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0日下午，复旦大学历史系马建标教授受邀，以《信息的力量：媒介帝国主义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为题，作了精彩学术报告。马建标教授对媒介信息传播与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相关问题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不少独到见解。其专著《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已于2018年出版。此次报告内容，则是马建标教授在其专著的基础上，对媒介信息传播网络及其背后的权力与资本力量推动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变革的机制做出进一步思考后，形成的全新历史书写与阐释。

媒介帝国主义与近代中国

马建标教授注意到，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离不开人们在思想观念上潜移默化的改变，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天下观与人伦社会观逐渐崩塌，西方科学技术、人文思想与政治法律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尤其在辛亥革命后，中国人由皇权统治下的“臣民”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国民”，自由、民主、平等、法制精神开始在社会上流行。然而，这一变革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其背后离不开报纸、电报等近代传播媒介的应用，使得“西学东渐”的思潮传播到社会各个角落。

马教授指出，新式传播媒介得以实现信息的迅速流通，其背后隐藏着一张由英国主导的、遍布全球各地的国际传播网络。加拿大经济史学家英尼斯（Harold A. Innis）在其经典著作《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中，将“帝国主义”视为超大型的国家或政治经济组织，并据此提出“媒介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以概括垄断信息传播网络的组织或国家。马教授依据这一概念所赋予的内涵，将以英国为中心的近代国际信息传播网络视为媒介帝国主义的代表，并以此视角重新审视自清中后期起形成的中西方关系，以及近代英国给清廷带来的实际影响。

马建标教授认为，至1901年，英国继续保持其作为国际电报网络中心的地位，尽管当时的通信网络主要还集中在大西洋两岸，但这一网络已大体上将世界各国连为一体，并促使中国参与到世界的信息传播体系中。随着大东、大北等西方资本控制的电报公司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与盛宣怀、李鸿章等官商群体结合，在实现中西方交流互动的同时，也使得清朝统治者寻找到加强国家治理的良方。因此，马教授认为，从“媒介帝国主义”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到当时中英关系的另一面向。尽管英国主宰了信息传播网络，中国只是被动地卷入这一网络中，然而清廷一定程度上确是这一传播网络中的获益方。借助这一网络，清廷实现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国社会精英也从这一网络中获得一定话语权。此外，这一网络也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开眼看世界的契机。对此，马教授特别补充，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一定程度上使得“帝国主义”概念内涵发生改变，由此导致1920年代后，在全国各地出现反帝浪潮。然而，1920年代后，国人赋予“帝国主义”的新内涵并不能完全概括晚清时期的中英关系。

媒介视角下的辛亥鼎革

清廷统治的最后十年，亡国之忧的舆论甚嚣尘上。在康梁戊戌维新失败后，章太炎等人提出的挽救民族危亡之一系列主张，经各种新式媒介的传播，在中国社会营造出强烈的舆论氛围。马教授认为，若从国际关系史的视角来看，日俄战争后，东亚迎来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沙俄因战争失利，国力消耗殆尽，国内社会及民族矛盾尖锐，已无力继续向远东扩张。日本虽赢得战争，但也几乎耗尽国库，且在与沙俄达成和约的过程中，其行为受到了英国的约束。由此，世界主要列强在远东形成了均势的国际关系格局。此时，清王朝在客观上并无明显外患，为何国内舆论却陷入亡国灭种的焦虑中？对此，马教授尝试从英尼斯的媒介偏向性理论中寻找答案。

英尼斯将媒介分为有利于空间上延伸、信息易于保存但不利于跨空间传播，因此便于控制时间跨度的“偏向时间的媒介”，以及易于实现信息在远距离范围内快速传播，但难以长久完整保存、便于控制空间跨度的“偏向空间的媒介”。自近代以来，中国逐渐被纳入全球媒介信息网络中，由此使得报纸、电报等新式传播媒介得以在中国发挥其信息传播功能。以电报为代表的“偏向空间的媒介”是清廷更为看重的。利用其易于在较大空间内实现信息快速传播的特点，清廷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其有效统治，并增加了对边陲地区的控制。但与此同时，这一特点急剧改变了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中央与地方早已形成的互动机制。信息的快速传播促使朝廷与地方基层势力的矛盾加剧。此外，上海租界是近代中国的报业中心，又是朝廷的法外之地。相较电报，报纸的时间偏向更强，且更易于对人们的情感施加影响。革命党人通过办报，在提供新闻信息的同时，也夹杂着其政治理念、主张与新知。由此，中国人透过报纸媒介开拓对于世界认知的同时，又在无形中加速了其内心情感的焦虑，成为营造终结清廷统治的社会舆论基础。

围绕权力、资本与媒介展开讨论

报告结束后，与会者与马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其中，李俊领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出发，提出媒介是促成生活方式、权力观念、生活观念三个因素相互影响的重要桥梁与纽带。他指出，当前社会文化史研究对于媒介的角色与影响尚缺乏足够的关注，认为媒介研究将成为未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视角。冯淼认为，传播技术与物质文化的结合是理解历史上的帝国瓦解不可或缺的视角。汪颖子结合她对于清末东北边疆史的研究心得，指出媒介为民众提供了影响社会舆论的机会，从而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治决策。张建斌结合其对晚清政治史的研究经验，分享他在阅读清宫档案时，寻找到的报业背后权力与资本力量的线索。李珊从外交史的视角出发，指出媒介是近代外交交涉中不可忽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