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五四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分散传播走向聚合传播、由局部传播转向整体传播、由小众学说转向主导理论的关键时间节点。纵观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交织互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理论的生成逻辑相承接、马克思主义与救亡图存的实践主题相衔接、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期盼向往相契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发展逻辑相贴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的历史演化相对接。由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生成了思想内生规律、实践指向规律、人民主体规律、文化发展规律与道路演化规律等。五大规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成就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有效传播。正是这种有效传播推动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蜕变与更新，为最终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创造了前提条件。在新时代，只有认识、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本规律，使作为客体的思想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有着更为紧密的精神联结，中国实践才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向现代化的新高度。

【关键词】五四运动  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运动  十月革命

作者简介：项久雨（1964-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长江大学讲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湖北武汉  430072）。

揆诸近现代历史，五四运动犹如一座恒久的精神桥梁横亘于中华民族走向独立与中国人民走向解放的路途之中。100年来，五四运动的历史现场虽已远去，但其所内含的精神特质与其所指明的崭新方向已成为内嵌于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价值共识。在新时代，五四运动中所蕴藏的巨大能量正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从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的互动来看，百年前的爱国民主运动使得马克思主义以较为完整的面貌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出场，并且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之下逐步为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不仅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条件，还成为中国道路的指导思想以及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指南。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与中国革命实践不断内在融合的历程，正是中国革命道路走向自主、走向自觉、走向胜利的历程。从现实逻辑来看，时下马克思主义在走向大众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隔阂、误解甚至是偏见，如马克思主义“教条说”“远离生活说”“与自身无关说”“说教空洞说”等错误观点不绝于耳。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误解与偏见的产生是由于传播主体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未能遵循传播的基本规律所导致的。基于此，通过对于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特点与规律的审视，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把握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向与进路。

一、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背景

早在十九世纪末，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就以摘编、简要介绍的方式呈现在国人的面前，其最早传入应是1899年《万国公报》第121卷上刊载的李提摩太翻译的《大同学》。但客观地讲，在传播之初，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相对较小。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未能全面呈现，救亡图存的探索还未找到正确方向等主客观因素有关。正如毛泽东所言：“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事实上，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是一个论题的两个方面，前者从实践上证明了工人群众的巨大力量并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到来，后者从理论上揭示了在中国依靠人民群众力量进行救亡图存的必要性与必然性。那么，我们不禁思索，为何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会产生这样的协奏效应？究竟是什么样的主客观条件使得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成为影响中国近现代史走向的关键事件？

实际上，在此之前，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历经数十年的救亡探索以失败落寞告终，对挽救民族危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一反思是建立在惨痛代价上的，一份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一次次抵御外侮的失败、一幕幕西强我弱的场景，都戳中了中国人心中的痛处。不论是以自救为基本导向的洋务运动，还是以改良为基本导向的维新变法运动，还是以民主革命为基本导向的辛亥革命，都没有办法“根治”中国社会面临的顽疾，都具有不彻底性。可见，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不是没有抗争，但未能在真正意义上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也就一天天陷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阶级的双重压迫之中。

当“器物”与“制度”的求索宣告破产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启了从文化上突围现实困局的道路，由此新文化运动便登上历史舞台。以民主与科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激励了无数知识分子争鸣中国发展的问题。一时之间，新文化运动力求改变中国社会中的伦理道德风气，但也存在着某些全盘否定传统价值观念与思想文化的偏激倾向。

俄国十月革命展现理论曙光，以实践的现实影响折射理论的现实意义。曾几何时，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方案与民主思想占据了价值的制高点，中国的有识之士为此奔走呼号。然而，辛亥革命实践的失利使资产阶级的民主神话“走下神坛”，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深层次地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实际处于危机四伏之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正是在十月革命的现实印证下，得到了全世界更为广泛的关注，这其中便包括中国。孙中山深感十月革命带来的现实力量，以南方国会与中国革命党的名义致电列宁，说道：“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抱有同样目的，即解放工人并建立以承认俄、中两国伟大无产阶级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持久和平。”他对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实践倍感振奋，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俄国存在八个月之久，这个事实给了东方人民以希望，一个类似的新的制度一定会在东方建立起来。”对于中国人而言，十月革命所带来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毛泽东对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关系作了阐释：“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

正是在这些条件的作用下，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实现了转变，正如毛泽东所言：“七十多年马克思主义走得那样慢，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后，很快就晓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由此，在这些背景条件的预备下，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利与北洋政府腐败不作为的直接驱动下，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爆发了。伴随着五四运动正义力量的彰显与释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进程也相应加快。

二、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本特点

五四运动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基本特点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由碎片传播走向聚合传播、由局部传播转向整体传播、由小众学说转向主导理论的关键转向。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碎片传播走向聚合传播，由局部传播走向整体传播。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其传播速度较为缓慢，理论内容呈现较为碎片化，也仅限于在少数刊物杂志中简要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在改良派、革命派等不同派别知识分子的论著、文章中以片段、观点介绍等方式呈现出来，但大都只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一方面或某些片段进行简要介绍。在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实践力量与理论力量的双重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加快了传播的步伐。1920年，张东荪、梁启超成立的共学社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丛书，其中包括柯祖基著的《资本论解说》《文化史上底马克思》等九本书，其在《时事新报》上刊载的广告写道：“马克思的学说。在近代思想界占很重要的位置。现在更是他发展的时代。凡是留心世界思潮的人。都应该研究的。但是此项材料。我国尚少输入。”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出版发行，在此之前仅有零星碎片式的《宣言》翻译文本，这是首次出版完整的《宣言》中译本。毛泽东提及“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三本书之一的克卡朴（即柯卡普）《社会主义史》，该书译者李季在自序中写道：“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潮震荡全国，真有‘一日千里’之势。近一年来新出版的报章杂志有好几百种，都竞谈世界各文明国的新学说，而社会主义尤为谈论的焦点，并且很受社会上的欢迎。”而在社会主义思潮流派中，“尤以马克思学说为最流行”。诚然，我们也应注意到，当时的部分研究者对于马克思学说存在着一定的误读，但马克思主义已经越来越多地为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所熟知都是不争的事实。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由小众学说转为主导理论，并与中国文化、中国实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如毛泽东所言：“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化的性质在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作用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即从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与此同时，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一大批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与现实力量的感召下，自觉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营。1920年3月31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该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邓中夏、黄日葵等人均是该研究会的成员。据罗章龙回忆称：“在五四运动时期，在反对旧道德、旧文化、旧思想和反帝反军阀的万丈光芒中，还闪耀出一道灿烂的红光普照神州大地，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后，包括上海、北京、长沙在内，各地纷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等组织，这些组织通过创办报刊、举办补习学校等方式，肩负起向工人与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职责。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明确写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是很短的，至今不过三年左右。可是一面因为受了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和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他面因为先驱者的努力宣传，竟使马克思主义能在最短期间发达起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加起来。”以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人为代表，五四运动期间一大批知识分子实现了思想转向，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与干部基础。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可见，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深地扎根于中国人民、中国文化与中国实践当中。

三、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本规律

五四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是开创性、根本性的。正是由于五四运动的有力推动，中国实践才能焕发出新的生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得以更加深入地传播。基于此，本文探讨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的基本规律主要有三个着眼点：其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性需要，即支撑“主义”传播的内生性条件；其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在五四运动之后所发生的转变，即“主义”与哪些因素的共生融合使其得以广泛传播；其三是五四运动中“主义”与“运动”的交织互动，特别是五四运动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的启示。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的基本规律实际上是由一整套规律体系构成的，涵盖了包括思想内生规律、实践指向规律、人民主体规律、文化发展规律与道路演化规律在内的五大基本规律。正是这个规律体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的进程，进而助力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生成与发展。

1.思想内生规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理论的生成逻辑相承接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鞭辟入里地揭示了在彻底的思想理论指引之下，人便会在精神上实现觉醒，并进而为实现人的解放创造条件，即“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这就是说，思想理论的内生性力量可以如同闪电一般唤起人们的精神觉醒，进而掌握群众，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中，这一点在实践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与彻底性是其得以在中国传播的根本性条件。在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传播内容由碎片化的思想片段到愈发完整的理论全貌，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得以呈现在一些先进中国人的面前。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系统的、完备的、成体系化的。正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篇中就指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他在该书中较为完整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大组成部分，更为关键的是，他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这里就反映出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在的系统性与完整性，意识到了整体性理论中所蕴藏的巨大力量。进一步说，这样一种洞察过去、现在与将来的理论对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而言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对基于理论来分析现实、展望未来提供了有力支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彻底的，有着极强的生命力。陈独秀对于部分反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所呈现出的无知谬误给予回应，指出，“反驳马克思学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学问贫乏的中国，无论能够赞成马克思学说的，或是能够反驳马克思学说的，都算是可贵”。但是当时诸多反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本身并未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真要义，甚至连基本的理论都没有弄懂，在批驳中反而闹了笑话，真是如同陈独秀所言浪费了书版。诚然，马克思主义因其基本理论的彻底性，所以能够在与形形色色社会思潮的争鸣当中站稳脚跟，而不会被驳倒，其内生的思想力量为其在中国传播打下了基础。

近代以来，中国理论一直面临着“依附”困境，即中国理论的自主建构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自主性、解释性、代表性、引领性的缺位，使得中国理论的建构步履维艰。这种缺位与困境集中表现为，中国理论界奉他者理论为圭臬，力图全盘照搬他者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又或者将传统理论不加扬弃地接纳，力图以祖宗之法来解决中国问题。但历史告诉我们，这些与现代化中国道路发展不相适应的理论诉求，最终都将走向幻灭。由此可见，现代化背景下中国理论的历史生成，要求理论自主建构、理论解释有力、利益代表广泛、引领道路发展。而不论是将理论全盘西化或是继续因循守旧，都不能适应中国理论的这些需要，反而会阻滞中国理论的发展。正是在中国理论发展陷入泥沼之际，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传播给中国理论的内生发展带来了希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出场顺应了中国理论自主建构的历史需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为广泛的传播从来都不是以他者的面孔来面向受众的。这是由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有着消融一般意义上他者隔阂的理论彻底性；另一方面，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注重将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之扎根于中国土壤，并使之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深深融合在一起。这一点在当时的知识分子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李大钊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演讲中呼吁听众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并且“将来把研究的结果发表出来，指导社会，这是我最盼望的”。可以看到，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更加自觉的姿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适应了中国理论的发展需要。例如，李大钊从经济方面来阐释近代中国思想变动的原因，他指出，传统的礼教、大家族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与中国社会不相适应了，强调“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

基于此，我们不难得出，马克思主义嵌入到中国理论的生成逻辑当中，并且激活了中国理论的自主性，使得中国理论以崭新的面貌来面向中国现实。基于五四运动的现实进程，我们发现，正是这样一种理论才能对中国现实具有彻底的解释力，才能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与愿望，才能最终引领中国向前发展。

2.实践指向规律：马克思主义与救亡图存的实践主题相衔接

救亡图存是内嵌于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先行者的探索由器物、制度再到文化，在一次次失败中苦苦找寻真正能够挽救民族危亡的治本之策。从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内在逻辑来看，一种思想理论要想植根于一片跨空间、跨文化的土壤之上，除了理论本身要具有彻底性的解释力之外，还必须要与特定国家、民族的实践主题高度契合。这种契合必须是高层次的，低层次的契合只可能符合少部分人的利益或需要，亦即不可能满足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整体需要。从根本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正是适应了近代以来中国救亡图存实践主旋律的需要，才能与中国革命实践达成高度的共鸣与契合，进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创造条件。

实践主题与思想理论的对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现实互动来看，二者之间的有机对接是内在性因素与外在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般而言，倘若一种理论难以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未能与实践主题高度契合，从很大程度上说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相互之间对接失败的结果。与其他理论相区别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成功实现了上述诸要素对接，而将这些因素进行合成的关键转折就是五四运动。陈独秀认为，相比较于以往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更加彰显出直接行动与牺牲精神两大特点。的确，不论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还是陈独秀所说的直接行动与牺牲精神，都不约而同地反映出了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根本性影响，而这些精神就是救亡图存时代主题在主体身上的内化展现，并经由主体的直接行动转化为改变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力量。

进而言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对接中，诸多复杂因素交织繁杂、互动碰撞，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扎根于中国大地，不断适应革命实践的内在需要。内生性与外在性因素的碰撞，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我们知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半程，马克思主义并未成为诸多思潮中的主流。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半程，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中国革命实践的思想指南。毫无疑问，推动其广泛传播的内在性因素是思想本身的彻底魅力以及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正如陈独秀所认为的，还应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扩展到其他领域当中，如军事、产业、政治等领域。这里就点明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救亡图存的热切希望，力图通过思想的转变来进行社会变革，进而挽救民族危亡，而马克思主义高度适应了这样的革命实践需要。外在性因素指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诸多社会思潮救国方案的无力感等。正如李大钊对于十月革命的评价一样：“但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除此之外，当时社会政治现实的黑暗局面、巴黎和会上的丧权辱国打破对“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等因素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力的强劲，以及其他思潮或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疏离感。曾经一度高度评价《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李大钊，在见证黑暗的社会现实与毫无效力的民元约法之后痛斥道：“可怜中国人呵！你那里还有《约法》！那里还有自由！”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到了五四运动之后才由感性转变为理性，才真正意识到“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黑暗的社会现实为彻底的理论所洞察了，阻滞社会发展的本质因素被彻底的理论所揭示了，时代的主题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实现了内在的呼应，凡此种种，都不约而同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

有鉴于此，“主义”与“问题”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得到了真正的统一。正如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我们知道，凡真问题者无疑都是从实践主题中挖掘而出的，“主义”是解决问题所不可或缺的指导性纲领，亦即“主义”的最终落脚点同样是实践。因而，“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的历程正是“主义”与“问题”互动融合的有力证明，在此基础上，二者聚合成推动中国革命正确前进的力量。

3.人民主体规律：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内心期盼相契合

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作为客体的思想理论必须要与作为主体的人进行各种形式的互动，这些互动可能是长期的也可能是短期的，可能是有力的也可能是无力的。而一种思想理论的传播是否有效，无疑要考量接受主体本身的需要。这就说明，即便特定理论本身再彻底、再系统，如果不能为主体所接受并且不能被主体转化为现实的行动，那么这个理论也是没有现实效力的，也就只可能停留于解释世界的阶段，而不能真正改变世界。回归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来看，在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与广大人民群众内心期盼的契合度愈发提升，亦即理论与主体内在需要的对接程度得到大幅提升。基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才能获得最为广泛的主体认同，为思想转化为主体改变世界的实践行动做好准备。

的确，我们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化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人民渴求解放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满足的不是少部分人的需要，不是契合少部分人的利益，而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吻合，这正是其本身能够与主体进行有效对接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展现出磅礴的力量，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就愈发显示出其本身与主体利益需要的高度契合。陈独秀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提出“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的论断，亦即运用群众观来分析当时中国的问题。与此同时，他还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观点运用到中国劳工运动的发展中，指出：“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现在欧美各国劳动者底觉悟，已经是第二步；东方各国像日本和中国劳动者底觉悟，还不过第一步。”这就是说，中国劳动人民的觉悟仍然停留于要求待遇，也就是经济斗争之上，还未深入到政治斗争这一更高层次的斗争当中。这充分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超越地域空间之上的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解释力，特别是理论与主体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亦即马克思主义反映了主体的需要，洞察了主体的现实处境，并且基于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科学描摹了主体在未来觉悟之后的应然生活状态与发展状态。在《新青年》（季刊）第四期中，陈独秀刊文反思了中国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所取得的教训，认为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这新方向便是社会中最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因此，一个代表着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阶级，一个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一个具有普遍性质的阶级，在其自身得到彻底的理论指导之后，便会展示出非同一般的力量。

从主体本身来看，在当时中国社会饱受奴役与侵略的境遇之下，作为主体的人民具有朴素的、本能的对于安定生活的向往。因而，主体也会自发地去寻找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与方法，也会用不同方式去勾勒自身心目中的安定生活图景。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很多解决方案未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很多图景往往只能流于空想或幻想。但是，自从五四运动之后，它所揭示出的阶级能动性以及生活自主性的客观现实，使得主体会自发或能动地去拥抱与运动本质高度一致的理论。正如毛泽东所言：“五四运动是群众发动的，是群众的队伍在街上公开反对自己的敌人。”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参加五四运动的觉悟工人还没有被彻底的理论所武装，但是主体离被理论所武装已经不远了，随后的中国历史便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有着与人民大众利益的高度契合性；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在运动中已经产生了吸收与接受理论的萌芽，形成了能动地去拥抱理论并运用理论的前提条件。

4.文化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发展逻辑相贴合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的张力与矛盾关系得到了充分的显现。面对文化现代化转型的迫切需要，面对挽救民族危亡的现实要求，传统文化的转型成为摆在先进知识分子面前的现实抉择。正如孙中山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看到的思想文化欣欣向荣的景象时所认为的“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诚然，文化应当如何发展，基于不同利益考量与思想立场的知识分子，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主张“全盘西化”者有之，主张“复古守旧”者亦有之，但很显然，这些理论主张都未能彻底解决中国文化走向的问题。从今天的视角回溯过往，我们发现，正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推动中国文化转型发展的指导性纲领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才得以彻底解放与弘扬，其中所包含的落后、保守成分得以剔除，其中所蕴含的积极、合理成分得以保留，经过扬弃之后，传统文化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与创造力，逐步与中国近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相对接、与中国实践需要相联结。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即唯有国人实现伦理上、文化上的觉悟，才有可能改变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但是，我们看到，当时的国人还未意识到彻底达成这种觉悟所需要的思想条件，比方说陈独秀认为，与共和立宪政体相适应的独立平等自由原则是在伦理层面上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确，陈独秀的这些观点代表了当时中国新的思想观念，在一定意义上虽具有进步性，但这种与阶级属性相关联的自由平等最终落脚到现实，只能是少数人的自由平等，大多数人民群众是不可能真正享有自由与平等的。但在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在谈及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时，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解决妇女问题的最佳方法，社会主义可以使妇女从传统伦理信条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独立人格，他指出：“我们所讲的伦理，不是牺牲弱者以助强者，就是帮助弱者抵抗强者。后者就是社会主义……除了社会主义，更没有别的方法。”从陈独秀对伦理、文化指导性纲领认识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先进的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看到了实现文化彻底转型的曙光，窥见了从思想文化层面根本改变国人伦理面貌、文化面貌的可能。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化的呈现形态发生了转变，由旧民主主义性质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性质，而这种转变与马克思主义在其中所发挥的根本性作用是分不开的。毛泽东阐释了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两种本质上不同的形态，一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即占主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而在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的形态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其中起着领导作用的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这就是说，作为与革命实践紧密关联的文化形态，本质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着迫切的需要，而旧有的文化形态是无法适应革命实践需要的。倘若依照旧有的文化发展道路走下去，中国文化便不可能在当时社会衰朽的条件之下得以继续发展。因此，在文化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就是由于其与中国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呈现形态相吻合所紧密关联的。

除此之外，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许多观点、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也是其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与中国文化深度融合的重要原因。梁启超曾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所提及的“贫民无祖国”的观念进行了分析，虽然他认为这句话是否符合真理仍有待商榷，但他强调这句话“是世界大同观念一部分的发现，无论何人，总该承认哩”。这里他便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联上来审视与看待马克思主义，即便梁启超对于马克思的许多观点并不赞同，但他仍然在一定意义上发现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这个意义上看，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基于西方的经济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但由于其洞察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由于其本身所蕴藏的跨越空间与时间的解释力，使其能够与地处东方的中国产生文化理念上的共鸣。而且，这些共鸣体现在文化中的各个方面，正是由于这样的共鸣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得以消融一般理论可能遇到的他者的隔阂，以价值理念、文化理念上的对接与先进中国人进行深度的互动，并且与中国文化的转型形成了共振。

由此可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国价值之间便有着深层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彻底解放的指导意义与作用，使传统文化得以彻底解放，二者在深度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共同服务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推进。另一方面，文化的核心是价值，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价值之间有着深度的契合性，使马克思主义不再以他者的面貌出场，而是以中国化大众化的面貌面向中国受众。

5.道路演化规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的历史生成相对接

对困顿于社会衰朽境况的近代中国而言，道路的抉择关乎民族国家的兴衰存亡。也正是如此，许多思想上先行的中国人力图通过引进所谓西方先进的道路模式来力挽狂澜，但历史发展最终证实了这些道路难以适应中国内在社会结构的根本性需要，难以支撑起中国历经五千年发展之后走向现代化的重担。因而这些道路选择只能湮没在历史的时空中转瞬即逝，虽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没有从根本上对中国道路的建构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这就是说，这些道路选择不论外壳多么精致，不论道路的价值说起来多么动听，但都未能彻底解决中国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争，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这就是说，回溯历史演进的脉络，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正确结合的情况之下，中国的革命道路才能走向彻底的胜利。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道路历史性生成的可能性得以显现，那就是只有充分调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真正契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道路才有可能真正得以建构起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句话所包含的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谋福祉的原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主建构起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中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众所周知，五四运动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源泉便是工人阶级以及人民群众，一种代表未来发展趋势与方向的道路选择必然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必然要由符合这一发展趋向的阶级来领导。正如毛泽东所言：“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启迪与影响，后者给徘徊于黑暗之中的先进中国人带来了希望的火种，展示了社会主义的旺盛生命力以及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我们看到，“五四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带着自发的性质。但是这种自发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觉醒，许多人赞成十月革命，赞成列宁的革命”。至此之后，中国人奏响了思想与精神上真正觉醒的序曲，如同毛泽东所说：“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原则、基本思想、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对于中国道路的自主建构起到了内生性的作用，在推动中国革命道路演化的进程中，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广泛传播，并且与中国道路的历史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一同高频共振。邓小平指出：“在长期斗争中，中国人民是英勇的，但因为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结果站起来又被敌人压下去。五四运动才给中国开辟了一条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从五四运动开始，而又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其标志，不能设想没有一个代表中国人民——首先是代表中国劳动人民利益的、坚决的、革命的政党，可以把中国的革命引向胜利。”正如邓小平所言，五四运动之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条道路的发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道路的演化也不断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与中国道路的历史生成和演化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共生型关系，这同时说明，如果中国道路的发展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便会走向歧途，并且如果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脱离了中国道路的现实境况与发展需要就不可能真正扎根中国大地。

四、余论

从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的双重互动来看，后者主要形成了思想内生规律、实践指向规律、人民主体规律、文化发展规律、道路演化规律这五大基本规律。可以说，五四运动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正是在这五大规律的作用下，实现了作为客体的思想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在精神上的有效联结。但是，肯定这些规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中得到较为充分的把握与运用，也不能忽视在运用这些规律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从现实来看，一方面，这些规律产生的土壤是五四运动以及由此展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当时的社会状况与今日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我们在运用这些规律的过程中，必须充分注意到时空条件转换之下的具体运用，要基于新的实践状况对规律加以时代性把握，方能运用规律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的当代实践。另一方面，当我们思考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所面临的挑战之时，必须要从这些基本规律着手，不断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

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时下的社会中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许多误解与偏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错误观点有：一是马克思主义“教条说”“空洞说”，这种观点撇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彻底性与深刻性，将马克思主义流于表象与经验层面，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乃至于肤浅化。二是马克思主义“远离生活说”“与自身无关说”，这种观点撇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与生活性，制造马克思主义远离生活的假象，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生活的重大指导意义。三是马克思主义“过时说”“无用说”，这种观点撇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预见性与发展性，将马克思主义视作一成不变的教条，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实践并不断发展创新的事实。对此，要想有效地改变这些偏见与误读，传播主体需要更好地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的基本规律，从思想、实践、主体、文化、道路等多方面着手，进而传播好全面、立体、真实的马克思主义形象。

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必将肩负起更为艰巨的使命。在传播主体正确认识、把握以及运用规律的基础之上，中国实践必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向现代化的新高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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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