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鲜明指出：“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在关于五四运动与民国初年教育变革的关系研究上，五四运动对中国教育思想、体制与模式变革的影响，一直是教育研究领域始终关注的基础理论问题。就民国初年教育发展对五四运动的贡献而言，回溯五四运动前中国高等教育变革和新知识阶层的兴起，我们就会发现，正是新式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特别是民国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带动了现代中国大学的兴起，汇聚了在五四运动中冲锋在前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群体。而在北京大学这一五四运动的思想摇篮中孕育的新文化运动与思想启蒙运动，则塑造了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世界与革命意识，催生了德先生、赛先生的广泛传播和主权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逐步形成，并由此引领社会各阶层以五四运动为契机，开启了建立一个现代中国的艰难探索。

首先，从清末新政开办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制度，到民初废除读经、修身等科目并探索建立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体系，聚集在大学的新型的知识阶层开始取代传统的士绅阶层，致力于改造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维与行为方式等，进而将精英知识阶层的民主理想推广到社会各阶层，对于形成群众性的社会思潮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北京大学，这一变化最初是以江浙知识分子的集聚开始的。由于江浙知识分子有着根深蒂固的学术专门化传统，北京大学得以实现向西方学科专门化教育模式的转型。1915年后，大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相继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他们因新思想、新知识迅速赢得了广泛的学术与社会声誉，开始尝试通过系统介绍西方的思想观念和重估中国的传统，致力于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与文化，由此掀起了通常所说的“新文化运动”或者说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蔡元培“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思想在北京大学的推行，既是在新旧知识分子群体及其思想、知识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尝试，也为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自由宽松的思想与制度环境。当然，北京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摇篮，还主要得益于两位皖籍知识分子——陈独秀和胡适以《新青年》为阵地倡导文学革命与建设民主、科学的新文化上的卓越成就，以及李大钊、鲁迅等非浙籍或虽属浙籍却自称与北大浙派无涉的新知识分子的集体行动。尽管起初学生各项活动的影响盖过了教授、作家们等，但在后来的两个月里，运动已经变成了多数新知识分子的联合行动。当然，这些大多具有留学欧美、日本的北大年轻教授们所形成的新知识分子群体，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而且在五四运动后同样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五四运动显然是以北京大学为摇篮的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的自然结果，是以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高一涵等为代表的《新青年》作者群，与林长民、汪大燮、王宠惠、胡汉民、戴传贤、邵力子等政治人物，共同致力于唤醒青年学生和民众关心国家与民族命运并参与文化改造的必然结果。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大学不仅汇聚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而且当那些接受了现代思想与知识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进入各种社会职业岗位，包括科学家群体、大学教师、记者、律师、商人、官员、军人、医生等，不仅改变着传统社会的结构，也催生了民族心理和文化结构的整体性变革。特别是在1915至1927年间的东南沿海地区，在一些大城市得以快速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促动下，新型的中产阶级与知识阶层得以集聚，以大众传媒为中心的公共领域开始出现，契约关系型的现代人际关系在大都市的逐步展开，一大批社会团体、职业团体相继建立，发挥了社会纽带的作用，一个现代社会的雏形开始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出现。

如果说上述集聚在大学的新知识阶层通过大学教育激发了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意识，那么正是这些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将新思想带到了社会的各个行业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唤醒了普通中国民众的家国意识和危机意识，使得五四运动迅速发展成为新兴的市民阶层、工人阶层广泛参与并席卷全国的“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和“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

当然，如果说新式高等教育的发展为五四运动做了思想、人员上的准备，那么五四运动则进一步改变了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这主要体现在：

一是五四运动带来了学术界、思想界的蓬勃发展。五四运动后，各种知识、文化与社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建立起来，伴随着的则是一大批以白话文为主的新刊物、新报纸的涌现，一些新观念、新思潮借助报刊也迅速流行起来，如民主主义、科学主义、自由主义、实验主义、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使得五四后的思想界、知识界呈现出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局面。各种知识分子社团往往以报刊、杂志等为阵地进行不遗余力的宣传，力图使其所主张的思潮、主义成为解决中国思想与现实问题的途径。其中，最具历史性贡献的就是不仅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而且“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是五四运动后新知识分子群体更为集中地汇聚在了大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1917年至1927年间，大学的数量与规模都得到了迅速的扩张，由10所激增到52所，南京、武汉、浙江、广东等地新建的国立或省立大学，更是迅速发展成为国内著名的高等学府。作为新兴的职业群体，大学教师开始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其结果则是越来越多的新知识分子寻求在大学里专门从事某一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当然，这就使得一大批新知识分子不仅借助报刊杂志而且能够在大学中以讲座、讲学等形式传播他们的思想。无论如何，五四后各种新思潮、新理论与新知识，其受众主要是大学里的学子们。这就使得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在此后切实地成为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一代。

三是由于五四运动前后包括杜威、孟禄、巴敦、推士、麦柯尔、柏克赫司特、克伯屈、尼丹、华虚朋等一大批美国教育家造访中国，不仅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界盛行一时，而且以历经一年多的讨论最终形成并颁布的1922年壬戌学制为基础，中国高等教育开始系统地借鉴和学习美国高等教育的经验，高校办学趋于多样化，科学开始在大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崇尚使用科学和实用人才的培养成为高等教育的主流。陶行知、陈鹤琴等知识分子则开始有意识地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开展了一系列的创造性的教育实验与探索，进而为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与实践奠定了思想与实验的基础。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