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曾通过多条渠道和中国政府联系，企图以“和谈”的方式取得其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日方派出人员，或属于军部系统，或为外务省官员，或为与中国有传统关系的“民间人士”。但是，也有一个特别的例外，这就是燕京大学校长、美国人司徒雷登。从1938年到1941年，司徒雷登受日本人之托，多次出入武汉、重庆，会见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有关资料，不仅真实地反映出抗战期间中日秘密外交的发展历史，也真实地反映出日本侵略者从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到穷蹙困窘的没落历程。

一 王克敏企图和重庆拉关系，“推翻汪伪”

台湾所藏档案中，存有王克敏致宋子文函一通，中云：

别将三载，不殊隔世，想望之殷，笔楮难宣，必维起居胜常为颂。弟抵此二年余，

一言难尽，忆前在沪与兄所论，殊非想象能及，今而知世事之变幻无常，而人心之莫可

测也，然庸人自扰耳。近来孱体大非昔比，虽目力较增，而体力弥退。惟恐身先朝露，无由自明其心迹，时用忧煎，爱我如兄，宜有以教之。此间近状，傅君当能面述不赘。诸惟心照，顺颂时祺。

弟名心叩，4月6日[1]

本函未署年，从内容考察，应作于1940年4月6日。

王克敏，1873年生于浙江杭县（今杭州）。清末曾任浙江留日学生监督，驻日公使馆参赞、留日学生副监督。1907年归国，先后供职于清度支部、外务部，并曾任直隶交涉使。入民国后转入银行界，陆续担任中法实业银行董事、中国银行总裁、天津保商银行总理，并由此跨入政界，三度出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1931年，任北平财务整理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兼财务处主任。1935年，任代理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936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1937年12月，与汤尔和、王揖堂等在北平组织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新民会会长。1938年2月，曾遭军统局天津站策划的暗杀，但仅受轻伤。同年9月，在日本侵略者的导演下，伪临时政府与在南京成立的以梁鸿志为首的伪维新政府在北平合流，成立伪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王克敏任主席。

函称“别将三载”，则王克敏与宋子文的上次聚首当在1937年。当时，宋子文一度被蒋介石摒弃于国民党权力中心之外，但仍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王则蛰居上海。同年10月，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到上海，通过与王素识的山本荣治向王克敏表示，欢迎他北上组府。据传，此事王克敏曾和宋子文商量，宋表示，可以先出面“对付日本人一阵”。[2]王克敏写此信的时候，已出任华北伪政权的要角，而宋子文则寓居香港，处理中国银行业务。函中所言傅君，指傅泾波。傅于1900年出生于满族世家。祖父当过甘肃巡抚，1918年在天津参加全国基督教青年大会时结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是一个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曾在金陵神学院教授希腊文。1918年任燕京大学校长。1920年，傅入燕京大学读书，自此成为司徒雷登的亲密助手。司徒雷登曾称：“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

王克敏致宋子文函属于叙旧与联络，函称“惟恐身先朝露，无由自明其心迹”，暗示他虽出任伪职，但仍忠于国家。“爱我如兄，宜有以教之”，则是明显地要求宋子文为其助力。由于事关机密，他请傅到港的真正目的未在信中透露。4月17日，宋子文致函蒋介石称：

昨傅泾波兄来港晤谈，最近在平时，叔鲁告以日军统制派对汪伪组织仍持不妥协态

度，彼亦正在进行破坏工作。就彼所知，汪日所订条约，如撤兵驻兵问题、内蒙问题以

及经济合作问题等等，均极端丧失国权。据彼见解，应觅取途径，推翻汪伪，重新与日

订立比较平等条约。如果有此可能，彼甚至竟来重庆。彼如一经到港，则汪伪当可瓦解

云云。

傅泾波兄刻尚在港。倘兄有所询问，当即来渝陈述。叔鲁致弟一函，兹并附察。[3]

平，指北平。叔鲁，王克敏的字。王在北平成立的伪政权虽号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但是，王出身北洋，对国民党系人员并无多大号召力，因此，日本侵略者在积极扶植王克敏和另一个汉奸梁鸿志的同时，仍将主要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身上。1938年12月，汪的亲信梅思平等在上海重光堂与日本人会谈，签订协议，承认“满洲国”，允许日军在中国驻扎，内蒙作为防共特殊区域。同月，汪精卫等逃出重庆。1939年12月，汪指派周佛海等与日本人谈判，日方提出《日中新关系调整纲要》，空前地扩大了日军在中国的驻兵权，而其撤兵时间则可由日方自由解释。《纲要》同时提出，华北、蒙疆的特定资源由“中日合作开发”，其他地区国防资源的开发则须为日本提供便利，日本拥有对华北政治、经济的“内部指导权”以及对华北铁路的经营权等。12月30日，汪精卫竟在以《纲要》为基础的《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协议书》上签字。王克敏对傅泾波所称“汪日”所订“均极端丧失国权”的条约，指此。

王克敏是投靠日本，成立傀儡政权的“老前辈”，日本侵略者又曾一度打算将他的政权扶植为“重建新中国的中心势力”[4]，自然不甘于让汪精卫后来居上。1939年6月，汪精卫曾到北平与王克敏会谈，希望与王“合作”，王则强调临时政府的“独立”和“自主”地位，要求以之为主体组织伪中央政府，谈判未能取得成效。汪精卫刚一离开北平，王克敏立即召开记者会，宣布不支持汪精卫的任何冒险事业。同年7月，汪在南京继续与王克敏、梁鸿志会谈，磋商成立“中央政府”。王克敏大谈其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说，自称为“皮”，指汪为“毛”，要求汪附到自己这张“皮”上来。汪则提出，未来的“中央政治政治委员会主席”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担任，这就排除了王克敏等染指这一职务的任何可能。按汪的设计，“临时”、“维新”两个政府只能有6人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种情况，自然引起王克敏的强烈不满，“激忿到几乎使会谈决裂”。在日本人干预下，汪精卫作了让步，决定“国民党占三分之一，“临时”和“维新”两个政府占三分之一。1940年1月，汪精卫在青岛再次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会谈。三方达成协议，合组“中央政府”，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汪则同意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在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给予相对独立的权力，并以王克敏为委员长。同年3月29日，王克敏宣布“临时政府”自动撤销。30日，汪精卫在南京宣称“还都”，成立伪国民政府。4月1日，王克敏宣布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

宋子文致蒋介石函表明：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日军华北当局并不赞成，王克敏与汪原存的矛盾也未消解，因此，王通过司徒雷登的助手傅泾波拜访宋子文，企图建立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联系，藉此推倒新建的汪政权。王克敏甚至表示，愿亲到重庆谈判。函称：将“推翻汪伪，重新与日订立比较平等条约”。前一句话确系王克敏的愿望，后一句话不过是向重庆国民政府展示的诱饵而已。

蒋介石没有上当。4月21日，蒋介石复宋子文函云：

十七日函悉。傅转来之意，请代告其前途，切勿有架桥之意，望其绝念为要。此意且已面详司徒校长矣。傅不可来渝。饬勿谈。

“请代告其前途”。“前途”，指王克敏。“架桥”，指联系中日双方。蒋要王“绝念”，并且不准傅泾波到重庆。“饬勿谈”，这是对宋子文的约束。复函很短，但蒋介石拒绝和谈的态度表达得很坚决、很明确。

二 在傅泾波到港之前，司徒雷登已经到过重庆

蒋介石复宋子文函称：“此意且已面详司徒校长矣”，可见在傅泾波到港之前，司徒雷登已经到过重庆，蒋已经向他表达了拒绝和谈的态度。

在日本政府和军部中，支持汪精卫出面组织伪政权是主流意见，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不完全赞成，他们主张和蒋介石直接打交道，至少也要促成蒋、汪合作。如先后担任日本陆军参谋次长、第三军司令官、华北派遣军司令官等职务的多田骏，初任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后任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部长的喜多诚一，以及先后担任近卫内阁陆军大臣、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等。

1938年2月，多田骏授意王克敏，邀请司徒雷登出面，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其条件为：1、禁止反日运动；2、建立良好的华北行政区；3、经济合作；4、赔款。[5] 同月26日，司徒雷登偕傅泾波离平。3月11日，抵达汉口，见到蒋介石。当时武汉正处于火热的抗战气氛中，司徒雷登发现，没有任何调停希望，便没有向蒋转达日方通过王克敏提出的条件。[6] 回到北京后，司徒将所得印象告诉王克敏，王要求由他安排，将情况报告日本军方。关于这一过程，司徒雷登回忆说：

他是华北有名无实的政府首长，早就彷徨不定自己是否应该在日本军阀下面出任这

种被认为不爱国的职位。他听我很高兴地谈到中国全体人民在蒋委员长感召领导下继续抗战的坚决意志，然后问我是否愿意由他替我安排，让我把这种情形告诉当地最高日本军官。日方自然早已知道我的旅行经过，但无法阻止一个中立国的国民。王克敏的提议倒是令人难决的，但我终于接受了。同往的还有一向伴随着我的傅泾波和我的勇敢译员。此后每次旅行的时候，我更事先大胆通知日方当局，并问他们是否有什么事要我办。[7]

1939年7月，司徒雷登受喜多诚一的委托，再到重庆，将驻华北日军的和谈条件转达给蒋介石，蒋的回答是：1、日本必须将其部队、伪组织、企业撤往关外；2、所有和谈活动排除汪精卫的参与；3、如果日方和王克敏有诚意，将考虑派张群前往会晤。8月中旬，司徒会见王克敏，声称“蒋拟与日本直接谋求和平，对汪是要彻底予以破坏，但并非不要和平。”[8]9月14日，司徒雷登再次会晤王克敏，声称：“这一工作的背后有英、美对蒋的压力（指停止援助），它意味着为了使蒋不走向共产及防止苏联势力的扩张，希望蒋和日本相互妥协，恢复中国的和平。”[9]喜多诚一对此感到兴趣，建议将对汪精卫的工作推迟到9月份。但是，由于蒋坚持的谈判先决条件还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原状”，照此办理，日本将失去1937年7月以来所有的侵华成果。同时，汪精卫认为这是重庆方面的谋略，要求停止接触。日本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樋口称：“司徒雷登之流是撒谎的惯犯，如今对汪若采取无视的态度，日本的武士道就成了废物。”[10]这样，司徒雷登的此次斡旋就无果而终。

1940年1月，日本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通过王克敏，建议司徒雷登再到重庆，向蒋介石转达两点：1、如蒋有诚意，根本变更容共抗日政策，肃清重庆政府共产分子，而与汪先生合作，汪先生或可接受。2、蒋对于收拾时局若有意见，最好与汪径谈，否则王可从中传达，并派渝密使来谈。[11] 周佛海和汪精卫都同意多田的意见。同年2月24日，司徒雷登到上海，与周佛海会晤。周托司徒到重庆见蒋时转述：“（南京）中央政府势必组织，但决不为东京、重庆间讲和障碍。”同时劝蒋“勿因日本困难，过于轻敌，勿因个人恩怨决定大计”，[12] 那意思是说：战胜日本并非易事，不要因为和汪精卫的个人恩怨放弃“和平”机会。２６日，喜多诚一专程返日向陆相畑俊六汇报，说明司徒提出的和平原则共8项：1、日本必须以蒋委员长为和谈的对象。2、以近卫三原则作为和平之基础条件。3、华北、蒙疆之防共仍是必要措施（非指驻兵）。4、日本必须调整经济合作的范围。5、文化合作可以接受，但必须改编教科书。6、原则上日本必须撤兵，惟华北、蒙疆可以暂时驻留。7、设置委员会，促进经济合作。8、对欧美仍须维持友好关系。其中所谓“近卫三原则”，指“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1938年1月，由于蒋介石拒绝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声称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同年11月3日，近卫再次发表声明，对愚蠢、僵硬的第一次声明有所修正，表示如国民政府能抛弃“错误政策”，则日本政府亦可“不加拒绝”。12月22日，发表第三次声明，提出中、日、“满”三国“建设东亚新秩序”以及所谓对华“三原则”。为了诱使重庆国民政府上钩，近卫甚至以“尊重中国的主权，允许考虑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相诱。蒋介石对近卫的三次声明都持反对和批判态度。在近卫提出所谓“三原则”之后的第四天，蒋介石即公开发表谈话，指出“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以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括，也是敌人整个的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13] 第七天，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发表驳斥《近卫宣言》对敌之影响如何？足使敌知所警戒，打破其变换威胁或计诱之妄念乎？”[14] 因此，蒋介石不可能以“三原则”作为和平的基础条件。喜多声称上述8项条件为司徒“所知”的蒋介石的和平原则，其实，这不过是司徒雷登的想法而已。

司徒雷登不赞成日本制造汪政权。他在上海时曾对周佛海表示：“对重庆工作并不是英美大使及王克敏的意愿，而是日本渴望和平，希望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所以放弃‘新政府’较为妥善。1月27日，畑俊六得到报告，得知司徒的有关言论，大发雷霆。[15][16]

３月初，司徒雷登到达重庆，会见蒋介石。他向蒋介石表示：不仅他个人，而且美国政府和人民都盼望中日之间有建立于共同利益之上的关系。美国关心中国的自由、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蒋介石则表示，除非经由美国总统，他将不考虑与日本的和平谈判。这是由于，他相信美国对中国的友谊及其对国际道义的认知，也是由于对罗斯福总统个人的尊重，但是，蒋又表示:他现在还不准备要求总统出面调停。让日本人违背自己的利益，放下架子，走出侵略热狂，进入谈判过程，还有很长的路。中国宁愿继续战斗，直到和平条件成熟，中国获得自由。日本人必须从长城以南撤退全部军队，和中国讨论满洲问题，或者双方坦率认可，将这一问题搁置。[17] 蒋认为，满洲问题较难解决，因此，将中国的抗日分为两步。第一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第二步，以外交手段，通过谈判收回东北。蒋这里向司徒雷登表述的，就是他的第一步计划。[18] 蒋并称：中国有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打下去，三年、五年在所不计。目前的困难在于财政，因此，进一步的外国贷款成为抑制通货膨胀，鼓舞抗日信心的重要措施。4月5日、10日，司徒分别写信给燕京大学美国托事部和罗斯福总统，汇报上述情况。在致罗斯福总统函中，他呼吁总统采取实际行动帮助中国。例如，对日本实行经济封锁，进一步给予中国以财政援助，减少其通货膨胀的危险等。他认为，这种做法，所冒风险甚小，而利益，即使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都是巨大的。[19]

在和司徒雷登的会见中，蒋介石已经将他对日本“诱和”的态度及其抗战决心表述得很清楚，因此，自然没有再见其助手傅泾波的必要。如本文一开头所述，傅想通过宋子文的关系打开重庆之门，自然要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４月底，司徒雷登到达上海，向日本议员田川大吉郎传达与蒋介石的会晤情况称：

1、虽然重庆方面也想以《近卫声明》为基础，而日本方面却不实行此声明，看不到实行此声明的证据。日本要压服中国，几乎没有承认中国独立和尊重中国主权的意思。

2、蒋介石没有说日本不撤兵就不答应和平解决，也没有说不撤兵中国就不能实现和平，也没有说不撤兵就不进行谈判。

3、蒋介石希望根据《近卫声明》处理时局，但是，日本是一副占领者的姿态，不尊重中国的独立和自由。蒋介石对于《近卫声明》的内容还有模糊之处，，但对其宗旨是明了的，希望做到名实一致。

4、蒋介石希望达成和平协定，并相信早日和睦地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是符合中日两国的利益的。

5、司徒雷登认为，给人的印象是日本战胜了，但暂时必须有所控制。现在需要的是双方都站在平等地位，谋求东亚的永久和平与亲善，即可实现和平。

6、蒋介石对蒙疆及华北抱达观的态度。[20]

这6条，和上述司徒本人在致罗斯福总统函中汇报的情况不符，也和蒋介石对中日谈判及《近卫声明》的一贯态度不符，因此，只可以看作司徒本人的态度，或者是司徒为劝诱日本人而有意编造的辞令。

在未到上海之前，司徒雷登曾两次捎信给周佛海，表示急盼与周见面，使得周佛海感到“蒋先生有和意”，因而兴奋异常。同月２８日，周佛海从特务李士群处得知，“蒋今仍逞意气，不顾大局，实为可叹”。同日，周与司徒雷登谈话，司徒安慰周称：“美国出面调解，蒋或可接受。”但周已经绝望，批评说，“蒋对汪仍不谅解，未免意气用事”。二人虽相约共同努力，但周佛海当日还是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句话：“恐前途仍属悲观”。[21]

汪精卫等虽在日本侵略者扶持下成立了伪政权，但是，并无多大信心，因此，也期望“汪蒋合作”，藉以摆脱叛国投敌的困境。5月1日，周佛海与陈公博、汪精卫商讨论司徒雷登出面斡旋情形，陈提议周佛海赴沪，邀请与蒋介石有深厚关系的银行家周作民赴重庆助力。周称：“蒋先生仍意气用事，全面和平前途辽远，至吾辈对重庆说话，似乎尚早，必须做出几件事，表示吾辈并非无办法，然后再与之谈。”陈公博同意周的意见，但汪精卫则称：“不妨同时并行。”[22] 4日，陈公博访问周作民，周称：“蒋无和意。”[23] 24日，周佛海会见汪精卫，汪称：“蒋先生表示，即打至缅甸，亦不愿与吾辈合作。”周佛海自感计穷力竭，叹惜道：“余数月来已用尽方法，向渝方表示诚意，并表示如全面和平可期，吾侪虽亡命，亦所不惜。今蒋竟如此，吾侪之心尽矣。”[24]

在汪精卫、周佛海等谋划与蒋“言和”的同时，司徒雷登偕同傅泾波再到重庆，继续斡旋，但仍以无果而终。今井武夫回忆说：“南京国民政府刚刚成立的五月，司徒雷登校长同傅泾波教授相偕去重庆，王克敏和华北日军首脑间进行密切联系，期待他们的答复。可是，司徒雷登校长却一时难回，唯有徒耗时日而已。一隔数月之久，带回的只不过是作为蒋介石意图的抽象的回答。”[25]今井认为，其原因在于“汪兆铭政权的成立，使重庆政府对日军谈判的热情突然降低了”其实，今井讲得并不正确。6月4日，蒋日记云：

闻王克敏、周佛海派人来求和。彼辈妄想由汉奸为桥梁而谈和议，并以较低条件为

诱饵。彼辈心理，以为先立伪组织，再求中央谅解，以图合流，所以造成汉奸罪恶，而

敌阀受其愚弄至此，尚不觉悟，匪夷所思，又来诱和，亦太不自量矣！敌在此时，如有

理智与常识，果为爱国，应真正无条件撤兵，以挽救其颓势，然而敌必冒险狂妄，非激

起其国内变乱与崩溃，中倭必无和平之望也。[26]

日本侵略者认为，通过王克敏、周佛海等一类“中国人”出面，实现汪、蒋合流，并且降低条件，以为这种做法较易收效。今井等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时期，重庆方面正弥漫着强烈的反汉奸、反投降气氛，日本人的做法只能遭到蒋的鄙视。蒋并非不想“和平”，但他的条件是：日本从中国“真正无条件撤兵”。蒋认识到，日本侵略者的特点一是“冒险”，二是“狂妄”，不到穷途末路，是不会放弃其侵华方针的。

汪伪政权成立后不久，王克敏的后台喜多诚一被调回日本。6月7日，汪政权发表命令，准王克敏辞去本兼各职，由王揖唐接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下台后，王克敏退居青岛，宣称“静心养疴，闭门谢客”，但仍暗中活动，伺机再起。1940年11月，国民党中统在天津的地下机关得到信息：“近闻在长崎之王克敏，受日本之意，拟与中央发生关系，进行中日问题之解决，其间系经司徒雷登居中转圜”。又云：“近王克敏托人，急欲寻求与中央有直接关系者，向总裁传达一切。”[27] 这就说明，王克敏始终没有忘记利用司徒雷登这一线索为日本侵略者的“诱和”策略服务。

三 司徒雷登再赴重庆

日本侵略者始终不放弃对蒋介石的诱和。1940年7月，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松冈洋右出任外相。他决定收回原由军部等牵线的对华秘密谈判，统归外务省办理。同年11月，他通过原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等与蒋介石联系，达成初步协议：日本无限期延缓对汪伪政权的承认，无条件从中国撤兵。日本内阁会议本已同意，但是，事隔一日，又在军部等力量的反对下否决。蒋介石觉得受到欺骗，认为对日本这种“无礼无信之国，不可再理”，指示钱永铭对日“决绝”。[28] 此后，松冈洋右仍企图挽回，重建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联系。12月，松冈派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课长山田专程到北平，动员司徒雷登再次出面斡旋。同月9日，二人见面，山田称：外相松冈洋右经过努力，已获批准，直接与蒋介石谈判，并且已经派东亚局局长赴香港，希望在承认汪精卫政权之前完成谈判。山田询问司徒，何以蒋介石拒绝会见日本代表。司徒雷登以1940年3月与蒋见面时蒋对此的解释作答：（１）由于日方代表的既往表现，他无法信任他们；（２）他无法确信，日方来使的言论能真正代表整个日本的国家政策。司徒雷登称：汪政权为日本军事当局制造，受日本军事当局直接、间接的控制，因此，日本承认汪政权并无真正意义。日本的唯一出路是，从中国领土撤退所有的武装力量，保证中国独立，这样，日本代表才能与蒋介石会见，讨论和平问题。司徒告诉山田，日本解决中国问题，有两种政策：一是继续实行武力政策，征服并控制整个中国，二是改取友好关系，尊重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获取合法利益。如果日本采取第二种政策，将能重建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他说：美国的基本利益是保持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为此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随后，司徒雷登提出十个问题，让山田转交日本当局。[29]

司徒雷登曾将与山田会谈的情况托写成信件，寄给英国驻华大使，建议转呈蒋介石，函称：

去年12月9日，余与山田约晤，…此人系日外务省东亚局第一科长。山田初则详述松冈外相如何努力寻求与重庆正式直接谈判之机会，并曾遣派东亚局长田尻赴港作此活动，希望于必须承认汪政权以前能有眉目…山田亦承认松冈不过姑妄试之，并未寄过大之希望…山田继则对于蒋委员长何以不愿商谈和平，甚表惶惑不解…山田又询蒋委员长何以不愿接见任何日方代表，余称当余最近见委座时得悉有两种理由：观于日人过去之行为，无法对彼等发生信任，而此项人员能否真正代表其举国之意见，亦无确切把握。[30]

司徒雷登在此前和蒋介石的会谈中，已经对蒋的有关想法一清二楚，写此函，主要为报告情况，观察蒋的反映，故未提出具体意见。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急谋与中国谋和。1940年6月至7月，派贾存德、蔡惠到重庆，与孔祥熙接洽。[31] 同年8月，板垣甚至出具亲笔保证书，企图到为中国军队所控制的长沙，实行与蒋介石见面的“巨头会谈”。[32] 在这些企图先后失败后，板垣又于１９４１年１月邀请司徒雷登前往南京会商，声称愿在任何地方，甚至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与蒋介石或他的代表进行私人会晤。２月１３日，司徒与板垣二人在上海会面。板垣称：有１８位日军将领在南京军事会议上一致表示，渴望结束中日战争，“承认蒋介石”，为此，将撤退关内全部日军，以保证中国国家独立。板垣并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调解，所有问题都将在中、日、美三方参加的会议中解决，期望罗斯福总统能采取主动，找到使彼此都满意的解决办法。[33] 2月２4日，司徒雷登托人告诉周佛海，他得到新近从重庆回来的的美国友人消息，“渝无意和平”。[34] 4月初，司徒雷登乘参加教育文化基金会议之便，再次赴重庆。行前，日本使馆参赞向司徒探询由美国出面调停、结束中日战事的可能性。司徒答称：他个人的意见是，如果中日都提出要求，如果中国得到日本撤军保证，愿意谈和，美国将出面调停，并参加三方讨论。[35] 到重庆后，司徒三次会晤蒋介石，并与孔祥熙、何应钦等长谈。他得到的印象是：蒋介石对日本和谈条件不感兴趣，在重庆感觉不到对日求和的趋向。5月7日，他到上海会见周佛海与陈公博称：“蒋目前无意和平，须俟世界战争总结束后解决中日问题。”“日本不能持久，故最后胜利必属于我。”[36]

同年，不少日本政治家，以至高级军官都意识到解决中日战争的必要性，主张：1、和蒋介石谈判；2、从中国领土、领水撤退全部武装力量；3、美国参与。连王克敏都认为，日本不能坚持过这一年。[37]大概就在这一时期，司徒雷登曾寄宋美龄一函，中云：

前信已述及，日本甚愿与委员长直接讲和，现在亦然，但可使委座愿意谈判之条

件距离尚远，加以现在国际局势进展于中国有利，委座坚拒和议，无疑的甚为合理，

故只有听其自然，不可强求，果熟自然蒂落，为时恐亦不远矣。[38]

从1938年起至1941年止，司徒雷登数次出入武汉、重庆，企图说服蒋介石和中国政府，接受他的和平斡旋。本函称“委座坚拒和议，无疑的甚为合理”，可见被说服的不是蒋，而是司徒雷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就受到日本华北军事当局的拘禁。1945年7月，日本侵略者覆亡前夕，日本政府派河相达夫、外务省官员永井洵一、参谋本部官员山崎重三郎到北平访问还在拘禁中的司徒雷登，说明日本所面临的绝境，表示应不讲任何条件，立即结束战争。司徒雷登提醒说：“7月26日的波茨坦会议曾经声明结束战争的条件是‘无条件投降’，而蒋委员长也已经表示同意。因之，我同任何人都不能有所作为。只有劝导日皇与日本新阁从速接纳。至于顽强的军部纵仍提出反对，亦可不予顾及，因为他们的愚蠢已使国家蒙受惨重的祸害。”[39]，司徒雷登认识到，这个时候，历史已经不给日本侵略者提供机会了。

司徒雷登是美国人，本与中日战争无关，他的多次斡旋纯系个人行为，表现出他反对侵略，期望中日两国之间能建立和平、友好与互利关系的善良愿望。但是，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来说，其“和平谈判”或者是侵略的另一种形式，或者是挽救失败、逃避惩罚的手段。自然，它要受到当时坚持抗战的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拒绝，司徒雷登的善良愿望最终落空乃是必然的。

抗战胜利前夕，王克敏通过其女婿周泽岐及其弟宗岐自西安致电宋子文，表示拟赴重庆接洽。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报告，声称“彼辈此来，或与北方日军投降有关，可否饬雨农派人探询？”[40] 这是王克敏再次企图通过宋子文与重庆政府联系。自然，没有任何结果。1945年12月，戴笠在北京设计，以蒋介石名义邀请王克敏、王揖唐等人“共商华北大计”，当场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