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3日下午，近代史研究所新闻史研究群举办第四期活动，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陈力丹先生受邀，为所内研究同仁带来“新闻传播学史论研究的一手材料意识和问题意识——以马新观研究为例”的学术专题报告。陈力丹教授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享有盛名，其学术成果丰硕，尤其擅长新闻传播史论及马列新闻观研究。此次讲座，陈先生围绕新闻传播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与一手材料利用等相关问题展开，结合其当前正在从事的《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研究，分享资料收集、整理及写作方面的研究心得。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陈力丹先生

一手材料搜集整理与问题意识形成

　　陈力丹教授首先回顾了其早年参加搜集、整理、编纂3卷本《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的心得体会。该汇编的档案搜集整理工作始于1979年4月，经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达成协议后，由新闻研究所等单位陆续指派研究人员前往中央档案馆查阅并抄录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相关档案。至1980年5月完成全书编辑校对工作时，参与者共搜集整理相关文件多达900余件，最终编纂成为迄今为止较为系统全面收录中国共产党新闻和宣传工作文献的汇编，为新闻史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然而在陈先生看来，该套汇编并不能完全视为一手史料。尽管《汇编》的抄录及编辑工作细心缜密，但也难免不出现差池。陈先生指出，《汇编》下册第62页的《本报创刊六周年》实际为重庆《新华日报》的社论，但在《汇编》中被误认为是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此外，在《汇编》下册第75页的《新华日报》社论《人民的报纸》，其刊发时间应为1945年10月1日，在编纂过程中被误认为是10月11日。陈先生进一步指出，资料编辑整理过程也会无形中略去原档案所能呈现的诸多信息，尤其会省略在抄录者或编辑者看来与档案主旨无关的信息。然而，恰恰是这些被隐去的信息却有可能影响到研究问题的发现与阐述。在陈先生看来，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过程中，一手材料的使用同问题意识的产生紧密相关。他目前从事的《新莱茵报》、《火星报》与马列新闻观形成的相关研究，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展开的。

《新莱茵报》、《火星报》研究与马列新闻观的形成及在中国的传播

　　陈先生强调，若要探究马列新闻观的历史起源及其影响，就不可避免地要从《新莱茵报》与《火星报》（Iskra）的原始报刊入手，做扎实的文本细读工作。陈先生在翻阅《新莱茵报》时发现，其第1号至第87号的头版最醒目位置刊登的是马克思所拟的报纸发行部征订启事，该启示也在主要竞争对手《科隆日报》上刊登。报纸第172号至195号头版，则连续刊登马克思亲自撰写的《<新莱茵报>1849年第一季度预订通知》，该《通知》也在当时欧洲其它报纸上刊登。这些线索在陈先生看来，均指向一个重要问题，即马克思有着怎样的报纸经营思想。

　　陈先生还提出，若要了解报纸的经营活动，就必须深入细致地分析报纸所刊登的各类广告。以《新莱茵报》的广告为例，其中暗含了揭示报纸与当地社会联系的诸多线索。陈先生通过研究发现，在《新莱茵报》的每期分类广告里，均刊有：“宫廷承办商”弗兰茨?斯托尔威尔克（Franz Stollwerck）的食品广告。经过进一步查证，陈先生发现，斯托尔威尔克生于1815年，为德国工业家。1839年曾创建斯托尔威尔克公司（Stollwerck GmbH），至1845年，已拥有了44家店铺。然而，斯托尔威尔克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他并不甘于仅在商界活动。1847年1月，斯托尔威尔克获得“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亲王法定供应商”的头衔称号，同年又在科隆石尔德街经营“宫廷咖啡馆”，并于1848年3月20日在该咖啡馆成立“市民议会”。

　　针对《新莱茵报》的发行范围问题，陈先生也通过文本细读，发现重要线索。通过查阅并归纳整理《新莱茵报》所刊登的每日来往科隆的各航运信息，他发现，当天或第二天可以抵达城市与科隆大体相距250公里。在此基础上，陈先生又查阅了《新莱茵报》所刊登的婚姻广告，发现广告中女方所来自的城市，也在250公里的半径内。因而，陈先生提出250公里的半径范围为当时《新莱茵报》最快发行区域。

　　随后，讲座开始聚焦于《火星报》。陈先生指出，该报的重要性在于其为探析列宁新闻观的重要史料，但学界也常忽视普列汉诺夫对于该报的影响。陈先生强调，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一道，同为《火星报》主编，其在报纸上发表的28篇文章早已译为中文，但由于学界对普列汉诺夫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以至这部分史料常被忽视。通过细读《火星报》，陈先生提出先前人们对于该报形成的刻板印象亟待纠正。《火星报》并非是人们常认为的以政论文章为主的一份报纸，其实际情况却是超过一半以上的报纸版面刊登新闻，只是新闻的题材侧重于工人运动。此外，《火星报》的创刊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其编辑部内部存在各种矛盾，其中最应引起关注的是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等人的矛盾。对此，陈先生认为，从列宁于1900年9月2日所写的《“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一文可以看出，他与普列汉诺夫之间不存在政治路线及办报理念上的重大分歧，矛盾多是源于两人在革命资历上的差异。因此列宁愿意做出一定妥协，从而确保报纸的顺利出版。

　　据陈先生考证，193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开始相对系统地了解学习以《新莱茵报》为代表的马克思恩格斯新闻观和以《火星报》为代表的列宁党报思想。1938年，延安解放社在翻印出版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的1933年中文版《列宁选集》第3卷时，首次全文刊发了列宁阐述《火星报》办报思路的文章《从何着手？》，此外还印发了列宁关于《火星报》办报理念的著作《怎么办？》，陈先生视此为中国共产党全面了解《火星报》基本作用的开端。一年后，延安解放社首次刊发了恩格斯的《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中文译文，使得中国共产党得以全面了解《新莱茵报》基本办报思想。而对于马克思及恩格斯新闻观研究的起点则要追溯到1962年，标志性事件为《新闻业务》第11期刊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先生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如何嘲笑敌人——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政论笔法札记》。

舆论宣传在近代历史中的作用及史料鉴别

　　陈先生认为，马列新闻观研究为我们理解传播形态以及传播的影响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参考。他着重分析了影响“狼牙山五壮士”传播的重要因素及其影响。1942年5月1日至7月7日，八路军曾修建狼牙山烈士纪念塔。该纪念碑设计者为延安鲁艺出身的工艺美术家李黑，建筑设计得到晋察冀军区代主任朱良才的认可。对此，《解放日报》曾发报道，“凭栏远眺，极目千里。敌寇的碉堡、工事、汽车路，封锁沟，以及保定、望都、易县、满城，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周围几百里的村庄城镇，都能看见巍巍的狼牙山上耸立着银白色的巨塔，给人以崇高的敬仰与追慕。”陈先生认为，这是一次十分有效的宣传行动，在战地前线修建纪念消灭敌人之纪念塔，不仅在中国战争史，甚至世界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日军因此恼羞成怒，于1943年9月炸毁了这座纪念塔。然而八路军建塔和日寇炸塔的事件本身，却表明了宣传工作的巨大成功。鲁艺教员彦涵与战地记者华山合作，制成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1944年，周恩来在重庆曾将这套木刻送给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随后，美国《生活》杂志于1945年出版袖珍木刻版《狼牙山五壮士》，散发给远东战场上的美军，以中国军人不怕牺牲的精神鼓舞他们。

　　然而，战时过度宣传也常导致新闻报道的失真，对此陈先生尤其强调在使用报刊史料时，对新闻报道内容加以鉴别十分必要。以对平型关战役报道为例，陈先生指出，1937年9月29日，《新中华报》曾刊发题为《俘敌五百余毙敌四百余》的报道。然而仅就标题而言，就与正文中出现的“俘虏日军四五百人，打死日军三百余人”出现出入。此外，他还考证得出，第一个日本俘虏应是在平型关战役后的广阳战斗中抓获的。对于新闻报道夸大的情况，毛泽东曾于1945年中共七大上强调，“我们曾经有个时期分对内对外，内报一支是一支，外报一支是两支。现在我们专门发了通令，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由此陈先生指出，抗战期间对于战果的报道，存在报道不真实的情况，且当时的党中央也在努力纠正这种错误。因此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对于材料的鉴别就更为必要。

会议现场

　　报告最后，陈先生回顾了其早年向安岗、戴邦、谢冰岩、谭立、钱辛波、商愷、温济泽等新闻战线前辈们学习的经历，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未能充分抢救历史记忆的种种遗憾。报告结束后，所内研究同仁就报告中涉及的相关问题与陈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