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17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史研究群主办的“社会史视野下的近代学术变迁”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安徽省社会科学院、西南大学、湖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山西师范大学等单位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线下或线上会议。其中20多位专家报告了论文或作专题发言，10多位专家对论文进行了评议。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罗检秋研究员作引言。作为学术社会史研究的倡导者和此次会议主办方，罗老师感谢学界朋友对近代史所学术史研究群的关注和支持，指出这是围绕“学术社会史”主题举办的首次研讨会，并对倡导“学术社会史”的缘起及其特质做了简要说明。

学术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

　　探索学术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重要议题。罗检秋在引言中指出：历代学术大多属于精英文化。学术社会史的基础首先是学术，学术观念、思想、成就及文本研究等都是学术史研究的重心，也是多年来学界聚焦的中心，但这些还不能揭示学术史的全部蕴含。学者们的研究论题、学术观念和思想见解等等，又往往与社会密切相关。学术社会史的基本特质就是从社会史视野来研究作为历代精英思想、上层文化结晶的学术。换言之，发掘精英文化的社会蕴含和社会运行轨迹、乃至规律。同时，学术社会史应注重历史上非主流学术，提倡研究下层的、民间的学者及边缘学术群体。因此，他提交的论文《东林书院与清初理学》论述了东林书院作为理学传播中心对清初江南由陆、王返归程、朱的学术潮流及北方名儒的影响，又通过考察东林书院学者与理学官僚的交往，揭示了东林书院在清初重建庙堂儒学过程中的意义。

　　著名社会文化史专家、首都师范大学梁景和教授认为，学术社会史是文化精英的学术研究与社会生活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学术社会史是社会文化史的一个分支，是精英社会文化史。学术社会史可以借鉴和运用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要进一步探索和发现新的更为适用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中国社科院古代史所林存阳研究员认为，学界过去虽没有学术社会史的概念，但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和杨向奎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就是在倡导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学术社会史在探索自身的理论和方法时，应继承前辈学者优良的历史研究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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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昭军教授认为，学术社会史的理论带来了研究视野的更新。他以自己早年的研究经历为例，以往按照时期、地域、人物来撰写晚清理学史，多少会限制对核心问题的讨论和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析。但如果从学者交游的视角将晚清理学群体分为以唐鉴、曾国藩、倭仁、吴廷栋为中心的四个学人圈，便能将晚清理学最重要的内容纳入其中，从而看清晚清理学的脉络、条理和层次。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宝良教授依据自己多年研究明清学术史的实践，提出学术史应置于时间与空间等多维视域下综合考察，同时也要重视新史料的挖掘，而学术社会史研究可以借鉴这些已有的经验。

学者交游与社会网络

　　历史上的学者大多不是孤岛，而是处于复杂变动的社会网络之中。学者交游与学术转变背后的社会面相，是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另一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彭春凌研究员通过钩沉1899年章太炎与以井上哲次郎的交往，爬梳了章太炎与以井上哲次郎为中心的“东京哲学圈”的思想关联。她认为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同为本国近代思想的“性格决定者”，透过两人的交往，不仅能呈现一幅跨越欧亚的流动思想地图，更能展现清末革命思潮与明治哲学、宗教学的内在关联。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后黄湛的论文分析了1840年代曾国藩与京师学友的交游，认为曾氏交游导致其学术上发生了从词章到义理、再到考据、最终到经济之学的转移。曾国藩宏大深厚的学术面貌，不仅凝聚了个人的努力，更离不开京师学友整体学风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韦昊昱的论文运用艺术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梳理了齐白石1917—1919年间由湖南乡下两度赴京的生活经历与交游事迹，凸显了一位职业艺术家将民间审美与文人精神上下勾连的特点，展现出近代中国艺术与社会变迁、文化思潮、精英思想、民众生活等外部环境的密切关联。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刘继元博士的文章聚焦明清鼎革之际顾炎武与汪琬的三封论学书信，通过还原历史语境，细绎文本，展现了社会巨变下士大夫治学取向的同异以及学术理念与个人实践的冲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后王安琪的论文以戴震为中心，发现其入都前京城学术圈已经兴起历算、考证的新风向。戴震在与京城名士交游中迅速被认可，正在于其以己之学切合时需。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杨昭聚焦清代中期扬州学人凌曙与同乡阮元、皖派学者洪梧和包世臣、常州学者刘逢禄和张惠言等人的交游，展现其独特治学风格形成背后诸师友的影响。

学术群体与家族

　　学术群体与家族是学术理念和成就的产生、传衍的重要载体，如何阐释学术与社会变迁背后的群体与家族语境是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另一主题。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秀玉研究员的论文以清末民初客居北京的桐城籍作家马其昶、陈澹然、姚永朴、姚永概为中心，分析他们对新旧制度与观念的取舍与评判，进而展现中国近代思想与制度转型的曲折历程。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雷平教授的论文考察了晚清时期出生于湖北沔阳的卢靖、卢弼兄弟，认为卢氏兄弟虽然仕宦不显，但在为学路径上以中学为本兼采西学，在经世理念实践上专注兴办学校和图书馆，又积极保存湖北学术文献。卢氏兄弟的学术人生展现了近代转型时期湖北籍知识分子的生活场景与精神世界，揭示出近代湖北学人被忽视的历史面相。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王惠荣教授认为：在嘉庆、道光年间浙江湖州曾存在一个汉学群体，该群体的崛起既与浙江自明末以来的学术传统有关，也得益于阮元抚浙和诂经精舍的创建。湖州汉学群体对晚清浙江汉学乃至全国汉学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淑贤助理研究员的论文以晚清苏州潘氏家族为中心，考察了宗族与地方政府在不良子弟管理上所面临的困境。她认为，在“自治”与“官治”双重失效的情势下，望族之不良子弟成为难以规约和惩戒的社会毒瘤，而苏州地方社会治理也因此难以达到“善治”的水准，这也是晚清官僚体制与宗族制度难以克服的内生弊病。

学术变迁中的语境和文本

　　文本的研究无疑是学术史的重要内容，但只有将文本放在历史语境中考察才能彰显其丰富意义。如何解释学术变迁背后的语境及其与文本的关系也是此次研讨会的主题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朱浒教授侧重分析了明清两朝的学风背景。他通过梳理明清经世思想发展的线索，指出应将明清思想作为一个整体，立足于中西比较视野。同时，学界以往对明清经世思想的研究只关注一些精英思想家，而忽视了经世思潮背后下层士人与社会变动的双向互动。因此，只有将学术史、社会史、思想史结合起来，才能看清一个社会思潮发展演变的全貌。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戚学民教授的论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档案重新考察了《清史稿·文苑传》文本的生成，认为《清史稿?文苑传》既非马其昶稿，也非单纯以缪荃孙纂清史《文学传》为基础，而是结合缪、马两个版本，并经过金梁大量篡改形成的新版本，故该书的价值需要重新评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赵庆云研究员的论文重新梳理了1950年代范文澜与尚钺的学术论争，认为其学术分歧既有学者个性、学术理念的差异，也体现出史学与政治的纠缠以及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不能仅着眼于分析文本，更要重审这一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才能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赵利栋副研究员介绍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底稿的原稿，认为这份原稿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将原稿与《中国通史简编》进行文本对照，便能发现两者不仅在章节上有一些不同，在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上也有差异。因此，原稿不仅提供了很多值得研究的革命与历史议题，也体现出范文澜写原稿时所受的学术影响。

　　学者的生活状况和曲折也往往折射出学术的社会蕴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云妍副研究员以乾隆三十七年云南铜厂亏空案中的宜良知县朱一深为个案，揭示其创办书院与身陷贿赂案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云妍认为学术社会史也应关注作为基层官吏的一般士人，展现其学术理念与具体实践的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刘东昇的论文通过分析清代咸丰、同治两朝的京师旗人戏案，认为清廷对旗人戏曲的禁令与旗人社会生活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清廷的统治方略过于倚重专制权力，缺乏对人性的洞察与尊重，以致于这些禁令难以真正奏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张群伟的论文从近代救亡语境出发，认为近代知识界将墨子塑造成科学家、宗教家与民族圣人三种形象代表了近代知识阶层科学救亡、宗教救亡与文化救亡的努力。

学术人物及成就

　　学术人物及其成就的研究一直是学术史研究的重心，本次学术研讨会对此也多有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马勇研究员通过回顾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和目录学家聂崇岐的人生经历和学术志趣，认为聂崇岐在史学研究和图书编纂上都有重要成就，不应被忽略。聂崇岐是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开创者，曾负责编纂《引得》丛书，又在建国后参与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及校点《资治通鉴》和《宋史》等书。聂崇岐与现代中国史学之建立有重要关系，我们应在重审其学术成就基础上对其人其学做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徐国利教授的论文对王国维史学的文化保守主义取向作了阐述，指出史学界因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将其归入新考据派，是忽视了文化价值取向在史家学术定位和派别划分中的重要作用。王国维学术文化取向经历了从主张学习西方，到“不中不西”和文化保守的转变。他高度肯定宋代的学术成就，强调清代学术的经世精神，清晰地反映了其史学的文化保守主义取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曲宁馨的论文重审清末罗振玉的“尊孔”思想，她认为罗振玉“尊孔”既是以孔子为新教育改革背书，也是在“保国”诉求下推崇孔子的经世品格。罗振玉在相关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守旧倾向，既与他所受的程朱理学的文化背景有关，也是其迫于现实环境、从自身仕途目标等出发所作的选择。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笑龙通过梳理钱穆对明遗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陈确等人的评价，认为钱穆之所以赞扬明遗诸老学术、气节与践履，又认同明遗民开启了新的“经史之学”的学术风气，主要是因为钱穆同样身处乱世，心境语境与明遗民极为相似。贵州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副教授兰秋阳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馆藏的李端棻未刊奏稿、函稿，并结合《清实录》等其它文献史料，对李端棻仕宦年谱重新予以编纂。该年谱重现了身处晚清重大政治事件中的李端棻，对推进该人物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在论文评议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唐仕春、马平安、吕文浩、周祖文等学者，在细读论文的基础上，对文章的价值和不足一一点评，并对确定论文的主题与架构、拟定论文题目、写作技巧等问题提出了丰富见解。

　　在圆桌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对学术社会史的理论、路径与方法，对其与社会文化史、思想史、新文化史等相关研究的异同进行了交流、讨论。最后，罗检秋作会议总结发言，指出这次讨论会虽仅为期一天，而内容丰富，学术含量深厚。今后近代史所学术史研究群还将举办类似活动，欢迎学界同道积极参与，共同推进学术社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