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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日华秘密谈判中的“姜豪工作”

作者:杨天石 来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08-03-31 字体: 打印
作者:杨天石 来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08-03-31 打印

抗战期间日华秘密谈判中的“姜豪工作”

 

——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自知仅凭武力不足以征服中国,曾通过多条渠道诱使国民政府进行和谈,姜豪工作即是其中之一。有关情况,姜豪本人曾经写过一本《“和谈密使”回想录》。[1]但是,事隔多年,记忆难免讹误。更重要的是,当事人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就决定了历史学家在回忆录之外,还必须广泛收集相关档案资料,相互参证,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了解事情的本来面目。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朱家骅档案中有一封戴笠的信,函云:

 

 

骝先先生赐鉴:

 

顷蒙电询。晚适因事外出,未获闻教。殊歉。姜豪同志之事,因欧洲局势之剧变与敌内阁之改组,情况变迁,故尚须稍隔几日方能决定。容决定后当有奉闻也。专上,敬颂崇安!

 

 

戴笠敬上

 

九、五[2]

 

骝先,朱家骅的字。此函未署年。1939年8月30日,日本平沼骐一郎内阁倒台,阿部信行出面组阁,任首相兼外务大臣。9月1日凌晨,希特勒指挥军队大举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戴笠函中提到“欧洲局势之剧变与敌内阁之改组”,可知本函作于1939年9月5日

 

姜豪,江苏宝山人,1908年生。父亲曾在宋耀如家中任教,为宋子良、宋子安弟兄讲授国文。姜豪于1924年考入上海南洋大学,读书期间参加国民党。曾秘密参加改组派,任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主任,从事反蒋活动。1933年当选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1937年8月,参加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任战时服务团团长。上海沦陷后,姜豪通过时在伪维新政府任教育部督学的朱泰耀、杨鹏抟二人刺探日伪情报。1939年1月,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受训,5月初回上海。同月9日被捕,被日本军部设在上海的小野寺信机关保释。

 

小野寺信原在日本参谋本部俄国课工作。1938年10月被派到上海,建立小野寺办事处,目的在于找寻和重庆国民政府的关系,劝说蒋介石与日本“和谈”。同年12月,小野寺信被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委任为参谋,“与国民政府要员就再建东亚问题进行协商”[3]。小野寺机关的主要工作人员为经济学教授吉田东祐,其中文翻译即为与姜豪有关系的杨鹏抟。这样,姜豪就经常通过杨鹏抟了解小野寺机关的信息。其间,日本特务影佐祯昭正在主持“汪兆铭工作”,企图将汪精卫扶植为傀儡。小野寺信希望抢在影佐之前打通重庆路线。朱泰耀建议姜豪利用这一机会,代表重庆与小野寺接触,试探其“和平”诚意。姜豪致电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中统局局长的朱家骅请示,未得答复。姜豪被捕后,小野寺信出面保释,向姜表示:日本的元老、重臣、财阀都希望早日结束战争。日本海军急于南进,陆军急于北进,因此必须解决中国问题。姜豪认为此事应从速向重庆中央汇报。同年7月,姜豪到达重庆,朱家骅表示,此事须在向蒋介石汇报之后才能决定。

 

当时,军统负责对日情报。从上引戴笠函可知,朱家骅听取姜豪汇报后,将有关情报转告军统,由军统方面决策。由于德军进攻波兰,日本内阁改组等新情况。至当年9月5日止,军统方面尚未拿出主意。

 

同档所藏戴笠9月27日致朱家骅函云:

 

 

骝先先生赐鉴:

 

查姜豪同志来渝已久,现晚拟派其赴港,侦察敌方之企图并汪逆之活动,未悉尊意

 

何如?乞示。专此奉陈,敬颂崇安!

 

晚戴笠敬上

 

九、廿七日

 

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逃离重庆。29日,在河内发表《致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书》(《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第三次对华声明。1939年5月,汪精卫到达上海。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9月5日,成立伪中央党部,积极谋划成立傀儡政权。戴笠此时决定派姜豪赴港,“侦察敌方企图并汪逆之活动”,显然是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

 

此后的情况,据姜豪回忆:10月间,朱家骅称,“奉总裁谕”,要姜到海关巷1号谈话。到了那里,才知道那是军统局的办事处,由戴笠亲自谈话,告诉姜:他正需要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让姜到香港去和日本人接触。不过当前国际形势还没有明朗,让姜再等些日子。11月某日,戴笠再次约姜豪谈话,说是可以到香港去了,听听日本人谈些什么,但不能讲中国政府有什么意见,也不能到别的地方去,以香港为限,等等。事后,姜豪向朱家骅汇报,朱交给姜一本密电码,要姜到港后和他保持单线联系。[4]

 

姜豪到港后,先与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谈,铃木要求姜豪介绍中国政府负责代表谈判,姜豪答以时机尚未成熟。其后,吉田到港,双方转到澳门会谈。关于谈判情况,姜豪一面通过军统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刘方雄转报戴笠,一面则通过吴铁城的电台于11月14日致电朱家骅报告。电称:

 

 

板垣已派高山来晤,藉悉敌方现决全力扶植汪逆,但亦知伪中央成立后,无所作为,故仍思取巧谋和。高山所谈和平办法,据谓撤兵无问题,程序与时间,视吾实行亲日反共之程度为比例。如某处已有表现,该处即可撤兵,如各处同时彻底表现,各处亦可同时撤兵。所要求事,除反共、经济合作外,最重要者在委座退隐,同时对汪逆精卫须予面子。至于满洲问题,则不谈。

 

 

板垣,指板垣征四郎,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高山,当为吉田东祐的化名。据此电可知,日本侵略者当时的策略是,双管齐下,既积极扶植汪精卫,又积极向重庆方面“诱和”。其条件为亲日、反共、经济合作。由于蒋介石在1938年1月拒绝陶德曼调停,日本方面曾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求蒋介石下野。因此,吉田在和姜豪谈判时仍然坚持此点,要求“委座退隐”。对于叛离重庆的汪精卫,则要求照顾其“面子”,意即有适当的安排。关于“满洲”问题,吉田深知,这是谈判中最棘手之处,所以回避不谈。

 

对吉田所提条件,姜豪逐一反驳,电称:

 

 

职告以中国在求本身之独立、生存,为此而战,为此而和。目前环境益佳,无须求和,但为谋二国之真诚、永久、亲善合作,觉日本如能放弃侵略,当为言和。其原则在不损伤领土、主权之完整。至于委座,系全国信仰、权威之所集,退隐根本不能谈。至于汪逆,为全国人士所无法宽容,故上述见解完全错误。

 

 

吉田表示:姜豪所谈各情,均所深悉,“但为面子,不得不如此,惟尚可商量。如委座退隐改为短期休养,汪逆问题亦可设法。”姜豪则称:“停战撤兵之后,个人问题,再行考虑。最重要事,在谈判期间不能成立伪中央,否则即无诚意,谈判无法进行。”汪精卫成立伪中央党部之后的下一步必然是成立伪国民政府,姜豪所云,显示出他当时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汪精卫成立伪府。对此,吉田答应“设法阻止”。双方最后约定,各自请示后再行约期续谈。电末,姜豪向朱家骅建议,利用谈判,在汉奸集团内部制造分化与对立,并设法诱使敌人“处决”汪精卫。电称:“据职观察,敌内部意见不一,至今仍思投机取巧,故今后应付方针,似宜继续虚与委蛇,以动摇其内部,并吸收汪系以外之汉奸,使与对立。如能彻底处决汪逆,则最佳。”

 

此电11月16日到重庆。朱家骅于25日复电姜豪:“盼速返渝。诸俟面谈。”姜豪收到朱电后,于11月29日回电,表示遵命准备返渝,但请示4点:

 

 

(一)戴先生所派,尚有其他任务,未奉其命可否离港。(二)家眷现在港,是否

 

同返?(三)路费无着,机票难购。(四)何处商洽?

 

至于高山返沪后,板垣心腹今井对此事积极推动,故须磨十六日前有不利汪逆之谈话。惟今井表示,此事已至决策阶段,如吾中央确有诚意,须有要员出面,则彼可代表板垣来港晤洽,至少须职赴沪先与一晤,否则禁止高山与吾方来往,以免上吾之当。高山因此甚焦急,已派人来此催复。惟高山近又来电,谓板垣处如决裂,彼返东京另行活动等语。此事已详告先生请示办法,但至今尚未获复。请就近与之商洽后详示一切。

 

 

今井,指今井武夫,当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课长。他原担任对汪精卫及其同伙的联络,但他认为,“成立南京政府自然还不是其目标,而是与重庆政府间实现全面和平才是最终目的”。[5]因此,他于当年9月29日到任后,即努力开辟与重庆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络通道。从姜豪电可知,他对“姜豪工作”持积极态度,准备代表板垣征四郎到港与姜豪会晤,或命姜到上海见面。须磨,指须磨弥吉郎,日本外交官。1933年任日本驻南京总领事。次年任日本驻华公使馆一等秘书。1937年任驻美大使馆参赞。1939年9月任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他于当年10月15日到上海,16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称:“日本之政策,惟基于近卫之声明,至汪氏如何,或其他方面如何,在所不问。”“余目下不欲讨论任何中国方面之声明,连同汪氏之声称在内。”当记者问他,“日本是否以支持汪精卫为限”时,须磨回答:“日本之支持并不以某个人为限,而视其政权之主张。凡主张之合乎日本者,皆得广博之支持。”[6]姜豪电所称须磨的“不利汪逆”的谈话,当即指上述言论。在姜豪看来,这是日方不专一与汪精卫打交道的表示。

 

12月2日,朱家骅收到姜豪上述电报,于当日复电称:

 

 

奉谕:不得进行,并速返等因。特奉达。

 

 

朱家骅当时地位显赫,所奉之“谕”,其来源可以意会,但朱家骅有意不说。12月5日,姜豪致电朱家骅,报告新情况:

 

 

板垣处加派人员会同高山定7日到港,职拟与其晤后来渝。先生处如何?乞与接

 

洽后赐示一切。

 

 

在姜豪看来,日方既然加派人员到港谈判,很快可到,自然应该等一等。12月6日,姜豪再致朱家骅一电:

 

 

冬电奉悉,即遵命停止。惟7日来人,为顾全担任联络工作之朱、杨二人安全

 

计,只得再与一晤。待二人料理沪上家务出走后,即绝往来。职将此情报告先生,待其核准结束其他事务,并待筹得路费后,即携眷来渝。职工作原意本在分化对逆内部意见与阻止汪逆组府,二月来尚见成效。今奉此命中止一切,自当遵命办理,但以未达最大目的为撼耳!

 

 

朱、杨,指上文提到的协助姜豪工作的朱泰耀、杨鹏抟。按中统纪律,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朱家骅既然命令“不得进行”,姜豪自然只能表示“遵命停止”。但是,姜豪显然不愿匆匆结束和日本人已经开始的谈判,所以除陈明自己不能立即回渝的种种理由外,还和盘托出自己的工作目的——“阻止汪逆组府”,并且特别说明“二月来尚见成效”,意在对朱家骅有所打动。不过,朱家骅毫未动心。

 

姜豪的工作属于军统和中统双重领导。12月9日,朱家骅致电戴笠:

 

 

日前奉总裁面谕,姜豪同志所进行之工作不可再进行,并促其速返等因。适值姜

 

同志有电至,复电中已将总裁谕旨告之,特函奉达,敬祈察洽为幸。

 

 

原来,命令姜豪工作“不可再进行”,出自蒋介石“面谕”,这样,戴笠自然无话可说。姜豪也只能奉命返回重庆。

 

姜豪回渝后,留在中统局,奉副局长徐恩曾之命,协助全国粮食管理局指导各县粮管行政。姜不愿留在中统,以“兴趣较少”为理由,托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吴开先向朱家骅说情,要求调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7]1940年3月2日,,姜家骅复电吴开先,说明组织部名额已满,请吴劝姜留在中统,其中谈到将姜豪从香港召回的原因:

 

 

至姜事所以迟迟发表者,先因曾由雨农兄任用,派在香港工作。继因总裁深以其工

 

作为不满,奉谕召回,请兄转劝屈就。

 

 

朱家骅此电将情况说得更清楚,蒋介石对姜豪在香港与日本人的谈判深为“不满”,才下令将其召回。

 

抗战后期,蒋介石曾向美国人声称,抗战期间,他先后拒绝日本人的谈判要求12次。朱家骅档案中所藏姜豪工作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其中的一个实例。

 

姜豪香港谈判的目的在阻止日本人支持汪精卫组府。当时,日方也有人企图利用此点诱使重庆政府坐到谈判桌前来。1939年9月,日本军部特务和知鹰二向中方提出,如日华之间成立“全面停战协定”,即可取消汪伪各组织,甚至可以将汪“剪除”。孔祥熙对此感到兴趣,于10月6日致函蒋介石,要求派人赴港谈判,不料引起蒋介石大怒。10月9日,蒋复函孔祥熙,严词痛斥:“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8] 同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我中央有求和之心理者,应注意痛斥之。” [9] 姜豪在此后赴港,以阻止汪精卫组府为理由与日本人谈判,自然要在蒋介石那里碰钉子了。

 

汪精卫于1938年12月叛逃,蒋介石最初很震惊,也担心此事会对抗战造成不良影响。当月22日日记云:“不料兆铭糊涂卑劣至此,诚无可救药矣。呜呼!党国不幸,乃出此无廉耻之徒!余无论如何诚心义胆,终不当彼一顾,诚奸伪之尤者也。”[10] 据称,当晚他思考此事对国内党、政、军、各地,对外交与对敌等各方的影响,久不能眠。但是,此后,他逐渐认为,汪的叛逃并非纯粹是坏事。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其面目清晰暴露,蒋介石即为此庆幸,其31日日记云:“其通敌卖国之罪,暴露殆尽,诚不可救药矣。”“今汪既离党国,此后政府内部纯一,精神团结,敌欲望我内部分裂与其利诱屈服之企图,根本消灭矣。”[11]次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除其一切职务,蒋介石即称此为“党国之大庆”。[12]后来,日本利用汪精卫为“奇货”,要挟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蒋介石即认为汪已无价值。1939年11月12日,他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开幕词中说:

 

 

伪组织是一定会出现的,但是这个不祥之物出现之日,就是敌人末日临头之时。现

 

在敌人必以为是他政治进攻的成功,但实际上就是他侵华政策上最后的失败。[13]

 

 

次年3月21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

 

 

去年今日,余或恐其伪组织出现,影响国内与国际之心理;今年出现,则不惟无此

 

顾虑,而且亦希望其能出现,虽于我无甚利害,而于敌国、对国际及我国民众之心理,必能发生恶劣之反响,或竟促成敌国之崩溃。与其酝酿而不出现,不如早出现为愈也。[14]

 

 

蒋的公开谈话和私人日记都表明,在蒋看来,汪精卫的伪政权即使能组织起来,其结果不仅于中国无害,倒反而不利于日方,将加速日方的崩溃。蒋介石当时之所以对姜豪工作毫无兴趣,严令返回,其原因在此。姜豪在回忆录中以为这是“军统与中统又一场争斗的结果”,纯粹出于猜想。

 

姜豪在全国粮食管理局协助工作,其时间自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15]同年4月,任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经理处秘书,中统局方面则停职留薪,在此期间,再未到过香港,也再未参加中统或军统的情报工作。今井武夫称:铃木卓尔曾于1939年12月10日与第二年1月3日两次在香港与姜豪见面,姜自称多次接受重庆领导人的指示和意图,云云。[16] 证以姜豪留下的档案和回忆录,完全是在瞎说。

 

 

〔作者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责任编辑:杜承骏)

 

 



[1]姜豪:《“和谈密使”回想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2] 朱家骅档案,301-01-23-645。本文所引档案,均同,不一一注明。
[3]姜豪:《“和谈密使”回想录》,第180页。
[4] 姜豪:《“和谈密使“回想录》,第193页。
[5]〔日〕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页。
[6]《须磨之重要谈片》,1939年11月17日《申报》,第9版。
[7] 吴开先:《致骝公电》,朱家骅档案。
[8]《革命文献》,《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关于此事,作者另有《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一文详述,《历史研究》,待刊。
[9]《困勉记》。
[10]《困勉记》。
[11]《困勉记》。
[12]《困勉记》。
[13]《昭示我抗战国策坚定不移》,《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4年版,卷16,《演讲》,第451页。
[14] 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78年版,第1563页。文字据“国史馆”所藏《事略稿本》有所校正。
[15] 姜豪:《致骝公部长函》(4月23日),朱家骅档案。
[16]《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8-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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