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0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中，一批新型社团发挥了骨干作用，其中，成立最早、组织最严、领导者最优秀、产生历史影响最大者，莫如毛泽东所领导的新民学会。新民学会不仅是湖南地区五四运动的核心组织，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的创立

新民学会是由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发起、组织的。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岳麓山下蔡和森的家中宣告成立，与会者有13人，算上没有到会的李维汉、周世钊等人，最初会员共有20多人。此后，学会继续吸收新会员，1920年底已达70余人。关于学会名称的由来，萧三在回忆文章中说：“新民”之名取自《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有一种反对旧制度、主张革新、为人民的意思”。

新民学会的最初会员多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是一批好学上进、忧国忧民、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在成立会上，大家通过了毛泽东作为主要起草者拟定的会章，确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学会宗旨，以“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为学会纪律。经过选举，萧子升担任总干事，毛泽东虽然担任作为副职的干事，但学会的会务工作实际上都是由毛泽东主持。新民学会从一开始就具有奋发的精神、严格的纪律和强有力的领导，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

走向世界与扎根本土

毛泽东主导新民学会开展的第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发动和组织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接受新知识新思想，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为此专程到北京，四处奔走，为赴法做准备工作。经过多方努力，蔡和森、萧子升、李维汉等会员先后赴法学习，而毛泽东自己则选择了留在国内。在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中，透露了他与众不同的想法：“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样一来，新民学会形成了在中法两国同时展开活动的格局，既走向了世界，又扎根于本土。

与此同时，毛泽东利用来北京的难得机会，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在杨昌济和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得一份助理员的工作，这份工作尽管薪水低微，但却使他由此进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带。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几个月中，毛泽东旁听了一些感兴趣的课程，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接触了不少新文化人物，阅读了各种宣传新思潮的书刊报纸，特别是通过与李大钊、陈独秀的直接接触，深受教益和启发，这些为他带领新民学会发动湖南地区五四运动准备了条件。

湖南地区五四运动的胜利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毛泽东已不在北京。他于3月前往上海为首批赴法会员送行，4月初返回长沙。在湖南，由于督军张敬尧封锁消息、压制民众，学生运动一直未能发动起来，直到5月中旬，北京大学湖南籍学生邓中夏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派，回湘联络毛泽东，形势才发生了转折。邓中夏早在长沙读书时，就与毛泽东结识，后来毛泽东在北大工作，两人有了更为密切的交往。邓中夏向毛泽东介绍了北京的运动情况，毛泽东当机立断，即刻响应，带领新民学会会员，发动和组织湖南的运动。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重建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在联合会的统一组织下，长沙各校于6月3日一致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要求。学生们在罢课之后，纷纷走上街头，宣传讲演、排演新剧、编发刊物，一时间，爱国热潮席卷三湘大地。

为了进一步发动和组织群众，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办一份政论报纸，宣传主张。毛泽东极为重视这一工作，亲自主持新报纸《湘江评论》的创办、编辑和出版事宜。《湘江评论》的大多数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其中最有份量和影响的是《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这篇文章连载于《湘江评论》第二、三、四号。在文章中，毛泽东从俄国十月革命论及中国五四运动，揭示了世界历史运动的走向和中国社会历史的趋势，号召广大民众联合起来革新中国、争取解放、求得自由。《湘江评论》出版了一至四号和一个增刊，成为了湖南地区五四运动的思想旗帜，并产生全国性的影响，这也招致了张敬尧的忌恨，《湘江评论》第五号印出后尚未发行即被军警查收。

为了反抗张敬尧对湖南地区五四运动的镇压，毛泽东带领新民学会会员，将湖南各界的爱国运动发展为驱逐张敬尧出湘的运动。1919年12月，湖南学生联合会组织各校举行总罢课，湖南各界人士组成的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衡阳等地进行请愿，毛泽东担任了北京请愿团的负责人。在京期间，毛泽东组织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和旅京湘人驱张各界联合会，成立了自任社长的平民通讯社，起草了大量驱张的稿件、呈文、通电和宣言，分送京、津、沪、汉各大报纸发表。1920年6月，直皖战争爆发，张敬尧在各方压力下被迫离湘，湖南地区五四运动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努力下赢得了胜利。由爱国运动而走向反对封建军阀，这也是湖南地区五四运动最有特色的地方。

对“主义”的探讨与选择

五四运动后，各种思潮竞相涌动。新民学会也面临一个新问题：应当选择何种“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和蔡和森的带领下，会员们分别在中法两国展开了思想探索。毛泽东在带领驱张请愿团赴京活动时，就开始注意搜集、阅读有关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他后来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蔡和森一到法国，便以“猛看猛译”的精神，发奋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深入考察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和世界革命形势，他在致毛泽东的信中明确表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

对“主义”的探索也引起了新民学会内部的思想分歧。1920年7月，旅法会员13人在蒙达尼公校连续5天集会。在会上，大家都感到学会的原宗旨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的新宗旨，但在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上，会员们却分成了两派：一派以蔡和森为代表，主张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那样，在中国组织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派以萧子升为代表，倾向于蒲鲁东式的无政府主义，主张以教育和工会为工具改良社会，不赞成“俄式革命”。会后，萧子升致信毛泽东，对两派分歧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蔡和森则写了两封长信给毛泽东，详细阐发了自己对“主义”的选择。他们都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此时的毛泽东，正带领着在湘会员积极参与湖南自治运动，以湖南作为先行试验区，尝试用和平改良的方式革新中国，因而对于这些远方来信，未能立即回应。1920年秋冬之交，毛泽东愤于湖南主政者不能真正代表民众意愿和利益，断然退出湖南自治运动，这一运动也很快失败。毛泽东由此痛感和平改良的方式行不通，下决心“走俄国人的路”，以革命手段改造中国。12月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萧子升及旅法诸会员写了一封长信，阐发了自己的看法。信中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1921年元旦，毛泽东约集新民学会长沙会员举行新年大会，介绍了旅法会员提出的学会新宗旨以及思想分歧。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新宗旨，与会者都表示赞同；而对于选择何种“主义”来改造中国与世界，则成为会议争辩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作了十分精辟、最为关键的发言。他把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义”归纳为五种：一是社会政策；二是社会民主主义；三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列宁的主义；四是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即罗素的主义；五是无政府主义。对于这五种“主义”，他逐一论述并做出明确选择：“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经过连续三天的讨论，最后18位与会者中有12人赞成毛、蔡对“主义”的选择。于是，新民学会便鲜明地树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毛泽东在新民学会的基础上创建了湖南的共产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许多旅法会员也相继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中共一大后，许多会员开始从事党的工作，新民学会的活动自行停止。对于会员之间的思想交流，毛泽东编印了两期《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和三册《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加以记录，在一些书信前，他特意加了小标题，如“社会主义讨论”“共产党之重要讨论”等，今天研读这些内容，仍然能感受到百年前一群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学子的艰苦思索，仍然能感受到五四运动时期最活跃最先进的新型社团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以及由此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

（作者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