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件极具标志性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近百年来,无论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还是领导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征程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和阐释。也正因如此,五四精神的研究和阐释,经与时代发展相结合,也越发呈现出勃勃生机和活力。然而,对于五四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其早期表述如何,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演变过程,到底是如何演变的,并不甚了解。实际上,五四精神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与时代内涵。以下,试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五四精神的最初演进作一探讨,以此来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从“直接行动”到“团结奋斗”:五四精神的最初表述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及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的纪念主要是通过撰写纪念论文、召开讲演会等形式展开。关于五四精神的阐发,可从散见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发表的一些文章中管窥。
五四运动发生数月后的10月26日,李大钊《双十与五四》一文将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等同于辛亥革命,赞扬其开辟了一个全新时代。1921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两周年,李大钊撰文《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指出,五四运动“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1920年4月21日,陈独秀在中国公学发表演说《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对五四运动进行了高度评价和赞扬,将五四精神概括为“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李大钊与陈独秀对于五四精神的概括虽有不同,但其核心思想都是赞扬五四运动中勇往直前的“直接行动”的精神,支持学生反抗强权世界,参与政治运动,从事实际斗争,此为五四精神的最初表述和形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更加重视纪念五四运动、弘扬五四精神。1924年4月以及1926年4月,中共中央都正式发出纪念五四的通告,对五四纪念活动进行部署,强调在五四这一日“须有相当的活动与宣传”,要“以学生为中心”,提出“学生会统一和回复‘五四’精神的口号”“五四运动之精神仍有发挥之必要”。1925年5月2日,张太雷在《中国青年》发表纪念文章《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指明“中国的民族运动自从五四运动才渐渐变成近代的民族运动——有组织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 “五四运动实开中国革命的新纪元”。次年5月4日,张太雷在《人民周刊》发表纪念文章《五四纪念告广东学生》,提出要“打破分裂学生的两条界限,回复五四运动的团结精神”。
由上可见,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及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五四运动的纪念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中心,赞扬五四运动的“直接行动”和“团结奋斗”精神。同时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认识到青年学生对于开展革命运动的重要意义,充分肯定中国青年运动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积极政治作用,并通过五四运动的纪念与宣传,引导青年学生团结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压迫,引导他们做一般的政治运动,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出力,从而扩大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
▶从对内“反对独裁”到对外“团结抗战”:五四精神的时代转换
进入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分裂,革命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出于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以更加严厉的阶级意识重新审视五四运动的性质、意义与价值,但也对其反帝爱国精神及思想启蒙作用予以肯定。这一时期,革命形势严峻,大规模纪念活动难以开展。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然举办了几次纪念活动。纪念活动主要是结合当时具体形势,动员学生群众投身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如1930年4月,共青团中央在五四纪念宣传大纲中明确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完成‘五四’的使命”!1931年,共青团中央在《红五月工作决议》中号召学生群众“去揭破国民议会的欺骗,反对国民党禁止学生参加政治运动”“积极号召学生群众反对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以至取消派的一切活动”。同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五四”纪念活动,主要是围绕“识字运动”展开,政治动员的效果有限。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得国内的政治关系再次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产党在延安等地建立了政权和根据地。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确立自己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以及革命的领导权意义重大。基于此,自1937年起,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阐释与纪念开始发生变化,为实现团结抗战的目的,不再仅将其定义为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而强调其为“全民族的运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五四运动的纪念与宣传,主要是着眼于动员广大青年团结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展开。
1937年张闻天发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首次明确指出五四运动是“工商学联合的广大群众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的群众革命”。
1938年5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五四运动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开端”“惊醒与发动了广大的民众”,并在文中号召民众“巩固国内团结,拥护政府,积极参加抗战”。同日,该报还刊登了《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一文,强调了五四运动的团结精神,深刻阐释了“团结精神”。
1939年“五四”纪念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五四运动规格最高的一次。是年3月,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组织青救会就提议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4月,中央青委连续发布多份正式指示,部署五四纪念活动,要求“组织青年扩大参战运动”“各团体刊物出专号,宣传华北抗战,表扬青年各种英勇事迹的典型,号召青年继续参战”。5月1日,毛泽东撰写纪念文章《五四运动》,该文开篇就肯定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并针对当时抗日局势指明,“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地巩固和发展的时候”,号召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又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话,指出“到了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的一天”。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为其后很长一段时期的五四纪念活动确定了主基调。
自此开始,中国共产党每年都通过各种方式来举行 “五四”纪念活动,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和纪念也都在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五四精神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重申和宣传,以实现动员广大青年团结抗战的目的。如,1940年5月,《新中华报》发表“五四”二十一周年宣言,呼吁全国青年在“新的斗争环境下”,“克服困难,建立广泛的青年统一战线,争取全国青年的大团结”。1943年5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文章《永保这个光荣》《我们的呼吁 加强青年团结》以及1944年5月4日的《纪念“五四”二十五周年》都强调了面对中华民族危机加强青年团结的重要性。
由上可见,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五四运动纪念及五四精神的凝练都给予了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其连续发表并阐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中,将五四运动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并把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充分地联系在一起,大大丰富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与此相适应,《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新中华报》等中共机关报,每年五月都会发表各类纪念文章,并根据各年革命宣传的政治需要,对五四运动进行再解读。这些纪念文章宣传涉及的主题有五四的启蒙精神、民主精神,但其根本目的在于争取青年群众“团结抗战”。历史证明,“团结抗战”的五四精神对促成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其与“民主建国”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最强有力的宣传口号。
▶民主、科学、独立、自由 :五四精神的再演进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纪念依旧高度重视。这一时期,五四运动纪念主要是围绕反对美蒋这一主题,突出宣传五四的民主精神、科学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精神,意在动员广大青年为现在的革命战争与将来的革命建设而服务,争取新中国胜利与完成新中国建设。
1946年5月4日,《解放日报》刊文《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指出,“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能使青年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
1947年5月4日,《人民日报》刊文《纪念“五四”及文艺节》指出,“五四运动高喊的民主与科学,今天都有了更充实的内容:为人民服务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毛泽东思想”。5月6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社论《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号召青年“为战胜敌人克服困难之共同目标而奋斗,为独立、民主、和平的新民主主义中国而奋斗”。
1949年5月,新中国成立在即,对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空前高涨。5月4日,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五四”三十周年纪念日召开。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共中央致词,之后董必武、吴玉章等同志相继讲话,大会高度赞扬共产党、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和青年运动的正确领导,希望青年们团结起来,发挥过去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工作。在此形势下,五四纪念的规模、范围也不断扩大,北平、杭州、东北各地以及中国留日学生等都参与到纪念活动中。与此相配合,《人民日报》刊发纪念五四文章达30余篇,纪念形式也更加多样化。
由上可知,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对五四精神的宣传和弘扬,通过五四运动纪念的舆论宣传,加强了广大民众对时局的认识,唤醒了广大民众的民主意识、科学意识、独立意识、自由意识,使得广大民众参与新中国解放和建设事业的热情更加高涨。
五四精神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转换和因应当时任务而进行的及时演进。五四精神的这一初始演进路径,恰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面临和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所在。历史实践充分证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五四运动的纪念活动团结动员了广大民众,受五四精神感召的广大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