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日华秘密谈判中的“姜豪工作”

——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自知仅凭武力不足以征服中国，曾通过多条渠道诱使国民政府进行和谈，姜豪工作即是其中之一。有关情况，姜豪本人曾经写过一本《“和谈密使”回想录》。[1]但是，事隔多年，记忆难免讹误。更重要的是，当事人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就决定了历史学家在回忆录之外，还必须广泛收集相关档案资料，相互参证，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了解事情的本来面目。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朱家骅档案中有一封戴笠的信，函云：

骝先先生赐鉴：

顷蒙电询。晚适因事外出，未获闻教。殊歉。姜豪同志之事，因欧洲局势之剧变与敌内阁之改组，情况变迁，故尚须稍隔几日方能决定。容决定后当有奉闻也。专上，敬颂崇安！

晚

戴笠敬上

九、五[2]

骝先，朱家骅的字。此函未署年。1939年8月30日，日本平沼骐一郎内阁倒台，阿部信行出面组阁，任首相兼外务大臣。9月1日凌晨，希特勒指挥军队大举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戴笠函中提到“欧洲局势之剧变与敌内阁之改组”，可知本函作于1939年9月5日。

姜豪，江苏宝山人，1908年生。父亲曾在宋耀如家中任教，为宋子良、宋子安弟兄讲授国文。姜豪于1924年考入上海南洋大学，读书期间参加国民党。曾秘密参加改组派，任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主任，从事反蒋活动。1933年当选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1937年8月，参加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任战时服务团团长。上海沦陷后，姜豪通过时在伪维新政府任教育部督学的朱泰耀、杨鹏抟二人刺探日伪情报。1939年1月，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受训，5月初回上海。同月9日被捕，被日本军部设在上海的小野寺信机关保释。

小野寺信原在日本参谋本部俄国课工作。1938年10月被派到上海，建立小野寺办事处，目的在于找寻和重庆国民政府的关系，劝说蒋介石与日本“和谈”。同年12月，小野寺信被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委任为参谋，“与国民政府要员就再建东亚问题进行协商”[3]。小野寺机关的主要工作人员为经济学教授吉田东祐，其中文翻译即为与姜豪有关系的杨鹏抟。这样，姜豪就经常通过杨鹏抟了解小野寺机关的信息。其间，日本特务影佐祯昭正在主持“汪兆铭工作”，企图将汪精卫扶植为傀儡。小野寺信希望抢在影佐之前打通重庆路线。朱泰耀建议姜豪利用这一机会，代表重庆与小野寺接触，试探其“和平”诚意。姜豪致电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中统局局长的朱家骅请示，未得答复。姜豪被捕后，小野寺信出面保释，向姜表示：日本的元老、重臣、财阀都希望早日结束战争。日本海军急于南进，陆军急于北进，因此必须解决中国问题。姜豪认为此事应从速向重庆中央汇报。同年7月，姜豪到达重庆，朱家骅表示，此事须在向蒋介石汇报之后才能决定。

当时，军统负责对日情报。从上引戴笠函可知，朱家骅听取姜豪汇报后，将有关情报转告军统，由军统方面决策。由于德军进攻波兰，日本内阁改组等新情况。至当年9月5日止，军统方面尚未拿出主意。

同档所藏戴笠9月27日致朱家骅函云：

骝先先生赐鉴：

查姜豪同志来渝已久，现晚拟派其赴港，侦察敌方之企图并汪逆之活动，未悉尊意

何如？乞示。专此奉陈，敬颂崇安！

晚戴笠敬上

九、廿七日

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逃离重庆。29日，在河内发表《致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书》（《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第三次对华声明。1939年5月，汪精卫到达上海。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9月5日，成立伪中央党部，积极谋划成立傀儡政权。戴笠此时决定派姜豪赴港，“侦察敌方企图并汪逆之活动”，显然是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

此后的情况，据姜豪回忆：10月间，朱家骅称，“奉总裁谕”，要姜到海关巷1号谈话。到了那里，才知道那是军统局的办事处，由戴笠亲自谈话，告诉姜：他正需要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让姜到香港去和日本人接触。不过当前国际形势还没有明朗，让姜再等些日子。11月某日，戴笠再次约姜豪谈话，说是可以到香港去了，听听日本人谈些什么，但不能讲中国政府有什么意见，也不能到别的地方去，以香港为限，等等。事后，姜豪向朱家骅汇报，朱交给姜一本密电码，要姜到港后和他保持单线联系。[4]

姜豪到港后，先与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谈，铃木要求姜豪介绍中国政府负责代表谈判，姜豪答以时机尚未成熟。其后，吉田到港，双方转到澳门会谈。关于谈判情况，姜豪一面通过军统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刘方雄转报戴笠，一面则通过吴铁城的电台于11月14日致电朱家骅报告。电称：

板垣已派高山来晤，藉悉敌方现决全力扶植汪逆，但亦知伪中央成立后，无所作为，故仍思取巧谋和。高山所谈和平办法，据谓撤兵无问题，程序与时间，视吾实行亲日反共之程度为比例。如某处已有表现，该处即可撤兵，如各处同时彻底表现，各处亦可同时撤兵。所要求事，除反共、经济合作外，最重要者在委座退隐，同时对汪逆精卫须予面子。至于满洲问题，则不谈。

板垣，指板垣征四郎，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高山，当为吉田东祐的化名。据此电可知，日本侵略者当时的策略是，双管齐下，既积极扶植汪精卫，又积极向重庆方面“诱和”。其条件为亲日、反共、经济合作。由于蒋介石在1938年1月拒绝陶德曼调停，日本方面曾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求蒋介石下野。因此，吉田在和姜豪谈判时仍然坚持此点，要求“委座退隐”。对于叛离重庆的汪精卫，则要求照顾其“面子”，意即有适当的安排。关于“满洲”问题，吉田深知，这是谈判中最棘手之处，所以回避不谈。

对吉田所提条件，姜豪逐一反驳，电称：

职告以中国在求本身之独立、生存，为此而战，为此而和。目前环境益佳，无须求和，但为谋二国之真诚、永久、亲善合作，觉日本如能放弃侵略，当为言和。其原则在不损伤领土、主权之完整。至于委座，系全国信仰、权威之所集，退隐根本不能谈。至于汪逆，为全国人士所无法宽容，故上述见解完全错误。

吉田表示：姜豪所谈各情，均所深悉，“但为面子，不得不如此，惟尚可商量。如委座退隐改为短期休养，汪逆问题亦可设法。”姜豪则称：“停战撤兵之后，个人问题，再行考虑。最重要事，在谈判期间不能成立伪中央，否则即无诚意，谈判无法进行。”汪精卫成立伪中央党部之后的下一步必然是成立伪国民政府，姜豪所云，显示出他当时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汪精卫成立伪府。对此，吉田答应“设法阻止”。双方最后约定，各自请示后再行约期续谈。电末，姜豪向朱家骅建议，利用谈判，在汉奸集团内部制造分化与对立，并设法诱使敌人“处决”汪精卫。电称：“据职观察，敌内部意见不一，至今仍思投机取巧，故今后应付方针，似宜继续虚与委蛇，以动摇其内部，并吸收汪系以外之汉奸，使与对立。如能彻底处决汪逆，则最佳。”

此电11月16日到重庆。朱家骅于25日复电姜豪：“盼速返渝。诸俟面谈。”姜豪收到朱电后，于11月29日回电，表示遵命准备返渝，但请示4点：

（一）戴先生所派，尚有其他任务，未奉其命可否离港。（二）家眷现在港，是否

同返？（三）路费无着，机票难购。（四）何处商洽？

至于高山返沪后，板垣心腹今井对此事积极推动，故须磨十六日前有不利汪逆之谈话。惟今井表示，此事已至决策阶段，如吾中央确有诚意，须有要员出面，则彼可代表板垣来港晤洽，至少须职赴沪先与一晤，否则禁止高山与吾方来往，以免上吾之当。高山因此甚焦急，已派人来此催复。惟高山近又来电，谓板垣处如决裂，彼返东京另行活动等语。此事已详告戴先生请示办法，但至今尚未获复。请就近与之商洽后详示一切。

今井，指今井武夫，当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课长。他原担任对汪精卫及其同伙的联络，但他认为，“成立南京政府自然还不是其目标，而是与重庆政府间实现全面和平才是最终目的”。[5]因此，他于当年9月29日到任后，即努力开辟与重庆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络通道。从姜豪电可知，他对“姜豪工作”持积极态度，准备代表板垣征四郎到港与姜豪会晤，或命姜到上海见面。须磨，指须磨弥吉郎，日本外交官。1933年任日本驻南京总领事。次年任日本驻华公使馆一等秘书。1937年任驻美大使馆参赞。1939年9月任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他于当年10月15日到上海，16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称：“日本之政策，惟基于近卫之声明，至汪氏如何，或其他方面如何，在所不问。”“余目下不欲讨论任何中国方面之声明，连同汪氏之声称在内。”当记者问他，“日本是否以支持汪精卫为限”时，须磨回答：“日本之支持并不以某个人为限，而视其政权之主张。凡主张之合乎日本者，皆得广博之支持。”[6]姜豪电所称须磨的“不利汪逆”的谈话，当即指上述言论。在姜豪看来，这是日方不专一与汪精卫打交道的表示。

12月2日，朱家骅收到姜豪上述电报，于当日复电称：

奉谕：不得进行，并速返等因。特奉达。

朱家骅当时地位显赫，所奉之“谕”，其来源可以意会，但朱家骅有意不说。12月5日，姜豪致电朱家骅，报告新情况：

板垣处加派人员会同高山定7日到港，职拟与其晤后来渝。戴先生处如何？乞与接

洽后赐示一切。

在姜豪看来，日方既然加派人员到港谈判，很快可到，自然应该等一等。12月6日，姜豪再致朱家骅一电：

冬电奉悉，即遵命停止。惟7日来人，为顾全担任联络工作之朱、杨二人安全

计，只得再与一晤。待二人料理沪上家务出走后，即绝往来。职将此情报告戴先生，待其核准结束其他事务，并待筹得路费后，即携眷来渝。职工作原意本在分化对逆内部意见与阻止汪逆组府，二月来尚见成效。今奉此命中止一切，自当遵命办理，但以未达最大目的为撼耳！

朱、杨，指上文提到的协助姜豪工作的朱泰耀、杨鹏抟。按中统纪律，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朱家骅既然命令“不得进行”，姜豪自然只能表示“遵命停止”。但是，姜豪显然不愿匆匆结束和日本人已经开始的谈判，所以除陈明自己不能立即回渝的种种理由外，还和盘托出自己的工作目的——“阻止汪逆组府”，并且特别说明“二月来尚见成效”，意在对朱家骅有所打动。不过，朱家骅毫未动心。

姜豪的工作属于军统和中统双重领导。12月9日，朱家骅致电戴笠：

日前奉总裁面谕，姜豪同志所进行之工作不可再进行，并促其速返等因。适值姜

同志有电至，复电中已将总裁谕旨告之，特函奉达，敬祈察洽为幸。

原来，命令姜豪工作“不可再进行”，出自蒋介石“面谕”，这样，戴笠自然无话可说。姜豪也只能奉命返回重庆。

姜豪回渝后，留在中统局，奉副局长徐恩曾之命，协助全国粮食管理局指导各县粮管行政。姜不愿留在中统，以“兴趣较少”为理由，托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吴开先向朱家骅说情，要求调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7]1940年3月2日，，姜家骅复电吴开先，说明组织部名额已满，请吴劝姜留在中统，其中谈到将姜豪从香港召回的原因：

至姜事所以迟迟发表者，先因曾由雨农兄任用，派在香港工作。继因总裁深以其工

作为不满，奉谕召回，请兄转劝屈就。

朱家骅此电将情况说得更清楚，蒋介石对姜豪在香港与日本人的谈判深为“不满”，才下令将其召回。

抗战后期，蒋介石曾向美国人声称，抗战期间，他先后拒绝日本人的谈判要求12次。朱家骅档案中所藏姜豪工作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其中的一个实例。

姜豪香港谈判的目的在阻止日本人支持汪精卫组府。当时，日方也有人企图利用此点诱使重庆政府坐到谈判桌前来。1939年9月，日本军部特务和知鹰二向中方提出，如日华之间成立“全面停战协定”，即可取消汪伪各组织，甚至可以将汪“剪除”。孔祥熙对此感到兴趣，于10月6日致函蒋介石，要求派人赴港谈判，不料引起蒋介石大怒。10月9日，蒋复函孔祥熙，严词痛斥：“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8] 同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我中央有求和之心理者，应注意痛斥之。” [9] 姜豪在此后赴港，以阻止汪精卫组府为理由与日本人谈判，自然要在蒋介石那里碰钉子了。

汪精卫于1938年12月叛逃，蒋介石最初很震惊，也担心此事会对抗战造成不良影响。当月22日日记云：“不料兆铭糊涂卑劣至此，诚无可救药矣。呜呼！党国不幸，乃出此无廉耻之徒！余无论如何诚心义胆，终不当彼一顾，诚奸伪之尤者也。”[10] 据称，当晚他思考此事对国内党、政、军、各地，对外交与对敌等各方的影响，久不能眠。但是，此后，他逐渐认为，汪的叛逃并非纯粹是坏事。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其面目清晰暴露，蒋介石即为此庆幸，其31日日记云：“其通敌卖国之罪，暴露殆尽，诚不可救药矣。”“今汪既离党国，此后政府内部纯一，精神团结，敌欲望我内部分裂与其利诱屈服之企图，根本消灭矣。”[11]次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除其一切职务，蒋介石即称此为“党国之大庆”。[12]后来，日本利用汪精卫为“奇货”，要挟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蒋介石即认为汪已无价值。1939年11月12日，他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开幕词中说：

伪组织是一定会出现的，但是这个不祥之物出现之日，就是敌人末日临头之时。现

在敌人必以为是他政治进攻的成功，但实际上就是他侵华政策上最后的失败。[13]

次年3月21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

去年今日，余或恐其伪组织出现，影响国内与国际之心理；今年出现，则不惟无此

顾虑，而且亦希望其能出现，虽于我无甚利害，而于敌国、对国际及我国民众之心理，必能发生恶劣之反响，或竟促成敌国之崩溃。与其酝酿而不出现，不如早出现为愈也。[14]

蒋的公开谈话和私人日记都表明，在蒋看来，汪精卫的伪政权即使能组织起来，其结果不仅于中国无害，倒反而不利于日方，将加速日方的崩溃。蒋介石当时之所以对姜豪工作毫无兴趣，严令返回，其原因在此。姜豪在回忆录中以为这是“军统与中统又一场争斗的结果”，纯粹出于猜想。

姜豪在全国粮食管理局协助工作，其时间自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15]同年4月，任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经理处秘书，中统局方面则停职留薪，在此期间，再未到过香港，也再未参加中统或军统的情报工作。今井武夫称：铃木卓尔曾于1939年12月10日与第二年1月3日两次在香港与姜豪见面，姜自称多次接受重庆领导人的指示和意图，云云。[16] 证以姜豪留下的档案和回忆录，完全是在瞎说。

〔作者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责任编辑：杜承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