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2日，“五四新文化：现场与诠释”工作坊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山西路分部举办。本次工作坊由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青年中心主办，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十多位学者参加讨论。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叶斌做了开场致辞。之后的首场讨论，由社科院历史所沈洁副研究员主持。她提到，今年是五四百年，我们当下的个人、社会、国家乃至世界，都在“五四”的延长线上，依然在五四相关命题的交葛当中。而且五四议题还和其他史学议题有所不同，它不仅仅关乎史事及其源流，同时也关系到我们当下的家国情怀以及对个人与群体价值问题的思考。

复旦大学历史系张仲民教授的报告，根据他自己阅读史料的体会，提出了深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的一些想法，指出五个过去研究较少注意的问题。其一，是《新青年》反孔之前基督教倡导的反对孔教运动的表达与实践，以及其产生的影响，过去的研究中几乎对此问题未加关注。其二，基督教青年会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青年会办有《青年》和《进步》两种杂志，1917年后合并为《青年进步》杂志，这几个杂志的影响力都比较大，影响了很多读者。像陈独秀所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便是因为青年会的抗议。现在还能找到不少当时的青年阅读青年会所办杂志、参加青年会活动的材料。其三，是关于《新青年》的对手方问题。过去我们过于关注《新青年》、《新潮》这些杂志及新派人物，对其对手方关注不是特别多，如吴宓等人参与的《民心周报》，颇批评新文化运动，以往研究者只注意吴宓等人和后期《学衡》杂志的立场和论述，而几乎不注意这个可视为《学衡》前身的刊物。其四，关于五四时期的世界语运动情形，留存的资料很多，但深入的研究不多，特别是这一时期世界语运动与清末和之后的关系，以及蔡元培等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有待详察。其五，关于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旧关系和旧派反应问题，或许我们在研究中过多重视了新派的发言，而对于旧派的具体表现和发言方式关注不够。当时的旧派人物一般不太愿意借助大众媒体批评新思潮或进行辩论，他们对这种传播方式不够重视，觉得有失身份、有损斯文，有什么不满和批评意见，私下里日记记录或相互间写信、聊天交流就可以了，一般不会将之公之于众。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徐涛对此作了评议。他提到，报告人发言中谈了5个问题，皆有新意，日后差不多可以形成3-4篇论文。很多观点，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派旧派的矛盾和冲突并未如之前所言那么严重；相较“新旧”，“新新”之间也充满着为了打造思想权威和争夺“文化霸权”的较量，给他很大启发。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的关系前人虽有研究，但显然仍有挖掘的空间。不过，新文化派的反孔，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亲近基督教。且基督教青年会的努力方向似乎更多在社会体育，而非学校体育。实际上，大量的五四新青年似乎对基督教本身并无多少亲近之感；1922年，中国青年学生和知识群体中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所展现的正是这一历史脉络。故而如何评估二者的关系，尚须谨慎。

接着，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瞿骏教授作主题发言。他将“五四运动”放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长程里进行考察，指出“五四”有多张面孔，不可能作单一诠释，但这是否仅仅是记忆和诠释层面的歧异？其实，五四新文化的“史实”尚有重建的空间，近年一些学者也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接下来是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其一，要对行动者的“剧本”进行考察，一些人的剧本是在“辛亥”或“五九”之类的时间点上写就的，这些不同但交叠的剧本究竟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值得细察深究。其二，五四时期很多所谓的“保守”分子，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只有一个名字，具体研究很不充分。其三，如许纪霖老师所提示的，我们应注意“报刊的等级制度”，不同地点与人群所办的报刊受关注的“级别”不同，影响力也不一样。而一些名人的文章可能是以各式各样的地方小报为材料的，那就要考察这些小报是如何到他的案头、他又如何将之整合或化用的。其四，五四及之后的不少人物，积累了很多种身份标签，应考察这些标签对于他们此后的人生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影响。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周月峰副教授对报告作了评议。他指出，应注意到五四运动的时间序列，如科学、民主、爱国、进步，在五四运动中是先后出现的；议题亦复如此，胡适后来总结新思潮的十个论题：“孔教问题”“文学改革问题”“国语统一问题”“女子解放问题”“贞操问题”“礼教问题”“教育改良问题”“婚姻问题”“父子问题”“戏剧改良问题”，不能将它们简单地看作共时性的存在。相应地，王汎森教授曾在文章中提到了五四的“真信者”与“半信者”。若以此视角来看，很多人恐怕都是“半信者”，因为五四的议题本身是不断被叠加上去的，若将所有议题看成一个整体，则找一个“全信”的人极不容易，更多是各人关心自己想关心的议题。如胡适就特别关心反传统及白话新文学。更何况，除议题之外，“信”者中还有真伪、程度及观点的不同。此外其他一些议题，比如戏剧、美术等，我们了解的依然较少，甚至还须做史实重建的工作。其次，关于地方报纸等级制的问题，这需要反思我们自身的偏见，我们将一些报纸认为是“地方”报纸，于是就觉得它们彼此没区别，而回到具体的语境，在地方上不同报纸对不同的地方人士也是存在等级制的。对此，瞿骏在回应中认为，“真信者”未必是针对具体的内容而言，而是对新文化运动一个整体的“信”的态度。同时需要注意，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各自的“时间感”本有不同，比如从1912年到1928年，做思想史的可能感觉很漫长，实际上不过十六年，从地方社会的视角看，此间未必有太大的变化，“共时”与“历时”的区别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袁一丹副教授的报告，对《文学改良刍议》这一五四文学革命的经典文献作再解读，揭示它的材料来源，发掘被常识性理解遮蔽的面相与历史语境。胡适自称《文学改良刍议》是一天之内完成的，那么他很可能就是选择手边的材料，敷衍成这篇“急就章”。她从这篇名文标榜的“八不主义”出发，考察了所引材料的来源，指出胡适的主张有不少对手方，如胡先骕、陈三立、南社等；同时，胡适是一个善于吸纳他人言论的人，以此实现“防御性修辞”，如改变“八不主义”中“不用典”一条的重要性次序之类。另外也要注意到胡适的主张与书写实践的关系，二者时常不甚一致。在评论中张仲民教授高度评价了此文的研究取径和重要贡献，也指出胡适自谓在“一日之内完成”的情况，可能也是“防御性修辞”之一种，意思是不要对此文的严谨程度过分“苛求”；甚至可能还有点自夸的成分，标榜自己写文章又好又快，总之，单凭这句话，不好断定“一日之内”就是这篇文章的实际写作情况。

下午，工作坊进入第二场讨论，由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冯志阳博士主持。首先是周月峰副教授的报告，讨论1920年梁启超诸人欧游归国后的新文化方案及其反响。他指出，过去研究常常将梁启超等看成新文化运动的“局外人”，从一个外部视角来看待他们同新文化的关系，这一点可能是有偏差的。我们应重视梁氏回国所引发的“鲶鱼效应”，对思想界原来的生态产生何种影响。梁启超他们在1918年有一个转向思想界的计划，不过，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在国内新文化运动最高涨的1919年，这一群体的领袖梁启超与其他几位核心人物却处于“缺席”状态。在他们“缺席”的一年中，国内新思潮风起云涌，瞬息万变，思想社群与各自的改造方案，均在变动中逐渐形成，崭露头角，并且彼此之间通过交锋、竞争、合作等过程有了一定默契。相较于1918年底的思想界，真可说是“换了人间”。然而，恰恰在此时，梁启超等人带着在欧游中形成的“再造新文明”的新方案归国，“接收”并改造原本由张东荪主导的文化事业，以一种全新的政治态度和文化立场投身于当时的思想界，大展身手，曾直接震动了五四思想界。该派归国后，实际上是在当时国内进行中的文化运动之中，“空投”了一种势力与理念，类似“鲶鱼效应”般搅动了原本思想界的环境，也刺激了原有的新文化社群，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响。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徐佳贵博士评议这篇报告，提出几点：其一，过去对梁启超在五四前后的角色也有研究，但似乎更多的是将他看作新文化牌局以外的人，现在确实需要强调，梁氏本来就是牌局里的人，只是先前研究者照在牌桌上的打光面积不够大而已。其二，如果说梁启超归国是鲶鱼入水，那么再往前拉，胡适等人归国也是造成了“鲶鱼效应”，鲶鱼入水产生的搅动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此我们对于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思想变迁，可能就会有一个更具连续性的认知。其三，这篇报告的主要用词是“梁启超诸人”，而非以往可能更常见的“研究系”，那么梁启超和研究系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过去常说的研究系林长民、汪大燮等人对五四爱国运动有深度的参与，但是讲到新文化运动，他们就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又该如何理解研究系的性质？对此，报告人的回应指出，不能仅仅将从外国回来的人物当成“鲶鱼”，比如胡适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对国内产生影响；而钱玄同虽一直在北京，但他加入《新青年》后同样有“鲶鱼效应”，他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力不容忽视。梁启超这一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牌局中突然来了一个大人物，谁都不能忽视，牌的玩法改变了，比如他们大谈东方文化、人生观，很多人的视线就被这些新问题吸引过去了。至于“研究系”名称的问题，报告人同意评议人的意见，认为这确实很难说清楚，比如新文化运动中的茅盾、舒新城等人到底和研究系是个什么关系，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徐涛副研究员的报告，探讨五四运动与孙中山《实业计划》的关系，指出五四运动与孙中山出版《实业计划》的过程是在同一空间中叠加的，但研究者很少将它们联系起来，很大程度是因为注重《实业计划》的内容阐释，而忽视了其成书背景。在五四运动前，孙中山同新文化诸人是较少交集的。双方在对待西方文明和传统文化的观点上也不尽相同，如1918年朱执信曾用白话写诗，孙看了很厌恶，言其不解中国文字之美。而且，不同于当时新文化派文人对欧战后“公理战胜强权”乐观态度，孙认为第一世界大战后，中国将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经济“竞争”，若处理不好，则会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19、1920两年中，孙更多是在潜心著述，保持静默，而他十分得意的《实业计划》在发表和出版过程却遭遇不少挫折。这种发表不力，也是他号召党内同志学习《每周评论》办《星期评论》《建设》杂志的动力。孙中山对于党内笔杆子的思想倾向是有要求的。戴季陶等人的底线在于不能脱离三民主义而论中国未来。孙中山虽然重视宣传，但重心仍在武装革命，当他再次离沪赴粤后，国民党人的《星期评论》《建设》等刊物也就此停办。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蒋凌楠博士的评议，提到了本篇报告可以与吕芳上、欧阳军喜等学者的研究形成对话，同时认为如果更集中于对《实业计划》文本本身的探讨，会更有深度。此外，周月峰提出，孙中山与胡适二人由于关心的议题较为不同，其思想更多可能是错位的，而不是“迎面碰撞”，无论“赞成”说或“反对”说均不足以准确表述他们的关系。不过，随着时间的改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孙中山在思想界的影响迅速增强，胡适方才重视孙的思想观念，予以公开批评，此时才终于有了“迎面”的意味。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蒋凌楠的报告，以sabotage为例，探讨五四后期的社会主义思想资源之传入与落地。她首先追溯了这一理念在法国与美国的兴起与流行，及其在工团主义思潮和国际工运史中的重要地位；进而考察它在二三十年代的运用，讨论近代中国政治与工人运动中的道德与手段等问题。这一概念的传入与运用，呈现了“五四”与其后中国政治历史进程的联接之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赵妍杰博士的评议指出，本文处理翻译、政治与历史的关系，透过一个词来展现政治文化的转变，时间跨度从五四前后到抗战胜利后等几个关键时期。不过，也可以关注晚清无政府主义者言论中相关词汇的翻译以及这些译词与五四时期的关联与转变。其次，这个词是否受苏联的影响尚需进一步厘清。再次，国民党建立国民政府前后对于怠工态度之转变，或许可以呈现这个词与现实政治的紧张性。总之，Sabotage从翻译文本、政治文本之间的流动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第三场讨论，由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徐涛主持。首先是赵妍杰博士的报告，她提出把“情感”带回五四，考察新文化运动的“浪漫”面相。五四新文化时期很多“新青年”向杂志投稿，控诉父母的“专制”、生活的烦闷，宣泄人生的困惑。这种源自私人场合的情感表达在晚清时期，基本是放在日记中不予公开的；到了五四，许多人则开始把私人情感置入公共性的语境中。在五四前，傅斯年已经指出，情感是比思想更有创造力的力量；学者张灏、罗志田也曾提及五四运动中的情感导向。至于“浪漫”，文中不是指西方浪漫主义的浪漫，也不是浪漫爱情的浪漫，而更多是指一种情感的爆发、一种非理性的状态，这种情绪与状态而且可以从学生蔓延到教师。袁一丹对本篇报告的评议，提出：第一，文章更多强调情感“热”的一面，实际上还有“冷”的一面，如鲁迅便是“冷”的典型。五四运动很多时候就在这“热”与“冷”的两极之间回旋，鉴乎此，我们不仅要关注情感温度的高点本身，还要关注它蒸腾、凝固与冷却的动态过程。第二，我们还可以关注“疾病”问题，比如文学作品中的肺结核之类与人物形象和情感表达的关系。第三，可以关注五四时代“疯人疯语”的问题，如鲁迅、周作人、傅斯年等都有相关篇章。第四，可以反面论证，情感炽热往往意味着理性的淡薄，那就可以研究较理性的声音当时是如何被压抑的。

另外沈洁谈到，当某种情感成为时代症候，那么它便不是个人化、情绪化的，指向的是社会与政治。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情感史放在晚清以降的中国革命的整体脉络中讨论，那么问题可能就变成，从晚清到五四，甚至后延，个人的、家庭的、情感的浪漫，最终都指向一种更至高意义的浪漫——革命的浪漫。革命成为最高意义的浪漫主义。这个浪漫，或者说情感史，是与伦理革命连在一起的。这个有关革命的道德、浪漫，这些有关唤醒和觉醒的故事，都在主张猛回头式的破坏主义，所以时人讲“迷乱的人心”，很大程度与之相关。张仲民则提出，当时人可能有故意激烈的一面，这种激烈存在一定的策略性成分。据此，“浪漫”会不会是一种乌托邦决定论式论述，我们后来人觉得他们是非理性的，但当事人可能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瞿骏则提到，五四的“浪漫”是中国之前既有浪漫风习的延长，还是一个新的开端？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徐佳贵博士的报告，探讨上海《新教育》月刊与新文化运动初起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目前学界关乎五四新文化期刊史的研究，已开始反思“北大中心主义”；本文就是讨论五四前后东南教育界的一段办刊历史。《新教育》的创办，实际上是在上海的江苏省教育会以自身为枢纽，与北大、南京高师等结成网络性的会社（新教育共进社），以造成全国性的文教革新声势，刊物主干则是江苏教育会的交际干事蒋梦麟。而《新教育》倡导的“平民主义”，凸显了同人“在教言政”的立场，这一立场促使编辑同人公然将五四事件后的爱国风潮并接既起的思想文教新潮，进而参与促成了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瞿骏针对本篇报告谈了几点看法。第一，蒋梦麟当时似乎有一个蔡元培接班人的形象，这个形象的建立过程，值得详论。在运动中，蒋是因他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的身份取得这样醒目的地位，还是关乎他其他方面的资本或能力？张仲民则在讨论中指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江苏省教育会相关的省内、省外政学网络很是复杂，值得深挖。

本次工作坊的发言相当热烈，导致时间拖长。综合讨论阶段，各位与会者就之前的意犹未尽之处发表了一些补充性的见解。最终，工作坊在拖长约一刻钟后结束。一直以来的五四新文化研究，早已硕果累累，但若能继续拓宽思路，拓展时间或空间之维，老树便依然有萌发新枝的可能。