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主义，又称亚洲主义，是指到战败为止的近代日本围绕着对“东洋”和“西洋”的认识问题而形成的一种政治思想和运动的总称。它在日本的近代思想史与中日关系史中具有重要的影响，是众多中外学者致力研究的课题。其成果之丰硕，难以车载斗量。但是学者们大多关心亚细亚主义在近代日本的形成、发展状况，而对它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状态远未予以足够的重视。以1926年7月和1927年11月在日本长崎、中国上海先后召开的两次亚细亚民族会议为例，尽管美国学者顾德曼开拓性地论述了第一次会议的经过和意义，日本学者水野直树阐述了日本、朝鲜与中国报刊关于两次会议的评论等[1]，但对中国代表发起、参与会议的动机和表现，以及国内各界的反对运动等问题缺乏必要的研究，因此难以全面、系统地梳理整个亚细亚民族会议的历史面貌并做出相关评价。水野直树先生也认识到这一点，准备撰稿予以弥补，但时至今日，或许是资料所限，仍未见其成果问世。笔者不揣浅陋，试对上述问题做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

亚细亚民族会议由中国的亚细亚民族大同盟和日本的全亚细亚协会共同发起，直接起因则是1925年的五卅运动。

众所周知，五卅运动缘自日本纱厂枪杀工人顾正红，继而英国巡捕枪击为此抗议游行的学生群众，因此日本和英国起初被并列为中国人民“反帝”的重点对象。不过随着日本表态愿意和平解决纱厂罢工事件，而英国反变本加厉又酿成“汉口惨案”和“沙基惨案”，中国群众的反英情绪迅速高涨，逐渐将运动的对象集中于英帝国主义。人们或抵制英货、举行三罢(罢工、罢市、罢课)，或发表宣言和通电，表达自己对沪案交涉的意见等。一些人如前众议院议员黄攻素、李肇甫等则青睐于类似 “亚细亚主义”的思想，认为中国要发展，“非先打破英人在华势力不可”，应该联合一切亚洲民族以抵抗英国等西方国家。[2] 1925年8月3日，黄、李联系京兆尹公署总务科长马鹤天、华北大学教授王文俊、天津益智通信社社长涂培源等人在北京成立了亚细亚民族大同盟，其章程规定：“本会以反抗在亚洲实行帝国主义之国家，期达亚洲民族平等自由为宗旨”，“设总会于北京，设分会于各省及亚洲各国”。该团体吸纳了一些其他亚洲国家的人士，如印度十狮子、满恩，高丽金弘善、柳长生、郑焕善，日本德光衣域、山濑悟一（报知新闻记者）、佐佐木健儿等。日本成员还特别声明：“日本政府是帝国主义者，本人是反对帝国主义者，与本会宗旨并无不合。” [3]可见亚细亚民族大同盟成立之初，是以反对英、美及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实现亚洲民族平等自由为旗帜的，并团结了一部分亚洲各国的反帝人士。

与此同时，中国高涨的反英运动引起了大洋彼岸日本全亚细亚协会的注意，该会派遣专务理事兼政友会众议员今里准太郎赴华宣传、联络亚细亚民族提携事宜。[4]经亚细亚民族大同盟会员山濑悟一引荐，今里氏会晤黄攻素等人，称：中日为亚洲的两大国，应对亚细亚问题谋一致妥协，互相扶助，有必要发起全亚细亚会议以讨论解决亚洲各问题；中方应该相信日方的诚意，“全亚细亚协会为一种民族的结合，不受政党左右，力谋中日提携，进而使亚洲民族大团结”；他本人还在去年国会临时会上建议修正对华不平等条约，“群以予为胆大妄为”。黄攻素等人认为，召开全亚细亚会议为“双方国民外交接近之机会，未尝不可与之合作”。[5]双方遂联名发布榜文，宣称：全人类的共荣是我们人类的终极理想，但其实现首先须确保近邻的相扶、相进和善邻的共存共荣，亚细亚民族会议的目的就在于谋求全亚细亚民族的共存共荣， “本着人种平等的大义为实现世界的和平、全人类共存共荣的理想做出贡献”。文后附有会议的筹备细则，规定中日双方代表分别由两团体推选，其他代表由各亚洲民族自由推荐，参加于明年8月在日本长崎举行的亚细亚民族会议。[6]

7月8日，亚细亚民族大同盟在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由黄攻素、王文俊（后由北京法制大学教授石磊代替）、林可彝（北京私立中国大学教授）、蔡障川（中华新民通信社社长）、王世鼐（前众议院议员、国务院参议）等5人代表该团体出席亚细亚民族会议，并准备了4项提案：扶助全亚细亚被压迫民族独立案；废除不平等条约维持全亚细亚永久和平案；全亚细亚侨民相互平等待遇案；希望日本自动撤消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案等。林可彝还就会议的缘起向新闻界宣告：“亚细亚民族大同盟系纯为援助亚细亚被压迫民族而组织，日本虽非被压迫民族，而其民众无不受政府及资本家之压迫者，故可以联络”；“亚细亚协会本为日本政府背景，现在环境变迁，彼此均有觉悟，故亦可以联络”。[7]希望社会各界不要因为会议有日人参与而抱有偏见，理解和支持他们的行动。

应亚细亚民族大同盟的邀请，上海亚洲民族协会总干事蔡晓白、亚细亚和平研究会方懋林（上海远东大学教授）、亚洲文化共进会主任刘华瑞（南京东南大学教授）、亚细亚问题讨论会林耕馀（上海南方大学附属中学学监）、方孝宽（上海南方大学事务长）等5人被各自团体选为出席亚细亚民族会议的代表。[8]虞洽卿、王一亭、李平书、邬志豪、章太炎、唐绍仪、梁启超等人也列名赞助该会。[9]对此，会议的组织者们却难以高兴起来，因为传入他们耳际的更多的是批评、反对之声。

7月20日，上海学生联合会率先发难，致函虞洽卿，反对其支持亚细亚民族会议，理由是：如果日本“对全亚民族大会果具诚意，自当先行放弃其对于各弱小国家之侵略政策，以谋互相提携”，否则其用心难测，“日人历年来深知我民众对其野蛮行为侵略政策之反对，安知其不将藉此以缓和我民族反抗之气焰耶。倘日本苟别具心肠，则亚细亚民族大会开会之日，即日本帝国主义的门罗主义实行之时。”[10]这番话上海报界竞相报道，对于即将赴会的代表们而言无异于兜头一盆冷水，蔡晓白忙出面辩解道：“此次长崎之大会系发生于去年五卅之影响，其内部组织完全由私人筹备。该会极无政治意味，亦非日政府之宣传机关。现在一般日人深知中日亲善之必要，故有是会之发起。”并说：“外传此会乃日人之口头亲善，乃系共产份子造作斯说，以淆乱听闻也。”[11]但蔡的话并没有消除众人的疑问，上海学联反驳道：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系政学会的众议员，“以政学会之议员而出席讨论政治经济财政之会议，真欲以大日本帝国主义之政治势力操纵该会，而决定亚洲各弱小民族利于受彼日帝国主义之牵制吞并也明矣”，不能说该会无政治意味。[12]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致函蔡晓白指出，日本果因五卅一案而觉悟，就应取消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祛除亲善的根本障碍，进而求亚细亚各民族的共存共荣，否则“徒以亲善之空名，作欺骗愚弄之工具”；而据日本消息称，会议发起者有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政友本党总裁床次竹二郎，出席代表有政友会的今里准太郎，宪政会的田中善立诸氏，不是代表军阀官僚就是代表大资产阶级，亦即为日本施行侵略政策的急先锋。会议“经此数人发起，其内幕若何，已不问而知”。[13]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则批评蔡的辩白为“中国之日本走狗的论据”，“不值一笑”，因为挂亲善面具行侵略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惯技，决不是甚么“共产份子造作斯说，以淆乱听闻也”；并指出，本次亚细亚民族会议的精神为“大亚细亚主义”，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具，首先就是为中国而唱的，因为“中国是亚细亚版图最广天产最富的国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对象首先当然是中国”。[14]

不过批评归批评，中方代表们仍按期赴日开会，在他们看来，真理似乎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还须从日本全亚细亚协会的由来说起。

日本全亚细亚协会成立于1924年7月10日，成员包括贵众两院议员、新闻记者、实业家、学者、宗教家等人[15]，其章程规定“本会企图全亚细亚之发达，而以贡献于世界之和平与全人类之福祉为目的”[16]，看似“无政治意味”，实际上却有着较强的政治目的。该会发起人政友会总务兼众议院议员岩崎勳曾说：“吾人趁美国制定人种差别的移民法的机会成立大亚细亚协会，以促进亚细亚民族的觉醒，将未来人种的祸乱防遏于未然，以期贡献全人类之安宁。”[17]正是出于对美国国会通过的排日移民法的不满，一部分日本朝野人士认为未来日美必有一战，主张联络亚洲各国抵制英、美的威胁，于是组织全亚细亚协会负责其事。协会内部虽然不乏提倡亚洲各国平等合作的有识之士，如田中守平（神户大灵道主干）曾多次请益于孙中山，十分敬重孙的革命精神和人格[18]，但是大部分成员是以本国的利益为第一位的，而将其他亚洲国家视为日本抵制西方国家、称霸亚洲的工具。其中不用说列名顾问的田中义一、床次竹二郎、后滕新平等“大陆政策”的热心者，就负责协会实际工作的理事会而言，理事小寺谦吉（众议院议员）、上杉慎吉（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是当时扩张式的“大亚细亚主义”的著名代表。[19]理事长岩崎勳据报界透露也主张亚洲以日本为中心来对抗西方国家。[20]专务理事今里准太郎虽对黄攻素等人说过协会“不受政党左右，力谋中日提携”，其本人也的确在国会临时会上提议过修正对华不平等条约[21]，但还不能证明他就是诚心支持亚洲各民族独立平等的志士，其话语难保不含有拉拢中国代表的动机。即便他有心同情中国，且负责亚细亚民族会议的筹备工作，但要让会议“不受政党左右，力谋中日提携”是不可能的。其一，多数成员以本国利益至上，不会诚意谋求中日两国的平等友好关系，帮助中国取消两国间不平等条约；其二，众多成员分属宪政会、政友会、政友本党等党派，难免不卷入政党之争，身为在野党的今里氏在筹备会议时就受到了执政党宪政会的挚肘（后详述）。因此，协会及其发起的亚细亚民族会议的主要目标还是联络亚洲各国，抵制英、美的威胁并削弱其在亚洲的利益，确立日本的亚洲盟主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日方发起会议虽目的不纯，但不会公诸于众，相反打出“谋求亚细亚民族的共存共荣”的旗帜，这对亚洲其他国家的一些人士来说是具有诱惑和吸引力的。以中方代表而言，多数人为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很容易认同亚洲各国为独立自由联合一致，抵抗西方列强的思想，而不像全亚细亚协会某些人士那样另有政治企图。即使是饱受舆论界批评的蔡晓白也创办过《大亚杂志》，“鼓吹亚洲各民族之和平”[22]，其所在亚洲民族协会曾致函日本加滕高明内阁，要求改善对华政策，实现两国的真正亲善。[23]因此，他虽有反共思想，但还不能简单地称为“中国之日本走狗”。印度代表也希望会议有助于本国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的独立。其中婆斯（Bose）为甘地驻日代表，曾于1912年谋刺印度总督哈定，是印度独立运动的积极分子。[24]另一因从事独立运动被英印当局驱逐的贵族不拉达蒲（Bratap），则打算以阿富汗代表的名义出席会议。正因如此，会议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密切注意。

1926年7月17日，美国《纽约时报》忧心忡忡地指出，亚细亚民族会议对于美国和英国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其主要目的是刺激弱小不满民族的代表们的革命思想，反对白人权威。这不利于日本将来与英、美合作实现太平洋和平的利益。[25]英国政府则要求日本政府阻止不拉达蒲参加会议。其时，日本由若槻礼次郎的宪政会内阁执政，奉行与英美协调的外交政策。为防止与英美关系的恶化，日本当局宣称与会议无关，内务省以不拉达蒲遗失了护照为由，禁止其登陆。宪政会议员降旗元太郎、田中善立考虑到会议可能提及“二十一条”问题和朝鲜、台湾独立问题而带来的立场困难，取消了出席会议的原定计划。[26]长崎市长锦织干藉口先前接待中国实业代表团耗费较多，拒绝提供会议资金。就连会场也遭到长崎商业会议所的谢绝，改在条件较差的基督教青年会馆。[27]

综上所述，中方代表和反对者对会议的理解与事实真相均有一定距离。一方面，会议的发起者为岩崎勳、今里准太郎等政友会众议员，而并非反对者所言的田中义一、床次竹二郎等党魁，后者不过列名全亚细亚协会的顾问而已；且会议没有得到宪政会政府的有力支持，因此不能将今里准太郎等人不加区别地视为日本政府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代表。另一方面，会议也不像中方代表所说“无政治意味”，日本代表对中日亲善有所觉悟，毕竟今里准太郎等人开会的主旨是以日本为中心联络亚洲各国来抵抗英美的威胁。他们只是高唱“全亚细亚民族的共存共荣”，而缺乏实质性的措施去促进亚洲各民族的平等自由，因此中国的反对者们有理由认为会议不过是日本以亲善的空名欺骗亚洲各民族、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有理由否定中方代表出席该会。此后随着会议的举行，日本代表的动机公诸于众，又激起了中国社会各界更大一轮的反对运动。

（二）

亚细亚民族会议的正式会期为8月1日至3日，预备会则定于7月15日举行。中方代表自始谋求国家的独立平等，日本代表则考虑如何确立本国的亚洲盟主地位，双方的目的迥然不同，冲突不断。

7月15日，先期抵达长崎的北京代表黄攻素、林可彝、王世鼐三人与日方代表今里准太郎、西泽四郎（全亚细亚协会嘱托），印度代表婆斯等人商讨议事日程。当林可彝表示中国方面拟提出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案时，今里氏惊诧地问道：“此中国政府请君等提出耶？”黄攻素指出，这是大家的公共主张，“与中国政府毫无关系”。日方又表示该案不能在亚洲会议上提出，应由中日会议解决。中方坚持“非提出通过不可”，双方互不相让，相持不决。最后，黄攻素以当时英国在新加坡修筑军港为例，指出：日本如果不取消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改善中日感情，扩大在华商业，就难以与英国竞争，抵制英国的威胁。今里氏才表示考虑该提案。[28]

8月1日下午2时，各国代表先举行秘密会，继续协调中日双方的意见，保证正式会议的顺利进行。当今里氏宣示中方代表将提交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案后，立即遭到日本代表政友本党系议员则元由庸、森肇、永峰与一和明治大学教授佐伯好郎等人的强烈反对，中方代表见对方无可通融，便一致退出会场。后由婆斯、田中守平等人极力调解，劝令则元由庸、森肇、永峰与一、佐伯好郎4人退席，并决定认可中方的提案，才避免了会议的中途夭折。[29]该案原文如下：

全亚细亚民族会议之召集，为谋求全亚细亚民族平等之实现，以达全亚细亚民族共存共荣之目的。然中日间之不平等条约不先取消，是亚洲民族自身间已失其平等，复何辞向白色人种要求平等与解放，故现在亚细亚民族间不平等条约自应取消，尤以日本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件，为亚细亚民族共存共荣目的起见，应互相表示诚意，努力于撤消运动。[30]

从中可看出，中方要求日本自动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理由主要是：只有亚洲民族间平等了，才能向欧美国家求平等与解放，实现亚洲各民族的共存共荣；而没有列举和斥责中日间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及其弊端，语气相当委婉。但即便如此，仍遭到了多数日本代表的反对，其所谓“中日亲善”的虚伪性可见一斑。

下午约5时30分，亚细亚民族会议正式开幕，出席代表34人。其中，中国代表12人（除前文所述10人外，长崎中国学生会的沈德和越南人郑天锡系临时加入），日本12人（不包括则元由庸等4名退席者），印度7人，朝鲜2人，菲律宾1人。[31]会议除通过秘密会就已确定的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案外，重点审议《全亚细亚联盟暂定规约》。该约由日方起草，黄攻素、婆斯等人略加修改而成，规定：全亚细亚联盟“以平等正义为基础，而图实现世界恒久和平，并将一切阶级的、人种的以及宗教的差别撤废，以确保全人类之自由平等”为宗旨。[32]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抽象的美好的亚洲联盟蓝图，代表们自然是一致通过。

8月2日，会议专门审议提案。当日本代表提出建设亚细亚横断铁路、创办金融机关、创办亚细亚兴业机关等案时，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中方代表认为，建设亚细亚横断铁路、创办金融机关将损害中国的铁道权、金融权，提出：“须俟有详细调查与办法，向国人公开而得谅解时，始可议之。”而创办亚洲兴业机关，必须先撤销“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不取消，是案即不能通过。”日方辩称：“条约系另一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双方争论激烈，气氛紧张。后经婆斯、菲律宾代表威尔沙调解，将3提案予以保留。[33]

此后，中方代表提出日本应取消对华商、华工一切苛例案和支持印度独立案，但遭到日方代表的反对。日方以“地狭民众，限制华工有不得已苦处”为由，将前案交委员会审查；而以“如果讨论印度独立问题，大会将被解散”为由，建议各代表在会后自行交换意见。[34]本来朝鲜代表姜世馨（新朝鲜社社长）准备出席会议提交高丽独立案，也为今里准太郎所阻止，其理由是：如果姜发表激烈演说，大会将被警察干涉解散。[35]由此可见，日方倡立全亚细亚联盟的目的并非像《规约》所显示的那样美好，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在亚洲各国修建铁路，创办银行，扩展日本的贸易，确立日本在亚洲的盟主地位，以与欧美列强争胜。至于印度、朝鲜等国的独立平等，是根本不值一顾的。

8月3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除推选今里准太郎、大川周明、黄攻素、林耕馀、婆斯、不拉达蒲等8人为全亚细亚联盟的理事，决定明年在中国举行第二次全亚细亚民族会议外，还接受婆斯关于表彰亚细亚运动有功者的提议，推荐了各自国家的人选。印度代表推举的是圣·甘地、尼尔、泰戈尔三人，中方推荐的是已逝世的孙中山，而日方推荐的是犬养毅和头山满。[36]这也反映出各国代表对“亚细亚运动”的不同理解。甘地等人致力于印度的独立运动，以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孙中山曾在1924年11月对日本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演讲“大亚洲主义”，倡导亚洲各民族和各国家以固有的注重仁义道德的王道文化为基础，平等合作，反抗欧美的殖民主义；并忠告日本不要继续做主张功利强权的西方霸道文化的鹰犬，而应做“东方王道的干城”。[37]犬养毅、头山满所信奉的“大亚洲主义”与孙中山的明显不同，其核心是：亚洲各国首先是中国、朝鲜等国须在日本的统领下，“戮力攘夷”，排除欧美在亚洲的势力，“布皇道于全世界”。[38]可见印度和中国代表所理解的“亚细亚运动”是求本国的独立及亚洲各国的平等合作，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日本代表的理解则是由日本领导亚洲各国，称霸世界。

当会议的消息传到国内后，各界的反对之声顿时高涨。上海学生联合会宣称，日代表提出的建设亚细亚横断铁路等3案，目的在于“操纵全亚洲之经济权，垄断全亚洲之市场，占有亚洲之铁路权，而握全亚各弱小民族之命脉”，“倘日帝国主义者所希望亚洲民族大会之野心果尔实现，则全亚洲被压迫人民将皆入其彀中矣”。[39]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则批评日本“假民族会议之美名，施行经济侵略之诈计”，赴会的华人系私自行动，“无任何一方代表资格之存在”。[40]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也发表宣言，斥责日代表“欲以大亚细亚门罗主义闭绝欧美列强利益均沾之说，藉以独霸亚洲之雄图，其计至狡其心至毒”。[41]

《广州民国日报》以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左派的视野认为，日代表的提案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路侵略和经济侵略政策，代表了日本推行大亚细亚主义、转移中国民众反帝目标的利益，而对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国民运动的利益毫无益处。国人应坚决反对该会议，“假如中国民族中有赞成这个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这个人也必定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42]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周报》则全面评价了会议的经过及其结果。郑超麟在《亚细亚民族大会之结果》一文中指出，“亚细亚国际联盟”是大亚细亚主义精神所寄托的形式，如果组织成功，将“加紧中国劳动民众的剥削，促进第二次帝国主义的世界战争”；日本代表之所以通过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案，是因为中方代表不是“有力量能左右该国大政方针的人物”，通过无妨；而且，中国赴会者并无诚心要废除“二十一条”，之所以提出该案，是“因为中国民众反对这次所谓‘亚细亚民族大会’的的呼声太高了”，想遮掩他们的罪恶。[43]署名“吉了”的文章《亚细亚国际联盟》则强调，在日本实行侵略朝鲜、台湾及中国的政策的情形之下，一切甜蜜名词如“中日亲善”、“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等谁也骗不了，日本所愿意组织的亚细亚国际联盟“与欧洲的国际联盟一样，是帝国主义窃掠和残暴的工具”。[44]

如果说中共主要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批评会议，那么《醒狮》周报的评论则带有国家主义的意味。该报认为，日人开会的目的是以东亚盟主的资格“呼号大亚细亚主义，愚弄东亚之弱小人民，以遂其囊括亚洲之野心”,中方代表“强以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案，絮聒于野心家之前，是又何啻与虎谋皮耶”；只有“建设全民福利之统一的政府，讲求富国强兵之政策，以与强权抗”，“至国家主义成功之时，不平等条约方有取消之一日也”。[45]

北京《晨报》也刊发时论《亚细亚民族会议之纵横观》，批评日本代表口头上主张中日亲善，标榜“公理”、“正义”，“然一到我国代表提出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案，彼等便瞠目结舌，惊骇若出意外，便反复驳难，责我为不当，心目中觉得在华之既得权利为当然之事，由此观之，宁尚有丝毫之公理正义之可言”；并警告说：“日本若不实行放弃在华既得之权利，不以平等态度对待亚洲民族，则全亚永无联合之一日。”[46]

作为北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喉舌，《现代评论》不无失望地指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不是欧美人的亚洲——这个大亚洲主义本是亚洲人反抗欧美侵略很好的工具”，但就现在情势而言，“日本对中国仍然怀抱侵略的主义与政策，对高丽不能让他独立，哪能说到大亚洲主义？日本代表在会所提出的方案，其中经济帝国主义的意味，超过美国的‘大美洲主义’和德国的‘大日耳曼主义’。……所以我们只能说：现在的大亚洲主义是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不是亚洲各民族的大亚洲主义。”[47]

综上所述，亚细亚民族会议遭到了中国舆论近乎一致的谴责。人们认为，日本代表关于建立亚细亚横断铁路、创办金融机关和兴业公司的提案是为了控制“全亚各弱小民族之命脉”，其提倡的全亚细亚联盟是日本帝国主义窃掠和残暴的工具；其对于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案的不情愿态度反映了他们所谓“中日亲善”、“平等正义”的虚伪性。总之，会议不过是日本推行“亚洲门罗主义”或“大亚细亚主义”，欺骗亚洲弱小国家，以树立日本的亚洲盟主地位，与欧美列强争胜的工具。中国不应该派代表出席会议，赴会者纯属私人资格，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等。这里的“大亚细亚主义”除《现代评论》指出其有反抗欧美侵略的一面外，多数批评者将它看作是日本侵略亚洲的代名词。其实，“大亚细亚主义”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主张以日本为盟主、以日本一国的利益为中心、与西方“协调”对亚洲的扩张侵略政策；另一方面又主张亚洲各国联合、一致抵抗西方的入侵。[48]而且有些提倡“大亚细亚主义”的人是主张亚洲各国平等合作的，如中国的孙中山，日本的田中守平等。但是，20年代的日本，强调扩张领土的“大亚细亚主义”成为亚细亚主义者的主流思想，并指导了这次亚细亚民族会议。会议的经过及其结果很容易让人们对“大亚细亚主义”一概嗤之以鼻，这是情有可缘的。

中方代表对于会议的结果及舆论的批评反应不一。王世鼐在《晨报》为自己开脱道：当初赴日开会“乃感于国民外交之必要”，后发现日代表无诚意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所谓“人道”、“正义”不过是冠冕堂皇之辞。因此，他与持有同感的林可彝、石磊没有参加第三天的会议。[49]黄攻素则颇感委屈地说：“吾侪未得政府国库分文补助，纯以吾国国民之资格，与日本民间团体，签字结约，以无条件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为两国间真民意之表示。将来不难根据此种民意，为正式交涉取消不平等条约之一大臂助。而乃加以反对，……事之难以索解者有甚于此者乎。”[50]林耕馀也表示，此次会议通过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案，“未始我前途之福音，虽曰一纸空文，无裨事实，然而造成全亚细亚一部分国际有力舆论，并唤醒日本多数胸怀狭隘之迷梦，此后好自为之，未必不达完满之希望”。[51]的确，中方代表不惜退席以通过该案，并努力抵制日方有损中国主权的提案，表现出一定的爱国责任感，应该予以肯定。但黄攻素、林耕馀等人没有看清楚日方开会的真实目的，竟认为该案是“两国间真民意之表示”，可为将来正式取消不平等条约提供“臂助”，或“唤醒日本多数胸怀狭隘之迷梦”，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从日本各界对该案的反应来看，不仅大邱市的14个右翼团体通电表示反对[52]，而且各报对该案的报道多含混其词，“对此议案全文登载者甚鲜”[53]；甚至批评日方主办者对于中方的提案没有充分准备，通过该案是“不负责任”。[54]由此可见，日本民间并没有形成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的有力舆论，更遑论其政府会改善对华政策了。不过，黄攻素等人坚信会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以东道主的身份召开了第二次亚细亚民族会议。

（三）

第二次亚细亚民族会议原定于1927年秋在北京举行，后因中国政局激变，黄攻素等人认为，会议应该取得南京国民政府的谅解和援助，加之上海交通方便，便改在11月于上海举行。[55]与第一次会议相似，中日两国代表之间有着较大的意见分歧和对立，一度使会议陷入决裂的境地。

本次会议分为碰头会、预备会和正式会议，先后出席的代表有中国黄攻素、蔡晓白、石瑛（兵工厂主席委员）、吴山（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总干事），日本今里准太郎、西泽四郎、中谷武世（行地社干部）、北条太洋（日本全亚细亚协会理事），印度婆斯、夏士屈里（亚洲民族协会委员），阿富汗不拉达蒲，菲律宾威佐曹博士等50余人。[56]本来上海的高丽临时政府准备派代表与会，但日本代表担心会议涉及朝鲜独立问题，称“若许韩人加入，即当退出会议”，从而将朝鲜代表拒之门外。[57]11月1、2日，因不拉达蒲未到上海，中、日、印等国代表先举行碰头会，商讨提案问题。中方代表要求日方取消设立中央银行、敷设中央铁路的提案，而接受本方的4项议案：日本须放弃对满蒙之积极政策；须撤废中日间之一切不平等条约，于六个月内订结对等条约；要求撤退在中国各地之外国军舰军队；日本须撤废对于韩国之种种压迫。印度代表则明确表示支持中方的第2、3项议案，并提议“同情俄国的无产运动”。日本多数代表对此颇为气恼，认为中、印代表无视会议的性质，乱提议案，日方没有必要再出席会议，不如归国期待其反省。[58]4日，经抵沪的不拉达蒲撮合，各国代表举行预备会，继续就提案问题交换意见。中方代表提出修改后的5项议案：援助中国关税自主及收回一切治外法权；实行去年所通过之取消中日间及全亚细亚一切不平等条约；停止侵略满蒙；努力解放亚细亚各弱小民族之种种压迫；反抗英国侵略中国领土等。这里中方取消了原提案中要求日本六个月内订结新约和停止压迫韩国的条款，态度有所缓和，而“停止侵略满蒙”案是针对当时日本欲修建“满蒙五路”而起，应该说不无道理，但遭到日方代表的极力反对。双方争辩达1小时之久，仍无结果，于是中方代表气愤地声明：“非得日本代表明白答复愿通过停止侵略满蒙之议案以后，不再开会。”[59]后经不拉达蒲调停，双方才表示重新考虑该案。

7日，正式会议召开。由于当天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上海当局禁止政治集会，因此会议冠以亲睦会的名义，仅用半天就议决了所有提案。其中，中方代表所提“停止侵略满蒙”一案修改为“因日本之对华政策有伤中国之感情，日本对满蒙政策务须加以改革，日本以承认之”，与其他4项议案一并通过。日本代表不再提及设立中央银行、敷设中央铁路等案，而是提出撤废人种之不平等待遇、撤回新加坡及珍珠湾之防备等新议案，后又将“及珍珠湾”四字削除，予以通过。会议还批准了不拉达蒲提出的十条“全亚民族之共通提案”，包括：亚细亚各民族绝对自由，不能有任何压迫；推派代表分赴欧美各国宣传宗教；亚细亚各民族须彻底合作反对侵略之国家；亚细亚各重要都会应设商业机关等。其中，第9条议案为“解放中国问题”，下分3项建议：联合中国各实力派取缔杂色军队；中央政府应派若干人研究外交问题，组织完美之行政机关；促进中国取消治外法权、撤废租界、关税自主。第10条议案为“欲救济中国必须诚意地与日本合作，同情于美俄两国”。最后，会议推选黄攻素、石瑛、周贯虹（工会统一会主席委员）、今里准太郎、西泽四郎、中谷武世、婆斯、不拉达蒲等8人为全亚细亚联盟的最高执行委员，宣告闭会。[60]

会后，代表们应南京国民政府的邀请赴宁访问，享受了一顿免费大餐，但没有获得他们所期望的支持和援助。[61]更令他们失望的是，中国各界对本次会议依然是冷眼相看，大加鞭鞑。早在10月22日，上海大陆学会就致函各团体，称该会关系“国命存亡”，“伏乞一致声讨”。[62]不过，由于当时南京政府限制民众运动，人们没有立即给予热烈的回应。相反，11月1日的《民国日报》指出，当今的国际情势是白种民族联合向亚洲进攻，亚洲各民族为对付侵略，须联合一致，相与扶助，因此组织亚细亚民族大同盟“匪特无可反对，要为当务之急”；日本若能“放弃其帝国主义，同为参预之一员，固所深愿，不然，即令日本退会以去，其于大同盟固依然丝毫无妨也”。[63]实际上肯定了亚细亚民族会议和亚细亚联盟的必要性。

此后随着会议的进行，日本代表否认“停止侵略满蒙”案的消息公诸报端，人们压抑的怒火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上海海宁路、虹口六路、十一路等数十商界联合会和对日外交市民大会等团体先后发表宣言，批评日本的侵略野心，呼吁国人抵制该会。[64]《民国日报》对会议的态度也由支持转向反对。4日，该报副刊《觉悟》指出，日本既然提倡“全亚细亚各民族联合起来”，为什么田中内阁始终不愿放弃其侵略满蒙的思想，且出兵山东不惜破坏中日民族间的感情，资助军阀以破坏国民革命。因此日本开会的目的不过是诱骗、麻醉亚洲各民族，以实现其全亚细亚洲大盟主的目标。国人应该与印度、朝鲜、安南等被压迫民族团结互助，改造此种御用的亚细亚民族会议，谋求全亚细亚、全世界、全人类的解放途径。[65]9日，该报又刊发社论，批评会议将中方“停止侵略满蒙”案修改为“日本对满蒙政策务须加以改革，日本亦承认之”，代表了日本的利益，黄攻素之流竟同意通过，简直不是中国人，而只是“日帝国主义怂恿出来的崭新曹章陆”，“所谓全亚民族会议者，不啻一日帝国主义之御用机关也”。[66]作为上海市国民党党部的喉舌，《民国日报》从肯定亚细亚联盟为当务之急、鼓励中方代表于会内“共伸正义”，到斥责黄攻素不是中国人、否定会议为日帝国主义的“御用机关”，表明亚细亚民族会议在国人心目中是何等的失败。

《醒狮》周报对会议做了3点批评：一是日方因满蒙问题之争执竟欲全体退席，且拒绝朝鲜代表与会，毫无理由，“其轻视中国国权，侮辱弱小民族不亦已甚”，该会既为野心家所把持，已无复存在之目的。二是与会各国代表不是由各民族政府和真正之民众团体所推举，“所代表者虽名为各民族之意旨，实即各个人之企图，佯为各民族之利益，实则为个人进身之阶”，代表资格既如此含混，该会能否存在亦成问题。三是长崎之会虽通过取消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案，但日本侵略满蒙，出兵胶鲁，资助军阀兵饷枪械的事实说明，“去年一纸空文，直粪土瓦砾之不若”，该会之价值直可谓等于零。该报呼吁国人应努力“求全民革命之完成，待国家主义成功，国基奠定，国权恢复”，借此宣传国家主义派的主张。[67]

《现代评论》如去年那样，从“大亚洲主义”的角度评价该会议，称：孙中山总理曾在日本演讲“大亚洲主义”，警告日本应该“做东方王道的干城”，不“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而现在亚洲各民族大联合最大的障碍就是日本，它虽然提倡大亚洲民族主义，但侵略中国，压迫高丽，却是实行小日本民族主义；亚细亚联盟在小日本民族主义的操纵之下，而希望实现大亚洲主义，达到亚洲各民族的自由平等，只能是背道而驰。[68]

总而言之，本次会议又遭到中国舆论近乎一致的否定。尽管黄攻素等中方代表提出“援助中国关税自主及收回一切治外法权”等案，且迫使日本代表取消设立设立中央银行、建设中央铁路的议案并承诺改革满蒙政策，但人们对此并不满意，反斥责他们为“新的曹陆章”，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意旨。人们认为，中国人根本不应该出席该会，它不过是日本诱骗、麻醉亚洲各民族，以实现其全亚细亚洲大盟主的工具。这种认识基于如下事实：日本代表拒绝朝鲜代表与会，抵制中方关于满蒙的提案；虽然长崎之会通过了取消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案，但日政府反加紧侵略满蒙，出兵胶鲁，资助中国军阀内争。在胜于雄辩的事实面前，人们不会因为日本代表高唱“全亚细亚各民族联合起来”而鼓掌欢呼，相反只会痛骂一番了。

需要指出的是，与上次会议相比，中国公众对本次会议的关注程度稍显逊色。不仅中共对此保持沉默，就连去年对会议跟踪报道的《晨报》也惜墨如金，仅刊登了一则消息。[69]其中原因，除了南京政府打压中共、限制过激言论外，还可能在于众多国人以为第一次会议已暴露了日本代表的“野心”，第二次会议莫过于此，不足挂齿。但即便如此，对于本次会议的反对呼声已足够宏亮，足以震醒某些迷信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能拯救中国、振兴亚洲的人。中方代表石瑛就表示认可《民国日报》的批评，其本人将不担任联盟理事和最高执行委员。[70]今里准太郎、不拉达蒲等人本打算在1928、1929年11月于阿富汗喀布尔、中国大连再举行两届亚细亚民族会议[71]，但随着第3次会议的日期临近，报界不见有中国代表的消息，反倒是不拉达蒲抱怨：“在亚细亚同洲中，有一部受欧洲物质文明之压迫，而转以压迫同洲未联合之民族。”[72]明确表示对日本的不满。究竟这两次会议开成与否、其结果如何，中国报界并无消息，这也许不能作为该会没有举行的证据，但至少可以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不再相信标榜所谓“亚洲民族大团结”的亚细亚民族会议了。

（四）

综观两次亚细亚民族会议的过程及中国各界的反应，似可提出如下看法：

第一，亚细亚民族会议由日本全亚细亚协会和中国亚细亚民族大同盟共同发起，并得到了上海亚洲民族协会、亚细亚和平研究会、亚洲文化共进会、亚细亚问题讨论会的响应，这说明在中国民间的确有一部分人具有联合亚洲各民族包括日本，抵抗英美国家压迫的思想。他们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并不反感，相反希望它有助于中国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的独立自由。虽然事实证明他们的期望只是一厢情愿，且遭到多数国人的反对，但不容忽视他们的存在，忽略对他们思想及其行为的研究。因为，正是他们促成了轰动一时的亚细亚民族会议的召开。

第二，亚细亚民族会议之所以吸引了一些中、印人士的参加，也在于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具有相当的迷惑性。它虽然蕴涵了日本称霸亚洲的扩张意识，但以对抗西洋的侵略为旗帜，以所谓追求普遍的亚洲文明为口号。不明其中奥秘者，自然举手赞成了。不过，毕竟中、日等国代表之间对会议的理解各不相同，冲突频起也就在所难免。如果只从会议的结果来看，既通过了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等案，又建立了“以平等正义为基础”的全亚细亚联盟，而不看日本代表抛出建设亚细亚横断铁路等案，并极力抵制中方提案的过程，就很容易一概认为与会者是追求“由亚洲人统治的非殖民地亚洲”的先驱。[73]美国学者顾德曼将这一光环放在中、印代表身上或许成立，但要套在日本代表的脖子上，则会黯然失色的。

第三，就中国各界对亚细亚民族会议的批评而言，其中虽有意气用事、不够准确之处，如斥责中方代表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没有看到他们维护国权的一面；又如将今里准太郎等日方代表视为日政府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代言人，没有看到他们和日政府的区别等。但总体上来说，人们如实地揭露了日本代表名为谋求“全亚细亚民族的共存共荣”，实则扩张日本的亚洲利益的虚假面具，打破了某些人对于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幻想，表现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决心，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遗憾的是，日本对于中国的反对运动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相关的舆论报导寥若晨星，即使谈到了，也视之为“妄言”，而没有反省它产生的原因和自己应付的责任，其后果在水野直树先生看来，“导致了30年代日本借‘解放亚洲’、‘共存共荣’的名义发动了侵略亚洲的战争”。[74]时至今日，日本一些朝野人士试图抛开历史问题，提倡以本国为主导的“东亚共同体”，这不禁让中国人民怀疑它是“大亚细亚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复活，因而反应冷淡、支持若无。日本只有正视和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以平等的姿态与中国和亚洲各国携手共进，才能促进“东亚一体化”，实现东亚及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繁荣。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闻黎明研究员和日本广岛大学教授水羽信男提供有关日文资料，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