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留学史上的第二次热潮，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受到了五四运动极其深刻的影响，在五四运动中走向高潮，特别是受到五四运动影响的青年力量，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团体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而彻底改变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性质和内容。

法国在五四运动中成为青年知识分子留学的首选国家

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学习欧美国家先进的军事技术，1875年,福建造船厂派学生刘步蟾等5人赴法国学习船政，这是我国正式派送留学生赴法留学的开始。但是时至20世纪之交，一方面是由于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张之洞提出派遣学生赴日留学，以求“师夷长技以制夷”，另一方面是1908年美国将“庚子赔款”用于教育，在中国招募学生。这两方面原因使得20世纪之交的清政府官派留学生主要分流于日本和美国，在欧洲留学的学生数量微乎其微。

自1912年起，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开始积极倡导赴法勤工俭学，时隔七年之久，直至1919-1920年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才形成高潮。为什么法国在五四运动后，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留学的首选国？

首先，五四运动中所倡导的民主与进步精神与法国思潮高度契合，这是法国成为五四运动后近代知识分子赴外留学首选地的重要原因。从传统的法国思潮对五四运动后的青年产生的持续性影响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求打破传统束缚，倡导个性自由、解放，强调青年一代是民族发展的未来，主张男女平等。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青年基本上都遵循着陈独秀在《新青年》中阐述的标准极力表现，而法国正是这样一个可以寻求解放和布满张力的国家。从一战时期及其后的法国新兴思潮来看，自1916年到1917年，产生了“旨在将知识分子团结起来持续反战的思想，反战思想成为192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法国左翼反战派的领袖亨利·巴布斯在全世界广泛宣传动员反战的和平主义理念。“通过这一国际主义思潮，很多人发现了一种‘世界公民’的感觉。在这种条件下，赴法留学就更有吸引力了，奔赴法国，就是奔赴世界，了解战争、和平和劳动的世界面目。”对进步思想十分敏感的中国青年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中不自觉地将启蒙、救亡与和平、民主结合起来，纷纷奔赴法国以求领悟世界。

其次，五四运动后的青年知识分子急需从革命地带汲取营养以求改造中国。20世纪之交的中国是一个动荡与机会交织的时代，毛泽东说：“我们同志，在准备时代，都存在一个向外发展的志。”经历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他主张派人去俄国和欧洲了解革命运动的情况，吸收新的思想学说，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1919年到1920年间，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陆续到达法国，他们和一般留学生不同的地方是，他们出国的目的是探讨新思想和追求真理，以便结合中国的特点，吸取中国人民的文化遗产，寻找中国革命的规律。唐灵运后来也回忆讲道：“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积极组织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是为了借助于勤工俭学，到靠近革命中心地区的法国去，直接研究西欧的革命运动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和各种新思潮，学习西欧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以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

最后，法国作为受到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知识分子前往苏联的中转站而受到追捧。十月革命爆发以后，苏联的崛起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热情，但在当时却很难直接前往苏联。1919年受到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青年，很有可能将法国仅仅看作是一个通往苏联的中转站，或者因为不能直接奔赴苏俄，而将法国看作是一个奔赴苏俄的替代性目的国，毕竟法国靠近革命高潮地区的东欧且是巴黎公社的故乡，有传统的革命精神和反抗意识。

当然，促进中国留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原因有很多，诸如法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法郎疲软等等，以往学界对此已进行过充分的探讨，由于篇幅有限，不再一一赘述。

五四运动推动赴法勤工俭学走向高潮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于1912年，但是就其时间范围界定来讲，1919—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才形成高潮，而且赴法人员多数为青年知识分子。其根本原因在于五四运动促进了全民觉醒，激发了广大青年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意志，推动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走向高潮。

首先，五四运动促进了全民觉醒，这是推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走向高潮的前提条件。众所周知，19世纪初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经济凋敝、满目疮痍。五四运动前后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主要由“赴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两个组织发起，由于这两个组织是民间性质的团体，所需要的经费完全是自筹，输送学生远赴万里之遥的欧洲，其困难可想而知，创办初期，响应者寥寥无几。而据华法教育会1920年对赴法勤工俭学生的初步调查，大部分赴法勤工俭学生来自湖南、四川等战争频繁的贫困省份，不像赴美学生，主要来自于富裕省份。因此，五四运动之前，对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社会反响远不足以抵消青年对远赴异国的恐惧和因经济窘迫带来的压力。但是，五四运动以后，整个中华民族开始觉醒。就其青年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倡导五四精神，开始将家国情怀与个人前途命运统一，为寻求革命的真谛和建设国家的未来而暂时将自我情感置于其后，为探索革命真理不再畏惧外界因素的干扰，这促进了赴法勤工俭学人数激增。就其五四运动引起的广泛的社会效应来讲，广大有志之士在五四运动中看到了青年学生在运动前期作为主力军迸发的力量和所起的作用，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标榜的青年一代是民族发展的未来，在五四运动中才真正深入人心。因此，受到五四运动思想影响的进步人士对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开始有所关注并且给予最大的鼓励和支持：各省的大学生友好协会为赴法勤工俭学生举办欢送会和“出国指导讲座”、大型报刊也纷纷报道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等,在全社会掀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热议。据统计，从1919年3月到1920年12月，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前后有20批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总数达到1900人次左右，形成了又一次留学热潮。

其次，五四运动激发了广大青年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意志。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寻求改变国家命运的道路而进行不懈的探索，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学习先后经过“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面，但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的大潮中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苏联对中国的吸引力空前剧增，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急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以俄国为榜样，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如前所述，20世纪之交的世界局势，使得直接前往苏联困难重重，北洋军阀政府亦将十月革命视为洪水猛兽设置重重阻挠。于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便把希望寄托到素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而著称的法国，或是希望在法国寻求到“救国救民”的大计，或是希望在法国了解到革命中心国家的政党组织建设，担当起改造国家的大任以求革新中国的面貌。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开展的最好的省份当属四川和湖南，据所能见到的档案资料统计，四川赴法勤工俭学人数有472人，湖南有356人，其中新民学会会员占到三分之一左右。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毛泽东和蔡和森的积极领导组织下，进展比较迅速。

五四运动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注入了新生力量

经历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来自湖南和四川的勤工俭学生，大多拥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加入了具有爱国主义和现代民主思想的协会，参与政治讨论，其辩论内容在赴法勤工俭学过程中得到充实和发展。一部分即将赴法的勤工俭学生在五四运动的锤炼中具备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团体组织能力，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注入了新生力量。

首先，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赴法勤工俭学生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20世纪初，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了许多具有爱国主义和现代思想的协会，诸如“新民学会”“少年中国社”“觉悟社”等组织。很多经历过五四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加入这些协会，在出国之前就时事政治与国计民生展开激烈的辩论，辩论的内容与生成的思想在留学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明确和发展。

1919年五四运动的潮流激荡全国，广大有觉悟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开始积极要求进行社会改革。以向警予、陶毅、周敦祥为代表的新民学会女会员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深感妇女解放、思想改革等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因此，她们以周南女校为据点，以自治会为核心，开展了很多活动，影响最大的当属是她们主办的进步刊物《女界钟》。1921年“求学运动”之后，向警予和蔡畅等新民学会会员，联络其他女学生共12人，组织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发出致国内女界的公开信，向国内广大进步社会人士呼吁要重视女子教育。

其次，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赴法勤工俭学生具有较为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灵活的组织能力，这部分人的数量不容小觑。大多数学生在五四运动中锤炼了论战经验、组织经验、战斗经验，他们知道如何进行前期动员、如何示威，在游行时如何宣传和呐喊口号更具有动员力，这种国内实践在赴法勤工俭学过程中得到了更深一步的进展。

1921年2月爆发“求学运动”。一战后，由于法国经济凋敝，导致勤工俭学生失业人数增加，而这时华法教育会宣布取消与在法学生经济关系，对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停止发给每人每天五法郎的维持费。以蔡和森为首的赴法勤工俭学生们高呼要求“生存权”“工作权”“学习权”。“求学运动”刚刚结束不久，留法学生中再次爆发大规模的斗争，即“拒款运动”。1921年5、6月期间，北洋政府派代表来法，企图通过出卖“滇瑜铁路修筑权”换取法国九亿法郎购买军火以筹备内战，这一消息传出，激怒了在法的华人、华侨，尤其是在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周恩来立即组织成立了反对借款委员会，并且发出《拒款通告》，坚决不承认中法借款条约，更多留法学生在相当一部分法国媒体上展开了激烈的反对借款运动，矛头直指借款行为。“比起2月事件中的表现，他们这次处理得更为灵活。”里昂中法大学是借以照顾勤工俭学生为由索取一部分庚子赔款而建立起来，也正因为如此，“求学运动”失败后，更多的赴法勤工俭学生将该校作为解决生活与学习的重要途径。但是9月学校临近开学之际，却以种种理由将勤工俭学生拒之门外，“眼看着盼望已久的里昂中法大学在没有勤工俭学生入校的情势下即将开学，解决面包和求学问题的出路亦被堵死，他们不得不做最后的努力与抗争。”9月20日清晨，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会发出紧急通告重申了运动目标，号召各地勤工俭学生行动起来，向中法大学进军。从九月到十月份，以蔡和森、陈毅等为首的勤工俭学生组织学生“先发队”，进驻法国里昂大学，后遭到驱逐。虽然这次斗争以失败告终，但是它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李维汉谈到这次斗争的价值时说道：“它使法国资产阶级亲眼看到中国青年从五四运动以来迸发出的一种不怕军阀统治，不受洋人欺侮，力争掌握自己命运的气势。”

五四运动改变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性质和内容

1912年2月，李熠瀛、吴稚晖、汪精卫等人在北京成立“留法俭学会”，俭学会以“改革社会，发展教育”作为目标。1915年，李石曾等人发起“勤工俭学会”，主持以工俭学。勤工俭学会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由此可以看出，勤工俭学会最初创办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在法华工的技术水平和文化学识。1916年为团结旅法华人，促进旅法教育，作为办理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总机关——华法教育会在巴黎正式成立，次年在北京成立，其宗旨是“发展中法两国之交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89名赴法勤工俭学生从上海奔赴法国，开始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旅程。

20世纪初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广泛影响，吴稚晖、李石曾等人作为这一思潮的典型代表，他们秉持着无政府主义思想中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以及互助主义的理念，主张人们以低廉的费用赴法留学，学习和掌握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以改良中国社会。因此，五四运动之前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就其实质来说，仍然没有跳出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以学习西方文化改良中国社会的“怪圈”。历经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赞成十月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成为赴法勤工俭学生的主体，中国共产党的旅欧支部成为赴法勤工俭学的核心，因此这一阶段留法的目的不再是单纯的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工艺技术，而是研究世界革命的经验以求彻底改造中国。

1921年赴法勤工俭学生在法国发起了三次政治运动，但是成效甚微，这使得留法勤工俭学生认识到，必须成立共产主义组织，采取团体的方式，共同进行革命斗争。从1921年5、6月期间，蔡和森和赵世炎开始酝酿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到1922年6月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前后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准备，其名称命名为“旅欧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旅欧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其主要任务是组织青年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并在此期间成立了《少年》《赤光》等刊物，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这一社会政治实践有力地壮大了中共的组织力量，为日后中共开展革命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总之，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大多已经在头脑中具有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用它研究现实问题，他们身上展现的全新特点使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性质和内容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