内战，结果在内战中彻底失败。这个结局，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主导力量，决定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救不了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第三，在近代中国，救国强国的思潮非常多，只有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救国强国的梦想。在近代中国，各种救国思潮很多，最重要的思潮或者主义是两种：是三民主义救中国，还是社会主义救中国。这两种思潮或者主义的传播和实施，都将会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20世纪初国际国内情势下提出来的政治思想主张，是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这种主张或者纲领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过孙中山的重新阐述，反映了那时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要求。基本上说，反映孙中山社会改造思想的是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思想。孙中山去世后，随着中国国民党的分裂，三民主义思想也被不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篡改。有改组派的三民主义，有戴季陶的三民主义，有蒋介石的“儒家化”的三民主义，有胡汉民的三民主义。这些“三民主义”，都一概违背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一改孙中山所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好朋友的认识，反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反对并屠杀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学说。他们宣布“承认三民主义就要收起共产主义”，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国民党、蒋介石脱离人民大众的利益，违背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终于在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大决战中彻底败北。“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就在这样的大决战中证实了。能够救中国的只能是经过大决战检验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正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历史实践检验过的。

 

　　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历史的必然性吗？回答也是肯定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是在清朝的最后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观点已经出现在中文刊物和著述上。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迟早是要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大大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的思考，再加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成果的推动，中国人进一步思考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比较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能够在新的历史起点和历史经验基础上考虑国家发展的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方向。这就是说，五四运动后，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考虑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已经成为历史的趋势。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这个历史必然性不是凭空建立的，是建立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上的，是建立在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弱小，资产阶级政党力量弱小，而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这个政党的理论武装终于掌握了人民大众，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

 

　　第四，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主要反映在《礼记•礼运篇》。它是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对公平、公正社会的一种乌托邦追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不仅是儒家的追求，也是普通百姓的追求。大同理想较易与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思想是一个典型。在三民主义中，被孙中山最看重的是民生主义。所谓民生主义，孙中山用的英文词就是socialism。这个英文词通常被翻译成社会主义，孙中山以为翻译成民生主义更好。有时候，孙中山直接用社会主义来说明他的民生主义主张。1912年，孙中山曾提出把中国建设成为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希望做到“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实际上，孙中山所要建立的不是没有资本家的社会，而是不要大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孙中山又强调，他的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好朋友。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演讲时强调指出：“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三民主义之中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人民中是有影响的。这也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历史选择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几千年来，大同理想除了保留在思想家的著述中，还保留在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中。近代维新运动的发起者康有为也曾撰写过《大同书》，描述过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按劳分配的空想社会主义即大同社会，他主张公有制应该成为大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大同社会里，农工商各业，一概归公，个人不置私产。这种大同理想所设想的财产归公，分配公平，社会成员人人都能发挥适当作用，“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些与社会主义所追求的财产公有、社会福利、分配公平，有某种契合的地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就是在社会公平与公正的这一点上与社会主义建立了某种思想联系。中国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对古代的大同理想是耳熟能详的。所以，孙中山在广州讲民生主义，是能够抓住听众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去教育群众，是能够为群众所理解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对大同理想的追求，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他们接受社会主义的制度。

 

　　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历史也已经证明，这一选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今天中国的繁荣昌盛，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伟业，以及中国的国际地位，都是这一选择的必然结果！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是辛亥革命历史遗产的真正继承人，是孙中山理想的真正继承人！

 

　　记者：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高度重视纪念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纪念与评价辛亥革命的？

 

　　张海鹏：新中国成立62年来，除了1951年、1971年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外，凡是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生辰、忌辰的逢十纪念，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都是以最高规格举行纪念大会。这样的大会总共进行了十四次。所谓最高规格，是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全部出席，或者大部分出席；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发表专题社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领导人都要在当地的纪念大会上讲话。这就是说，每逢十年一次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或者孙中山的活动，成为全国重要的政治活动，是全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像这样五十年一贯举行的纪念活动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中国共产党生日可以与之相比拟。

 

　　为什么党和国家这样重视纪念辛亥革命呢？因为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代表性事件。毛泽东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多次论述过辛亥革命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意义。1949年9月，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1961年10月，周恩来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会上肯定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他说：“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旧式的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是不彻底的，它没有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不仅完成了辛亥革命的英雄们未完成的事业，实现了一百多年以来中国许多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而且已经是我们这样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伟大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董必武在这次纪念大会上也指出：“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长期历史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但它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使得中国人民有可能找到彻底解放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的评价，把中国共产党人纪念辛亥革命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由都讲清楚了。这基本上成为此后纪念辛亥革命的基调。1981年10月，胡耀邦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讲话，进一步指出：“辛亥革命违反帝国主义列强的意愿，推翻了他们所支持的清朝政府，这就在近代史上第一次证明了中国的命运毕竟不是帝国主义所能任意支配的”，“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都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看作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对于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同志们抱着崇高的敬意。”同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真正的继承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辛亥革命发展的硕果。”1991年10月，杨尚昆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特别指出，虽然辛亥革命没有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但是，“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是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为以后的一系列历史发展开辟了道路。在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辛亥革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10月9日的纪念大会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辛亥革命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

 

　　纪念辛亥革命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辛亥革命的英雄们为了推翻清朝反动、腐朽的统治，而不屈不挠奋斗的革命精神，孙中山为了振兴中华，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正是新中国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需要借鉴的精神。杨尚昆在讲话中指出：“在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辛亥革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今天，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中的每一个公民，都不应该忘记八十年前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推翻封建帝制的斗争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人民日报》在1991年的纪念社论中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尤其不能忘记祖国的近代史、现代史，要善于从近代现代史上灿若群星的民族英雄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的高尚品德，‘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坚强意志，追求真理、不断进取的赤子之心，放眼世界、‘迎头赶上’的雄心壮志，以及‘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可谓万世楷模。孙中山先生这种战斗不息的爱国主义热诚，自强不息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永远值得弘扬和光大。”

 

　　纪念辛亥革命还有一个现实的理由，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最广泛的大团结，完成祖国统一，建设统一、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1949年以来，国家统一问题一直是一个有待完成的大问题。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次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祖国统一问题都是纪念活动的主题。把纪念辛亥革命和祖国统一的现实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和建立中华民族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联系起来，这是现实的政治需要，这就是现实的政治。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孙中山是全国重要的政治活动，是全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五十年一贯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这样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足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中国共产党生日相比拟了。同时，我们更加理解了，辛亥革命不仅仅是20世纪初期中国的一次革命运动，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这样的一次革命运动，这样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以其本身的魅力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积淀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革命传统和文化传统，成为团结和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一个重要源泉。由辛亥革命所凝固起来的这样的民族精神是永远需要发扬的！

 

　　记者：张老师关于辛亥革命的分析充分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辛亥革命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在今天的中国近代史学界，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辛亥革命似乎越来越趋向边缘化。请张老师简单总结一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辛亥革命研究中的主要成就，如何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辛亥革命的性质？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辛亥革命研究？

 

　　张海鹏：辛亥革命史的学术研究，严格说来，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的。新中国的历史学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喜悦下，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了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1956年，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同时，中国史学会组织了以徐特立、范文澜诸先生为首的编辑委员会，出版了《辛亥革命》大型史料丛书，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也在这时影印出版。从指导思想到史料准备，都促进了辛亥革命史的学术研究。1961年是辛亥革命50周年，党和国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社科联联合举办了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是第一次召开讨论辛亥革命史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进一步推动了辛亥革命史的学术研究。用唯物史观作指导研究辛亥革命历史从这时候就开始了。

 

　　对辛亥革命史作出必要的阶级分析，是研究辛亥革命史的马克思主义态度。确认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这种阶级分析的结果。说辛亥革命是具有完全意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对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中下层分别作出有价值的研究，对封建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作出研究，这都是旧史学不具备的研究特点。

 

　　关注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是用唯物史观观察历史发展现象必须具备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农民、会党、新军为主体的群众斗争，研究抗捐抗税、反洋教斗争、研究会党起义等等，成为那时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

 

　　注意研究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研究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也是旧史学不大涉及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大特点。

 

　　研究历史人物，注意人物的群体，注意多个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表现，不像国民党史学只注意个别人的研究，只突出个别人。

 

　　以上是用唯物史观指导辛亥革命研究的基本特点。只有这样，才能使辛亥革命史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才能认识历史的本质，才能领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才能认识到辛亥革命100年来历史的发展，何以是今天这个样子。

 

　　我们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台湾学者质疑道：领导辛亥革命的人哪一个是资产阶级呀？我们回答：首先，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资产阶级，这些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其次，辛亥革命的目的和方向，是推倒封建皇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判定辛亥革命的革命性质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模式要避免形而上学的两个极端：要么导致开放后的精神失重；要么导致封闭性自满。对于中国百年来的现代化思潮，要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既要看到新文化运动在批判传统文化中积极贡献的一面，也要看到对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认识不深不透的一面。简单提倡复兴国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口号，必须在理论上用唯物史观作指导，系统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分析批判，剔除其封建性的腐朽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科学性的精华，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现代化实践提供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2]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3]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4]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5]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9期 （编辑：汪世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